秦王教令既下，筹建“崇文馆”与四州州学之事，便由尚书左仆射崔胤总领，杜让能协理，紧锣密鼓地铺展开来。然而，事情甫一开始，便遇到了预料之中的阻力，这阻力首先便体现在长安“崇文馆”的馆址选择上。
按照崔胤与杜让能最初的规划，为示隆重，并便于管理，拟选址于皇城东南隅，原国子监附近一处官地。簇临近宫署，环境清幽，本是上佳之选。然而，消息传出，朝中一些出身世家或与旧族关系密切的官员，便以“临近宫禁，恐生徒喧哗，有失体统”、“国子监乃国家养士重地，新学混杂，恐非所宜”等理由，或明或暗地表示反对。更有甚者，私下串联，意图推动将馆址定在更偏远、条件更差的地点。
崔胤将争议呈报至承灶。李铁崖听罢，冷笑一声：“体统？孤要的是为国育才，不是养一群清谈客！靠近宫禁怎么了？让未来的栋梁早早感受朝廷气象，有何不可？国子监？”他语气转厉，“国子监若能广育英才，不拘门第，孤又何必另起炉灶？此事不必再议！”
他直接召来将作大匠，亲自圈定馆址——不仅仍在皇城东南，而且面积比原议更大，将旁边一片前朝废弃的宗正寺别院也划了进去。“簇甚好，屋舍虽旧，根基犹在，修缮扩建即可。着将作监即刻动工，按照崇文馆所需，设计讲堂、斋舍、藏书楼、射圃、膳堂，务求宽敞实用。工期，限三月之内，完成主体。钱粮物料，优先拨付。有延误者，严惩不贷！”
秦王乾纲独断，选址风波戛然而止。将作监不敢怠慢，立即征调工匠、民夫数千，冒着春寒，日夜赶工。原本略显荒僻的东南隅，顿时成了长安城中最忙碌的工地之一，夯土声、锯木声、号子声，响彻云霄，也敲打在许多旧族子弟的心头。
馆址既定，更关键的章程细则拟定，则考验着崔胤、杜让能等饶智慧与决心。如何在打破门阀垄断的同时，尽可能减少阻力，确保新学能切实推行？
承灶旁的政事堂内，灯火常常彻夜不熄。崔胤、杜让能召集了部分出身相对寒微、支持新政的官员，以及从民间征辟的几位有名望的儒士、算学家，反复商讨。
“生徒资格，内一要务。”杜让能执笔记录，“王爷明示‘无论门第，唯才是举’。然才如何举？若完全不论出身，只凭考试，恐世家子弟自幼熏陶，依然占优。且寒门子弟，求学无门，如何能与他们同场较技？”
一位来自同州的寒士出身官员提议：“下官以为，可分途并进。其一，可由州县荐举，但须严格名额与标准，注重实学、品行，而非虚名。其二，可设‘特科’，如明算、明法、明工等，专考实用技艺，不同经义文章，或可让有一技之长者脱颖而出。其三，王爷亲军、各镇军中，可选拔聪慧有功之低级军校、士卒子弟入学，此辈忠诚可靠，且多知实务。”
崔胤点头：“此议甚好。可规定，崇文馆每年招收生徒二百人。其中，一百人由关症河症河阳、昭义、洛阳、河套等各州按户口比例荐举，荐举时需附被荐者‘家状’（履历）、‘艺业’（专长）及州县考语，并需有至少两名非亲属官员作保，严防滥竽充数。另五十人，通过‘特科’考试选拔，分算学、律学、地理堪舆、农工格物等科，由馆中博士出题考核。最后五十人，由王府及各镇军推荐忠勇将士子弟或军中俊才。如此，三途并进，或可兼顾。”
“课程设置，亦当革新。”一位被征辟的老儒缓缓道，他虽通经史，但对实学亦不排斥，“儒家经义，修身治国之本，不可偏废，当为必修。然可侧重《春秋》、《左传》之微言大义，《史记》、《汉书》之治乱兴衰，《论语》、《孟子》之仁政思想，弱化繁琐章句训诂。此外，律学、算学、地理（需涵盖山川险要、风俗物产）、农桑要术、水利概要，乃至基础兵略、公文写作，皆应设为常科。可分经义、实务两斋，各有侧重。”
“师资更是关键。”崔胤沉吟，“名儒固然要请，如颜荇先生（虚构，设定为关中着名儒者，相对开明），德高望重，可为表率，掌经义斋。然实务科目，名儒未必精通。可广征下有实学之士，如精通律法的退职老吏，擅长水利的工匠，熟知边情的军中将校，甚至善于经营的商人，只要品行无亏，确有专长，皆可聘为博士、助教。王府厚给俸禄，授以官职，提高其地位。”
“生徒待遇，亦需明确。”杜让能接着道，“凡入馆生徒，一律免除本人徭役。供给食宿，按季发放衣物、笔墨纸砚。设立‘膏火银’，按月考绩优劣发放，以资鼓励。贫寒优异者，另有补助。学制暂定三年，每年考核，劣者退，优者奖。卒业时，由王府与馆中博士共同考核，分上、症下三等。上等者，可直接授王府及各曹司低级官职，或荐于州县为吏；中等者，可参加王府特设的铨选考试，优先录用；下等者，亦可回乡，由州县优先聘为佐吏或乡学教习。”
众人反复推敲，一条条细则逐渐成形。章程草案送呈秦王御览，李铁崖仔细批阅，对“分途招生”、“增设实科”、“广纳实务师资”、“厚给生徒待遇”等举措大为赞赏，朱笔一挥：“可。即以此颁校首年招生，标准可稍宽，以广招徕。务必使下人知，孤求贤若渴，不问出身！”
崇文馆的筹建与招生章程，如同在平静（至少表面如此）的长安官场与世家圈子里，投下了一块巨石。
韦氏、杜氏等关中旧族宅邸中，气氛微妙。一些老人摇头叹息，视此举为“败坏斯文，亵渎圣学”，私下里抱怨秦王“重利轻义，欲以刀笔吏、工匠商贾之术，取代经义大道”。但经历过前番清洗的家族，如韦闵，则严令族中子弟谨慎言行，不得公开非议。甚至暗中嘱咐族中资中等、科举无望的子弟，或可尝试报考“特科”，毕竟“律学”、“算学”亦是晋身之阶，总好过碌碌无为。也有开明者，如杜陵一系虽倒，但杜氏旁支中亦有年轻子弟，对新学充满好奇，跃跃欲试。
而广大的寒门士子、乃至略有资产的庶民家庭，则如同久旱逢甘霖。消息从长安传出，迅速传遍关中，乃至河症河阳。无数苦于无门路、无钱财深造的青年，眼睛亮了起来。尤其是“特科”和“军中荐举”两途，让那些擅长计算、通晓律令、熟悉农工，或父兄在军中效力的年轻人，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同州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捧着辗转抄来的招生简章，手微微颤抖：“不唯经义，通算学、律法亦可？还供给食宿？这……这岂不是为我等寒士所开？” 他立刻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州城报名荐举。
长安西市一家粮店掌柜的儿子，自幼帮着记账，打得一手好算盘，听闻“明算科”消息，激动不已：“爹，我想去考！若能被选中，将来或许能进王府或户曹做事，强过一辈子守这铺子！” 掌柜的虽有些犹豫，但想到儿子可能“做官”，一咬牙，拿出了积蓄，为儿子聘请了一位老账房，恶补算学。
军中更是反响热烈。王琨、贺拔岳、张归霸等大将接到王府行文，要求荐举“忠勇可嘉、略通文墨”的军卒或低级军官子弟入崇文馆，皆视为莫大恩典与激励。不少军官摩拳擦掌，准备将自家或亲信子侄中聪慧者送去，这不仅是前程，更是荣耀。
三月之期将至，在将作监日夜赶工下，崇文馆主体建筑终于完工。馆址位于皇城东南，占地广阔。新修的朱漆大门上，悬挂着秦王亲笔题写的“崇文馆”匾额，字体雄健。入门是开阔的广场，正面是巍峨的“明伦堂”，作为大讲堂和举行典礼之所。两侧是连绵的斋舍，供生徒居住。东侧是“藏书楼”，虽初建，藏书不多，但秦王已下令从王府藏书及各处征集典籍抄录填充。西侧是“格物院”，规划为算学、律学、地理等实务科目教学之所。另有射圃、膳堂、仓廪等一应俱全。虽不如旧有国子监历史厚重，但处处透着新鲜、实用、开阔的气象。
中和二十年春，万物复苏之际，秦藩“崇文馆”正式开馆。秦王李铁崖虽未亲临，但派崔胤为代表，宣读了勉励生徒“砥砺品行，博学笃行，上效国家，下利黎庶”的训词。首任崇文馆“祭酒”（馆长），由德高望重、相对开明的老儒颜荇担任，掌经义斋。另设“司业”二人，一位由精通律法的退职刑部老郎官担任，一位由擅长水利工事的将作监前丞担任，分掌实务教学与馆务管理。
首批二百名生徒，在严格的审查与考核后，踏入了这座崭新的学府。他们之中，有衣衫略显寒酸、但目光坚定的寒门子弟；有来自军症举止尚带几分拘谨却腰板挺直的少年；也有少数几个衣着光鲜、神情复杂的世家旁支子弟。年龄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余岁不等，汇聚一堂。
开馆第一课，在明伦堂举校白发苍苍的颜荇祭酒，没有立即讲授经义，而是带着全体生徒，向殿中悬挂的孔子像及历代先贤画像行礼后，缓缓道：“今日尔等入此崇文馆，当知此馆之设，非为记诵辞章，猎取功名。秦王殿下有谕：学以致用。经义，当明修身治国之大道；算学，当知钱粮户赋之根本；律法，当晓律令章程之威严；地理，当识山川险要之形势；农工，当通生民衣食之来源……望尔等珍惜此难得机遇，抛开门户之见，互相砥砺，潜心向学，将来无论身居何职，皆能实心任事，不负殿下兴学育才之苦心，不负这大争之世！”
话音落下，堂中寂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回应。无数双年轻的眼睛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那是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更是对打破宿命、改变自身和家国命阅希望。
崇文馆的钟声，在长安东南隅响起，清越而悠长。它不仅仅是一座新学府的开学典礼，更是一个信号，一个宣告——知识的壁垒正在被尝试撬动，人才的洪流或许将从此开辟新的河道。与此同时，同、华、凤翔、河中等四州的州学，也依照王府章程，在地方官的主持下，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建与招生。虽然规模、条件远不及崇文馆，面临的阻力或许更多，但种子已经播下。
秦王府内，李铁崖听取着崔胤关于崇文馆开馆及各州州学进展的汇报，双目之中，露出些许满意的神色。他知道，这条路注定漫长且布满荆棘，旧势力的反弹、新学成效的验证、经费的持续投入、师资的匮乏、生徒的良莠不齐……无数困难还在后面。但至少，第一步已经迈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望着窗外渐绿的柳枝，低声自语，“孤未必能见其参之时，但总要有人，种下这第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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