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组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秦念推动的“战略重心转移”已如投入静湖的石子，在研究院内部激起层层涟漪，并开始向更广阔的外部水域扩散。五月中旬，研究院首次“跨项目协同技术研讨会”在略显拥挤的大礼堂召开。与以往各项目组关起门来开会不同，这次会议主席台上坐着秦念、吴思远、张海洋、陈启元等各领域负责人，台下则混坐着来自不同项目组、不同专业背景的技术骨干，甚至还有几位被特意邀请来的、来自航、电子等用户单位的代表。
会议的主题直接而深刻：“面向重大工程应用的自主技术链协同——问题、需求与路径”。
开场由秦念定调，她没有任何寒暄：“今把大家聚在一起，不是来表功，也不是来诉苦，是来‘找茬’和‘配对’的。‘找茬’，是找出我们各个看似漂亮的突破点，在真正要串起来用到实际重大工程中去时，会卡在哪里。‘配对’，是看看谁手里的技术，能解决谁卡脖子的问题；谁遇到的难题，又可能在其他组那里找到思路。”
她目光扫过台下：“就从我们最近的成果开始。陈总师，您先来，如果现在有一型新发动机设计，准备全面采用‘玄甲-3’材料制作高压涡轮盘，在从图纸到最终产品这个链条上，您觉得除了材料本身性能，最大的不确定性和依赖点在哪里？”
陈启元站起身，走到台前悬挂的大型发动机结构图旁，拿起指示棒：“材料性能我们心里有底。但问题恰恰可能出在‘性能有底’上。”他的声音带着科研人员特有的严谨和一丝无奈，“新设计必然追求更高推重比，意味着涡轮盘结构更复杂、工况更极端。这给制造环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精密锻造，‘玄甲-3’的可塑性窗口比上一代材料更窄，对锻造温度、变形速率、模具设计的要求近乎苛刻，国内能稳定达到要求的大型锻造厂屈指可数，而且他们的工艺参数和我们的材料特性之间，还需要大量的联合试验来磨合。”
他指向涡轮盘上那些复杂的榫槽和冷却气道：“其次是机械加工。这些异型曲面、深窄槽道，对加工精度、表面完整性、尤其是加工过程中引起的残余应力控制，要求极高。用张总工他们的‘争气台’或许能解决一部分，但更基础的五轴联动加工编程、刀具轨迹优化、切削参数与材料特性的匹配数据库，我们几乎是空白，很大程度上依赖操作老师傅的经验和国外进口的cAm（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里的有限材料库。如果‘玄甲-3’的特性数据不在库里，软件给出的参数可能就是错的。”
陈启元的话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从“实验室性能”到“工程可靠产品”之间那道看似隐形却深不见底的鸿沟。台下许多来自材料、机械加工、数控领域的研究员纷纷点头，显然深有体会。
张海洋紧接着发言，他带来的是一段在沈飞拍摄的短视频片段，展示的是老师傅正对照着纸质图纸和一个简单的电子坐标显示器，手动调整加工参数。“大家看，这就是现状。我们的智能单元能监测振动、预警，但该用什么参数去加工‘玄甲-3’这种新材料的特定结构？最优的刀具路径怎么生成？ 这些最关键的工艺知识（Kno-ho），还锁在老师傅的脑袋里，锁在国外cAm软件的黑箱里，或者……根本不存在。”
他调出一张对比图，一边是国外某先进航空发动机制造商宣传片中流畅的全数字化加工流水线，一边是沈飞车间里“人脑+电脑+老师傅手副的混合场景。“我们的差距，不仅仅是几台高端机床，更是一整套贯穿设计、工艺规划、制造执孝质量反馈的数字化工具链和数据积累。没有这个，‘玄甲-3’再好的材料，也可能在制造环节因为不可控的工艺波动而性能打折甚至报废。这就是我们需要协同攻关的‘卡点’。”
话题自然引向了吴思远和王磊代表的EdA和数字化工具领域。吴思远接过话筒，没有直接谈EdA，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张工和陈总师提到的工艺规划、cAm软件、材料加工数据库，其核心底层之一，是几何造型引擎、物理仿真引擎和知识表达系统。这些同样是高端EdA工具、尤其是未来面向复杂三维集成（虽然还远）和机电一体化设计所必需的。目前，这些核心引擎，我们几乎全部依赖国外商业软件或开源代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针对‘玄甲-3’这样的特殊材料特性进行深度定制和优化。”
他看向台下用户单位的代表：“航八院的李工，你们在卫星结构设计中，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设计软件里的材料模型和实际材料性能对不上，导致仿真结果失真？”
被点名的航代表点零头，苦笑道：“太常见了。很多时候，仿真只是为了走个流程，真正定方案还得靠老专家的经验和大量的实物试验。数字样机？离真正可信还有距离。”
王磊在台下快速记录着。他意识到，吴思远正在将问题从具体的“加工‘玄甲-3’需要什么cAm功能”，提升到了更通用的“我们缺乏自主可控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核心基础软件”层面。这或许就是秦念所的“系统集成”背后，那些看不见却更致命的“地基”问题。
会议进入了激烈的自由讨论环节。一位年轻的热处理工程师提出，他们尝试建立“玄甲-3”热处理工艺仿真模型，但苦于缺乏准确的材料高温相变动力学参数和边界条件数据，而这些数据需要材料组提供大量精细实验，并与仿真组反复迭代。一位来自数控系统组的研究员则表示，他们想为机床开发更智能的自适应控制算法，但需要材料加工过程中更丰富的实时传感数据（如切削力、温度场分布）来训练模型，而这些数据的可靠采集本身就是难题。
问题越摊开，越是盘根错节，相互依赖。但也正因如此，那些原本在不同楼里、研究似乎不直接相关的团队，忽然发现彼茨工作原来可以如此紧密地咬合在一起。
秦念一直在倾听，偶尔插话引导或追问。会议最后，她没有做出任何具体项目安排，而是宣布了几项决定：
第一，成立一个虚拟的 “高端材料构件数字化制造协同攻关组” ，由陈启元、张海洋牵头，吴思远团队提供数字化基础技术支持，围绕‘玄甲-3’涡轮盘等两三个具体典型构件，开展从材料性能数据规范、到锻造\/加工工艺数字化建模、再到制造过程监控与质量反馈的 “全链条数字化试点” 。目标不是立刻产出产品，而是打通流程、暴露问题、积累数据、建立跨团队协作机制。
第二，启动院内 “自主工业软件基础模块”预研计划。在吴思远指导下，由王磊抽调部分人手，联合数学、力学、计算机图形学背景的研究人员，针对几何内核、特定物理场求解器等最基础的“轮子”，开始进行原理性研究和开源技术跟踪评估，不追求短期实用，只为“知其所以然”和未来可能的技术替代储备能力。
第三，建立 “用户需求-技术攻关”定期对接机制。邀请航、航空、电子等重点用户单位的技术负责人，每季度来院进行一次深度交流，不只听汇报，更要带着他们具体的、棘手的工程问题来，共同剖析哪些能通过现有技术改进解决，哪些需要立项攻关。
“协同不是把大家硬绑在一起开会，”秦念总结道，“而是围绕真实的、紧迫的工程问题，让不同的技术线自然‘缠绕’上去，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语言’和‘接口’。我们过去打下了不少桩子，现在，是开始在这些桩子之间架上第一根横梁的时候了。这根横梁可能一开始晃晃悠悠，但必须架起来。”
就在研究院内部开始艰难地尝试“架设横梁”时，外部那张更大的、由国际博弈构成的“网”，也在悄然收紧，并且出现了新的、更复杂的动向。
六月初，赵同志带来了一份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情报摘要。通过特殊渠道获悉，美国方面似乎对持续发酵的“李锐事件”和针对“华创”的诉讼，产生了某种策略上的微妙分歧。一方面，司法部和FbI倾向于继续施压，试图挖出所谓“技术转移网络”；另一方面，商务部及部分与半导体产业关联紧密的议员办公室，则开始担心持续的强硬姿态会过度刺激中国，反而迫使中国加速脱离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半导体技术生态体系，导致美国企业长期利益受损。
“有迹象显示，部分美国行业组织和公司，正在幕后推动一种‘限制但保持接触’（Restrain but Engage）的策略。”赵同志在核心层会议上分析，“具体可能体现在：在诉讼上保持高压，但在一些非核心的技术标准组织、学术会议上，适度放宽对中国研究人员和企业的参与限制，甚至发出一些看似友好的合作试探。目的可能是：既保持遏制力，又避免把我们彻底推向‘另起炉灶’的绝境，同时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渠道，继续了解和影响我们的技术发展。”
“打个巴掌，再给颗甜枣？还是想看着我们，甚至引导我们往他们希望的方向走？”陆野皱眉。
“都有可能。这比单纯的封锁更复杂。”吴思远沉吟，“比如，他们可能会在某个国际标准工作组里，对我们的一项非核心提案表现出兴趣，换取我们在另一项关键提案上的让步。或者，邀请我们的学者参加某个高水平但主题敏感的研讨会，在会上用前沿观点吸引我们，实则套取我们真实的研究重点和水平。”
几乎是为这个分析做注脚，几后，王磊收到了两封几乎同时抵达的邮件。一封来自那个曾邀请吴思远参与“开放EdA研究倡议”的麻省理工学院年轻教授，邮件语气热情，称该倡议获得了某着名基金会资助，即将启动第一个实质性研究项目——“面向异构计算的设计空间探索框架”，再次诚挚邀请中方团队参与，并暗示“可能有少量资助用于支持国际合作者”。附件是一份详尽的项目计划书，技术内容确实前沿。
另一封邮件，则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内邮箱，署名是“一位关心中美科技交流的友人”。邮件内容简短，提醒王磊注意，麻省理工那个倡议的主要资助方——那个基金会，虽然表面独立，但其理事会成员与多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关系密切，并建议对合作“保持最大程度的审慎和清晰的知识产权边界界定”。
两封邮件，一明一暗，一邀约一警告，将那种“限制但保持接触”的复杂性与危险性，具象地推到了王磊面前。
与此同时，周明在上海的“华创”公司，也在法律与市场的夹缝中，感受到了另一种“织网”的力量。新思科技的诉讼依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空中，漫长的证据开示程序消耗着公司宝贵的现金流和精力。但市场端，却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一家此前对“华创”工具兴趣缺缺的欧洲中型半导体公司，其亚洲区技术负责人突然主动联系，表示正在评估供应链多元化，对“华创”工具在特定工艺节点上的支持能力“很感兴趣”，并提出可以进行一次“非排他性的技术评估合作”，甚至愿意支付一笔评估费用。
“事出反常必有妖。”周明在电话里对秦念和吴思远汇报时，充满警惕，“这家欧洲公司一直是新思科技的稳定客户。他们突然转向我们，哪怕只是评估，也足以向新思科技传递压力信号。我怀疑，这背后可能有某些力量在推动，想利用我们作为制衡新思科技的筹码，或者……借此机会深入评估我们工具的真实水平和架构特点。”
“你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秦念在电话那头肯定，“但这也是机会。关键在于，如何在不泄露核心机密、不陷入对方节奏的前提下，利用这种接触。可以同意评估，但评估范围、方式、数据提供，必须由我们主导，签订严格的保密协议。同时，借此机会，反向了解欧洲市场的需求和认证流程。他们想织网网住我们，我们也要学会在网中移动，甚至找到利用网线借力的方法。”
织网者与游网者。遏制与接触。压力与机会。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张覆盖技术、法律、市场、学术、情报的多维立体之网。
研究院的灯光下，秦念站在办公室的全国地图前，目光掠过那些标注着合作单位、潜在用户、竞争对手以及情报关注点的城剩她感到，这场科技自立之战，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更加错综复杂的阶段。不再仅仅是冲锋陷阵攻克技术高地，更要学会在弥漫的迷雾与交织的网罗中，保持方向，协同力量，在防守中寻找进攻的缝隙，在接触中筑牢防御的堤坝。
“横梁要架，网也要破，更要学会在网中行走。”她低声自语，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某个代表未来潜在产业聚集区的位置点零。那里，还是一片空白，但或许，正是需要提前落子布势的新战场。
窗外，夏夜已深，星河低垂。研究院里，那些为“架设横梁”而碰撞的思路，为“破解迷局”而分析的情报，为“行走网上”而制定的策略，正化作键盘敲击、图纸勾勒、数据演算的无数微响，汇聚成这个古老国度在科技长征路上，一段深沉而有力的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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