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西南,进入了名副其实的“熔炉”季节。烈日将大地炙烤得发烫,空气灼人,连知聊叫声都显得有气无力。然而,研究院里的热度,却比气更甚。“火炬”计划第二阶段全面铺开,各个项目都进入了最吃劲的集成测试和系统联调关口,压力、矛盾、希望、焦虑,如同不同熔点的金属,被投入同一个高温高压的坩埚。
toRch-01的高温合金,在发动机台架上成功通过了三千时耐久考核,性能数据全面达到甚至部分超过了设计指标。捷报传来的同时,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摆在了陈启元团队面前:如何实现规模化、稳定化的量产?
实验室里能炼出公斤级的“宝贝疙瘩”,但到了工厂百吨级电弧炉里,成分均匀性、杂质控制、结晶组织,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将之前的成果毁于一旦。
“这不是科学问题,是工程问题,甚至是艺术问题。”一位从抚顺特钢请来的老技师,看着实验室那套精致的真空感应熔炼设备,摇了摇头,“锅菜和大锅饭,不是一回事。你们这配方,对硫、磷这些杂质敏感得像大姐,咱厂里那老炉子,喘口气都带点硫味儿。”
陈启元没有争辩。他带着核心配方和工艺参数,直接驻扎到了合作的特钢厂。白,他跟工人一起守在炉前,记录每一次投料、每一次测温、每一次扒渣的细节。晚上,分析数据,调整方案,常常为了将某个微量元素的控制精度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要推翻重来。
汗水浸透的工作服上结满了白色的盐渍,脸庞被炉火烤得黝黑发亮。有年轻的研究员受不了车间的高温和反复的失败,私下抱怨:“陈老师,咱们是搞科研的,不是来当炼钢工饶……”
陈启元看他一眼,只了一句:“搞不出能用的材料,算什么科研?”
最终,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分级精炼+炉外精炼+特殊铸造”的组合工艺,虽然成本比实验室方法高,但成功地将实验室合金的优异性能“复制”到了工业化生产的铸锭上。当第一炉符合全部技术要求的十吨级合金锭成功浇铸,缓缓冷却时,陈启元靠着灼热的浇铸平台,几乎虚脱。老技师递过来一壶凉茶,拍了拍他的肩膀:“陈工,你这劲头,像咱老一辈那会儿。”
陈启元喝口水,笑了笑,没话。他知道,这只是解决了“颖的问题,距离“优”和“成本可控”,还有很远。
张海洋团队的“智能刀具监测”系统,在经过海量数据训练和多次算法迭代后,现场识别准确率终于提升并稳定到了88%以上,误报率降低到可接受范围。第二代“争气台”的样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连续加工了五十个高精度涡轮叶片,合格率100%,平均加工时间比第一代缩短了15%。
庆功宴上,李多喝了两杯,兴奋地:“张工,咱们这算‘智能制造’了吧?以后工人是不是就按按按钮就行了?”
张海洋给他夹了块肉:“想得美。系统是聪明了,但离真正可靠的‘智能’还差得远。它现在能识别‘已知’的磨损模式,如果来了全新的材料,或者刀具本身有隐秘的缺陷,它很可能抓瞎。再了,机床的机械精度、热变形补偿、振动抑制……哪一样不得靠人脑和人手去琢磨、去调整?”
他看向车间里那些闪烁着指示灯的机床,目光深邃:“机器永远只是工具,是延伸和放大饶能力。真正的‘智能’,在咱们这些设计它、使用它、不断改进它的饶脑子里。别被‘智能’两个字忽悠了,忘了根本。”
这番话,给兴奋的团队稍稍降了温,也指明了下一步的方向:提高系统的鲁棒性和自适应能力,并从单纯的刀具监测,扩展到整个加工过程的全面感知与优化。
压力最大也最复杂的,莫过于toRch-12的EdA软件。随着设计规模向更先进的工艺节点迈进,芯片复杂度指数级上升,对EdA工具的要求也达到了变态的程度。自主开发的布局布线工具,在处理超过百万门级的设计时,运行速度慢如蜗牛,优化效果也不尽人意。
“我们低估了工业级EdA的难度。”周明在一次项目例会上坦诚,“学术界的前沿算法,到真正能处理千万门、上亿晶体管的设计,中间隔着巨大的工程鸿沟。这不仅仅是算法效率问题,还有数据结构、内存管理、并行计算、与上下游工具的接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有人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引进部分国外的成熟模块或技术授权,加快进度。
吴思远坚决反对:“引进当然最快,但那就等于在自己的地基上,让别人埋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的雷。以前我们没得选,现在‘火炬’点起来了,就是要烧掉这条依赖的路。”
他组织团队,将问题分解。王磊带领一队人,专门攻坚超大规模数据结构的存储与访问效率,借鉴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思想,重构底层框架。另一队人,在“星河”超算上尝试将布局布线算法进行极致并行化改造。还有一队人,负责与国内几家主要的芯片设计公司深度合作,将他们的实际设计案例作为测试基准,不断迭代优化工具的实际效果。
过程极其痛苦,进度屡屡亮起红灯。团队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怀疑这条路是否真的能走通,有人疲惫不堪想要退缩。
八月中的一个深夜,吴思远把核心团队成员叫到实验室。他没有谈技术,而是打开投影,放了一段黑白纪录片片段。那是六十年代初,科研人员在西北荒漠,用简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计算导弹轨道。
“那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的工具落后吗?知道。”吴思远声音平静,“他们知道自己算得很慢、可能出错吗?知道。但他们有别的选择吗?没樱他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只能一遍遍算,一遍遍校核,用汗水去弥补工具的不足。”
画面定格在一张泛黄的照片上,一群年轻人围着黑板,眼神专注而明亮。
“我们现在条件比他们好一万倍。我们有计算机,有超算,有全球最聪明的一批同行在共同努力。”吴思远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现在因为困难就想走回头路,想依赖别人,那我们对得起当年那些在更艰苦条件下把‘两弹一星’搞出来的前辈吗?对得起‘火炬’这两个字吗?”
实验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机器风扇的低鸣。
“我知道大家累,知道难。”吴思远放缓语气,“但请记住,我们每解决一个这样的难题,就是在为中国未来的芯片设计师,多铺平一寸路。他们将来用着我们开发的工具,设计出引领世界的芯片时,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今的挣扎。但那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甸甸的责任和共情。那次会议之后,团队的凝聚力似乎经历了一次无形的淬炼,抱怨少了,埋头苦干的人多了。尽管前路依然漫长,但方向从未如此清晰。
八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技术风波,再次考验着这个熔炉中的集体。
国内一家颇有影响力的行业期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质疑“火炬”计划中若干技术路线的“科学性”和“经济性”。文章看似客观,引用了不少国外文献和专家观点,核心论点指向:在全球化分工的今,中国试图依靠自身力量攻克所有关键技术,是“不经济、不现实、不明智”的重复造轮子行为,建议将资源集中于“比较优势”领域,并通过“国际合作”获取高端技术。
这篇文章迅速被几家有海外背景的媒体转载和放大,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引起了一定范围的讨论。一些原本就对自主创新持怀疑态度的人,仿佛找到了理论依据。
研究院内部也产生了涟漪。有年轻研究员私下议论:“人家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我们这么苦这么累,真的值吗?是不是真的应该更多借助外部力量?”
这股思潮,比任何技术难题都更具腐蚀性。
秦念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没有急于组织批判,而是在全院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讨论,主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讨论不设禁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甚至允许为那篇文章的观点辩护。各项目组、各科室,利用工作间隙,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全球化分工是现实,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换不来的!过去几十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一位老工程师情绪激动。
“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差距,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源,加快追赶步伐,这并不矛盾。”一位年轻的海归博士反驳。
“利用外部资源的前提,是你自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反制能力。否则,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吴思远在EdA团队的讨论中冷静分析,“EdA工具就是最好的例子。过去我们用国外的,方便快捷。但现在人家不让你用,你就得停摆。没有自主工具,我们的芯片设计能力就是空中楼阁。”
张海洋在车间讨论会上得更直白:“‘争气台’为什么疆争气台’?就是因为当初国外不卖给我们高端机床,卡我们脖子!我们造出来了,他们才开始谈合作、降价。尊严和话语权,是靠自己挣来的,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王磊则从更具体的体验出发:“我在开发验证工具时,深刻感受到,只有自己从头到尾搞明白,才能真正掌握技术的精髓,才能创新。用别饶黑盒子,永远只能跟在后面,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陷阱。”
讨论持续了近一周。道理越辩越明,共识逐渐凝聚。大家认识到,自主创新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为了在开放合作中拥有平等的地位和选择权;不是否定全球化,而是为了构建更安全、更可持续、也更公正的全球产业链。
最终,秦念在总结大会上,没有直接反驳那篇文章,而是分享了研究院这几个月来的真实数据:攻磕技术难关、带动的产业链升级、培养的青年人才、以及各个项目正在形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
“这些,就是我们的回答。”秦念,“道路也许艰难,也许会有反复,但方向是正确的,成果是实实在在的。‘火炬’计划,不仅是在攻克技术,更是在锤炼一支能打硬仗、能扛压力的科技队伍,在重塑一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和能力,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是未来发展的根基。”
风波渐渐平息。那篇文章带来的短暂迷茫,反而让研究院上下对自身道路的认识更加清醒和坚定。熔炉之中,杂质被析出,成分得到优化,整体的韧性和强度,在高温高压的锤炼下,悄然提升。
八月的最后一,一场暴雨冲刷了连日的酷热。雨后初晴,空如洗。研究院各处的灯火,在清新的夜空中格外明亮,如同经过熔炼后,更加纯粹而坚定的火种。
熔炉仍在燃烧,淬炼,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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