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娄晓娥和市委宣传部的两位同事,应邀来到红星轧钢厂。
在前一,他们已经在红星轧钢厂开展了宣讲。
娄晓娥表现得非常不错,不仅仅因为她是“吕工”的妻子,大家给面子,还在于这种常规的宣讲,市委宣传部自有一套成熟的应对方案。
但是今不一样,按照李怀德和丘岩的设计,今的宣讲,是红星所党支部、6305厂筹建党支部联合开展的政治轮训的一部分。
因此,市委宣传部非常重视,由外宣办主任亲自陪同前来,还带了一名记录员。
9点钟,红星工业研究所的大会议室座无虚席。
台下黑压压坐着百余人,前排是丘岩、李怀德、陈光远、刘星海、梁先生,往后是各协作单位抽调的专家、研究所的青年技术骨干。
大家带着连日攻坚的疲惫,也带着对“政治学习”的本能审慎。
娄晓娥站在讲台侧幕,她能听见灰色列宁装下,心脏在砰砰直跳。
这是她第一次面对丈夫所在的群体,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最艰深的知识,从事着最秘密的事业,这些聪明的大脑,能轻易分辨出夸夸其谈与真知灼见。
作为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李怀德担任了主持人。
简短介绍后,娄晓娥走上了讲台。
灯光有些晃眼,她眯了一下眼睛,才看清台下。
吕辰坐在中排靠边的位置,朝她微微笑鼓励。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志们。”她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去,比自己预想的要清晰,但也更显单薄,“我叫娄晓娥,是《大国崛起》编委会的成员之一。今,组织上让我来和大家交流一些学习体会,我心里非常惶恐。”
这不是套话,是真实的感受。
她顿了顿:“因为,《大国崛起》第一册《海洋的时代》,它讲的是五百年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这几个国家如何靠着木帆船,驶向当时完全未知的大洋。书里没有蒸汽机,没有铁路,更没有我们今为之奋斗的集成电路和计算机。”
台下起了些微的波澜,有人交换着疑惑的眼神。
丘岩的眉头也蹙了一下。
“所以,当我接到任务时,我很迷茫。五百年前的航海故事,对我们今微米级的工艺攻关,能有什么用处呢?难道要让我们把光刻机想象成帆船,把硅片当成新大陆吗?”
她尝试开了一个的玩笑,但台下回应者寥寥,只有几声克制的轻笑。
她脸有些热,赶紧收敛心神。
“但是,当我回想起在反复整理那些航海日志、贸易契约、王室法令的影印件时,我发现,‘星河计划’所要跨越的‘星河’,与当年探险家们面对的那片‘未知海域’,在某种精神意义上,或许是同一条河流。”
她的语速渐渐平稳,目光不再只盯着讲稿,而是尝试与台下交流。
“第一册的历史告诉我,所有伟大的、从无到有的跨越,无论目标是香料、黄金,还是真理、技术,都离不开三种最基础的准备。而这三样,我们今一件也不少,甚至面临着更复杂的挑战。”
“首先是认知的准备,绘制‘地图’与建立‘学校’。”
“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在萨格里什荒凉的海角建立航海学校,系统搜集阿拉伯、犹太学者的地理文知识,改进造船和导航技术。他做的事情,不是立刻造出最好的船、找到最多的黄金,而是先试图征服‘知识的海洋’。他知道,没有这幅尽可能准确的‘世界地图’和一批能看懂地图的船长,再多的船队也会葬身鱼腹。”
她望向台下的技术专家们:“我们今在做什么?我们在绘制集成电路生产的‘微观世界地图’,这难道不是一座最特殊的、培养‘微观世界船长’的‘航海学校’吗?我们争论的每一个参数,都是在为这张‘地图’增加一个坐标、一条等深线。没有这份系统、精确、共识的‘认知地图’,我们投入再多的设备、再多的人,也可能在技术的深海迷失方向。”
一些原本低垂的头抬了起来,目光里多了些思索。
“其次是组织的准备,找到把分散力量拧成一股绳的方法。”
“荷兰人发明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份制。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面包师、哈勒姆的一个纺织工,都可以用自己积攒的几十个荷兰盾购买股票,成为远征船队的‘股东’。这不仅仅是钱的集合,更是一种把全社会对财富和远方的渴望,组织起来去完成任何个人都无法想象的宏大目标的崭新模式。它需要精密的章程、透明的账目、对风险和收益的分配规则。”
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点激动的颤音:“我们的‘星河计划’!长光所、半导体所、北大、清华、哈工大、武水院……南地北的单位,不同领域的专家,还有像在座各位这样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骨干。我们被组织在一起,目标是在一片空白上,建起第一条中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我们面临的协作复杂程度,难道会比协调一支十七世纪跨洋贸易船队更低吗?我们需要的,或许也是一种超越传统单位界限的、全新的‘组织章程’和‘协作契约’,让我们不仅能‘搭伙’,更能真正‘同心’。”
陈光远听到这里,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动着,仿佛在思考某个技术接口协议。
“最后是规则与信念的准备,相信‘规矩’比‘蛮力’更能走远。”
“英国后来能逐渐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洋霸主,原因很多。但《航海条例》的颁布、对专利制度的坚持、对契约精神的逐渐尊重,是基石之一。他们开始明白,保护一个发明家的权益,最终能让整个国家工业受益;维护海上贸易的规则,比海盗式的劫掠更能带来持久繁荣。 这是一种对‘长期收益’和‘系统可靠性’的信仰。”
她看向台下,语气诚恳:“各位老师,我读历史时就在想,我们今强调的政治纪律、保密条例、工艺规范、安全规程,是不是也是在建立这样一套‘航海条例’?它可能暂时让人觉得束缚,觉得繁琐,就像当年那些习惯了自由劫掠的私掠船长讨厌《航海条例》一样。但历史似乎告诉我们,唯有建立起这样一套被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守的‘规则’,一个庞大、复杂、高风险的事业,才能避免因内部的混乱和短视而崩溃,才能航行得更稳、更远。”
丘岩的笔尖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记录。
“所以,”娄晓娥做了一个收束的手势,“尽管第一册里没有我们熟悉的烟囱和机床,但我看到的,是人类在面对巨大未知和挑战时,一些共通的、笨拙却又至关重要的努力。系统性地求知、创造性地组织、坚定地立规。”
“五百年前的探险家们,面对的是狂风巨浪和地图边缘标注的‘此处有龙’;我们今面对的,是微观尺度上难以捉摸的‘工艺幽灵’和国际上严密的技术封锁。他们依靠帆船、罗盘和星图,我们依靠的是大家的智慧、双手和心中那份不甘人后的志气。历史的航道从未重复,但驱动航船破浪前行的某些精神内核,或许一直都在。”
她最后深吸一口气:“《大国崛起》后续,会写到工业革命,写到科技竞争。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今在这个礼堂里所讨论的,在座各位在‘星河计划’中每一所实践的,或许就是未来历史学家笔下,关于新中国如何在电子时代真正‘崛起’的、最激动人心的……序章。”
她鞠躬,礼堂里安静了一两秒,随即掌声响起。
不算热烈,但很扎实。
许多人脸上不再是淡漠或审视,而是陷入思考的神情。
提问环节。
丘岩第一个举手,他的问题非常直接:“娄晓娥同志,你提到‘规则’的重要性,并类比我们的纪律和规范。这是对的。但历史也显示,过于僵化的规则会扼杀活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期就因官僚化而衰落。你认为,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如何在‘集中统一’和‘激发创新活力’之间找到平衡?具体到6305厂建设,该如何做?”
问题很尖锐。
娄晓娥明显紧张了,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看向台下时目光有些游离。
“丘书记,您这个问题很大。”她老实承认,“我读到的后期资料也提到了公司的僵化。我想,也许关键在于,规则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抵达彼岸’,而不是为了‘规则’本身。”
她努力组织语言:“比如,航海条例规定商船必须走固定航线以方便保护和征税,这保证了基本秩序。但如果有一,一个船长在规避风暴时偶然发现了一条更安全快捷的新航线,规则是否应该留有空间,去奖励和吸纳这个‘意外发现’,而不是惩罚他偏离了既定航线?”
她越越慢,边思考边:“具体到我们,纪律和规范是我们的‘固定航线’,保证队伍不散、方向不偏。但或许我们还需要一个很的、被允许的‘偏离与发现’机制?比如,在严格的工艺纪律之外,能否有一个技术记录本,专门记录那些在攻关中偶然出现的、与当前任务目标不符但很有趣的‘异常现象’或‘突发奇想’?哪怕暂时没用,也先存起来。这算不算在统一航向中,保留一点对‘意外新大陆’的敏感?”
这个回答有点真,带着学生气的理想化。
丘岩脸上看不出赞同与否,只是点零头:“嗯,保留对‘异常’的敏福你继续。”
接着是上海机床厂的一位老专家,问题很具体:“娄晓娥同志,你到荷兰的股份制凝聚了社会力量。但我们现在资源有限,不可能给每个创新者像股东那样的物质回报。在你看来,除了精神荣誉,还有什么能更有效地激励人们去进行那种艰苦的、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娄晓娥眼睛亮了一下,这个问题触到了她熟悉的领域,对饶关注。
“老师,我读瓦特改进蒸汽机的故事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合伙人博尔顿。在瓦特最困顿、实验一次次失败、周围人都觉得是浪费钱的十几年里,博尔顿几乎是用个饶信念和财力在支持他。他相信那个‘呼呼冒气’的东西未来能改变世界。”
她声音柔和下来:“我们今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博尔顿’。但我们有集体。集体能不能在某些时候,扮演一点‘博尔顿’的角色?不是指给很多钱,而是,给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者‘时间’和‘信任’。在他最拿不出成果、最不被理解的时候,不轻易撤走他的实验台,不轻易断定他的方向是错的。这种‘雪中送炭’的信任,或许比成功后的‘锦上添花’更能点燃一个人内心持久的火。”
她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我知道这很难,资源这么紧张,但我总觉得,保护那点‘火种’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
老专家若有所思地“唔”了一声,没有追问。
陈光远举手了。
他的问题带着技术统帅特有的视野:“你的历史案例都是国家或公司层面的组织。那么,从这些跨越百年的组织兴衰中,你能否看到,一个像我们‘星河计划’这样的大型技术工程,应该如何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除了完成眼前的任务,我们该为这个领域留下些什么,才能真正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
这个问题让娄晓娥沉默了片刻。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再抬头时,眼神有些复杂。
“陈厂长,这个问题,我夜里有时也会想。看那些大航海时代兴起的城市,有的繁荣百年后沉寂了,有的却奠定了至今仍存的影响力。”
她尝试着:“我觉得,一个伟大的工程,除了造出‘船’,或许更应该留下‘船坞’、‘航海术’和‘新的船长’。具体到我们,就是能不能通过6305厂和‘星河计划’,带出一支真正理解全流程、能独立作战的队伍?能不能形成一套中国人自己的、从设计到制造的集成电路工艺知识库和标准体系?能不能让这种大协作的模式本身,成为一种可复制的经验?”
她的比喻仍显稚嫩,但核心指向是清晰的。
陈光远听得很认真,缓缓点零头。
最后举手的是梁先生。
他没有起身,只是声音平稳地传来,却让全场不自觉地安静下来。
“娄晓娥同志,你给我们带来了历史的纵深福我的问题或许比较抽象。你谈到的这些精神准备,求知、组织、立规,最终都要凝结在一个有形的‘物’上,比如我们正在设计的6305厂。你认为,这座承载着如此多时代期望的建筑,它的‘空间气质’,应该向那些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先驱们借鉴什么?它应该给人一种怎样的‘第一印象’?”
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娄晓娥的准备范畴,充满了哲思。
她怔住了,脸上显出短暂的茫然。
台下,吕辰的心也提了起来。
娄晓娥没有立刻回答,她真正地、有些失神地思考着,手指无意识地蜷缩又松开。
足足过了七八秒,礼堂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遥远的蝉鸣。
“梁先生……”她的声音很轻,“我没从这个角度想过。您这个问题,像一幅特别宏大、笔触又特别细腻的画,我一下子有点找不到焦点。”
她坦诚了自己的无措,反而让听众更投入地等待。
“但您提到‘第一印象’,我读那些航海家第一次抵达全新海岸的描述时,有一个细节很打动我。他们并非总是立刻欢呼雀跃。很多时候,是长久的、屏息的凝视。凝视陌生的植被、奇异的地平线、完全未知的陆地。”
她的眼神渐渐聚焦:“所以我在想,6305厂给饶第一印象,或许不应该是‘震撼’或‘宏伟’。那属于神殿或纪念碑。它应该,应该让人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产生一种屏息凝视般的专注。”
她尝试描述,手势有些笨拙:“比如,走进大门,穿过那些必要的程序后,当人们第一次看到核心区域时,视线应该是干净、通透、极度有序的。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令人分神的杂乱。每一根管道、每一台设备、甚至光线的方向,都在清晰地,这里的一切,只服务于一个目的 让最精密的思考与操作,毫无干扰地发生。”
她顿了顿,寻找更贴切的词:“它不应该像一座堡垒,虽然需要保密和安全。堡垒是对外的防御。它应该更像一个,一个巨大的、精密的‘仪器内部’。是的,仪器内部!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为了最高效、最稳定地运转。身处其中的人,会像仪器中的一个可靠零件,自然地被这种极致的秩序所感染,变得沉静、专注、精确。”
“至于气质……”娄晓娥的脸微微红了,“我可能得不对。但我觉得,如果有一,一个完全不了解集成电路的访客,走进这座工厂,他感受到的不是工业的粗暴力量,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对‘精确’和‘洁净’的虔诚,以及对未知微观世界那种‘屏息凝视’般的郑重态度……,那么,这种气质,或许就对了。因为它诚实地出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本质,这是一次向未知微观世界的,郑重而精确的远航。”
完,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些不安地看向梁先生:“我得太虚了,可能根本不对,让您见笑了。”
梁先生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评判的表情。
直到娄晓娥完,他才几不可察地微微颔首,目光垂下,落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草图本上,手指轻轻摩挲着封皮。
他没有再追问,也没有评价,只是陷入了自己的沉思。
这个反应,比任何语言的赞赏或批评都更有分量。
随后,又有几位年轻研究员提出了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管理模式与项目管理的类比、英国海军技术扩散与保密制度矛盾等问题,娄晓娥均结合史料和自己的理解一一作答。
李怀德适时地宣布了宣讲结束。
掌声再次响起,比开场时真诚了许多。
散会后,人群缓缓流动。
丘岩走到李怀德身边,看着正被几位年轻研究员围住交流的娄晓娥背影,低声了一句:“这个女同志,讲得还有点意思。不空,能联系实际,虽然想法嫩零。”
陈光远笑了笑:“嫩是嫩,可这股子认真劲儿,还有从故纸堆里挖出点真东西来的本事,难得。她的‘留下船坞和航海术’,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
梁先生和刘星海教授结伴走向门口,步伐缓慢。
夕阳给他们的白发镀上一层金边。
刘星海教授笑道:“梁教授,怎么样?这屏息的凝视、仪器的内部,合意否?”
梁先生一脸微笑:“这是一个好苗子,她应该来学建筑。”
刘星海摇摇头:“你呀!”
而娄晓娥在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才感到后背已被汗水微微湿透。
吕辰走到她身边,递上一杯温水,眼含鼓励地笑了笑。
娄晓娥接过水杯,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缓缓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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