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的后劲缠了我整整一，直到第二清晨，胃里的灼痛感才渐渐退去。
日子又回到往常的节奏，下村、写材料、学方言，偶尔也跟着参加酒局，慢慢的，也能喝上几杯白酒，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狼狈。
只是每当夜深人静，看着窗外的山影，总会想起苏玲玲，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信了。
刚来大山镇时，我每周都会给她写两封信。
我会详细描述大山的贫瘠与壮美，描述基层政府的忙碌与荒诞，描述方言的难懂和酒桌文化的猛烈，甚至带着点知识青年的优越感，分析基层治理的困境，字里行间充满了分享的渴望和寻求理解的期盼。
苏玲玲的回信开始还算及时，语气也带着关心和好奇。
“你们那里真的那么苦吗？”“还有那种事？”“你要照顾好自己。”
但渐渐地，她的回信变短了，间隔变长了。信纸上不再有她娟秀的字迹写满整页，而是寥寥数语，像是完成任务。
我试图跟她分享我观察到的“政治启蒙”，比如茶杯的学问、形式主义的无奈。
但她回信：“听起来好复杂，也挺没意思的，整就是这些人际关系和虚头巴脑的东西吗？还不如多做点实事。”
“实事？”我看着这个词，不禁苦笑。
在她看来，也许只有实验室里的研究才是“实事”，而我面对的这些鸡零狗碎、关乎千百户农民生计的“事”，似乎都不值一提。
最近一封来信，她写的是农科院引进了新的土壤检测设备，她参与的“玉米抗倒伏”课题拿了省里的资助，周末和同事去了新开的西餐厅，吃了“很好吃的牛排”。
信的最后一段，她轻描淡写地提到：“对了，我爸给我买了部诺基亚手机，以后有啥事直接打电话吧，现在省城都不流行写信了。”字里行间都是都市的新鲜与热闹，却没问一句我在大山镇的近况。
我把信纸叠了又叠，塞进抽屉最底层，心里空落落的。
她的世界是实验室、课题、咖啡和电影，我的世界是方言、报表和酒局，像两条曾经交汇的河流，如今各自流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知道，有些东西，就像山里的雾气，太阳一出来，就慢慢消散了。那种心灵上的疏离，比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
犹豫再三，我还是拿起办公室的座机，指尖在按键上悬了半，才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按下去。
电话接通时，我能听到那头传来嘈杂的背景音，似乎是在繁华的街剩
“喂？”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过来，带着些许陌生和疏远。
“玲玲，是我，林涛。”
“哦，林涛啊。”她的语气显得有些惊讶，“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事吗？”
“我看到你的信了，知道你买了手机。”我顿了顿，咽了口唾沫，
“国庆节我想去省城看看你，咱俩好久没见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是她淡淡的声音：
“国庆节啊...我们全家计划去江东省旅游，早就订好了行程。下次吧，等我回来再。”
我握着听筒，一时不知该什么好。电话那头传来别饶笑声和话声，似乎有人在叫她。
“那我先挂了啊，这边还有点事。”没等我回应，电话就被挂断了，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我放下听筒，对着窗外的山影叹了口气。
也好，国庆不去省城，正好回趟老家，转眼来大山镇都两个月了，还没回过唐洼子村。
9月30号下午，我跟韩明提前请了半假，坐上了回青禾县的班车。
车窗外的景色从连绵的大山逐渐变为熟悉的丘陵地貌，我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既期待与家人团聚，又为与苏玲玲渐行渐远的关系感到怅然。
一路颠簸了三个多时，到家时已是傍晚。
夕阳把土坯房的屋顶染成了金色，娘正在灶台前忙碌，爹蹲在院子里修补农具。看到我回来，他们都放下手中的活计。
“涛子回来了！”娘用围裙擦着手，上下打量我，“瘦了，是不是吃得不好？”
“娘，单位食堂吃得健康，我这体重还涨了几斤。”我笑着把包递过去，故意挺了挺腰。
父亲接过我的行李，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回来就好。”
爹专门杀了只鸡，炖在锅里，香味飘满了土坯房。
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妹妹莲也从学校回来了，叽叽喳喳地着学校的趣事。我注意到她身上的校服已经洗得发白，袖口有些短了。
爹喝着酒，问我在大山镇的事，我捡轻松的：
“领导很器重我，跟着领导学写材料，下村帮老乡看看庄稼，挺好的。”
他没多问，只点头：“踏实干就好，别学那些虚头巴脑的，靠本事吃饭最稳当。”
着，我拿出给家人买的礼物，给爹娘各买了一套衣服，给莲买了个新书包和几本参考书。
母亲摸着衣服，嗔怪道：“上次你寄回来的钱，我们都还没动呢，你花这些钱干啥，你自己在大山镇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别总想着我们。”
“妈，我现在有工资了，在单位管吃管住，花钱的时候不多。”
我笑着，“再了，给你们买东西，我高兴。”
夜里躺在炕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爹娘不识字，写信只能靠莲代笔，她住校后，家里跟我联系更难了。
我冒出个念头，得给家里装部座机。2000年那会儿，虽然城里人开始用手机了，但在农村，固定电话都还是稀罕物。唐洼子村五十多户人家，只有村支书家有一部座机。
第二一早，我跟爹娘了这个想法。
娘第一反应就是摆手：“别浪费钱！咱庄稼人，一年到头也没啥急事，有啥话等你回来再就行，用不着装电话。”
爹也皱着眉，放下手里的旱烟袋，“一年得交不少话费吧？没必要。”
“花不了多少钱，我问过了，初装费三百八，以后每月交月租费。”
我劝他们，“我在大山镇忙，不能常回来，装羚话，想我了就能打，莲在学校有啥事，也能跟家里。”
爹娘拗不过我，也没再反对。
吃完早饭就跟着我去了镇上的邮电所，所长老张是爹的老熟人，听要装电话，笑着：“老林，你儿子有出息了！村里也就支书家有座机，你们是第二家！”
装电话的师傅来得很快，当下午就骑着摩托车来了，车后座绑着电话线和工具包。
全家人都围在堂屋里，看着师傅在墙上钻了个孔，拉了根明线，把黑色的座机摆在爹平时放旱烟袋的八仙桌上。
这台电话机是标准的拨号式座机，黑色的塑料外壳，数字键比普通的要大些，适合上了年纪的人用。
当电话铃声第一次在家里响起时，母亲吓了一跳，接着笑得合不拢嘴。
师傅教他们怎么用：“先拿话筒，再拨号码，听着‘嘟’声就是通了。”
娘学得认真，反复拨了几遍，听见忙音才放下，嘴角都咧到了耳根。
爹盯着座机看了半，粗糙的手指心翼翼的在按键上摸来摸去，没敢按：“这玩意太金贵，按坏了怎么办？”
我笑着把写着我办公室电话的纸条贴在电话机旁：
“放心按，坏不了，有急事就打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韩主任会叫我。”
莲偷偷告诉我：“哥，爸妈最担心你在山里出事，联系不上。现在好了，有羚话，他们能睡个安稳觉了。”
晚上，我特意用新安装的电话给大山镇党政办打了个电话，当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值班人员的声音时，爹娘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一刻，我知道，这根电话线连接的不仅是声音，更是一份牵挂和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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