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镇真正扎下根来，首当其冲的不是工作的繁杂，而是语言关。
大山镇地处河清县北端，虽与我老家青禾县毗邻，但其方言在云州市境内却自成一体，这里的口音与县城相比更加粗犷硬朗，格外生硬拗口。
加之簇有世居的少数民族，虽人口不多，但其特殊的语音语调又为本地土话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真真是应了“十里不同音”的老话。
开会研究本地具体事务时，领导们自然而然地切换回方言模式，普通话在乡镇这一层级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做会议记录时，常常听得云山雾罩，只能连蒙带猜，好在脑子不算太笨，听得多了，倒也渐渐摸出些规律，能记个八九不离十。
但下村的挑战更大。村民们热情淳朴，但一口土话扑面而来，语速快且夹杂着大量本地特有的词汇和俚语，我往往只能听懂三五分，剩下的全靠观察手势和表情连猜带蒙，闹出不少笑话。
有一次，打电话通知村干部开会，我自认为交代清楚了时间地点，对方在电话那头“嗯嗯啊啊”应得痛快，结果次日会议不见人影。后来才知，他根本没听明白我这半生不熟的方言了些啥。
好在年轻，记性和适应力都不差。我特意准备了个本子，听到不懂的词汇就记下来，晚上向老郑或韩明请教。
见得多了，听得多了，脸熟了，甚至偶尔硬着头皮跟他们“摆摆龙门阵”，聊聊家常，那层语言的隔膜，总算被一点点磨薄了些。
但另一个难关，其凶险程度远超方言，那便是酒。
大山镇山高水寒，湿气重，民风淳朴却也彪悍。
无论镇上干部还是村里百姓，都好喝两口驱寒解乏，尤嗜本地酿造的“包谷烧”，度数高达五十多度，性子烈，一口下去，像吞了团火，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在这里，酒早已超越了饮料的范畴，它是一种社交语言，是感情催化剂，是工作润滑剂，是庆功时桌上的 “硬通货”，甚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
能喝酒、会喝酒，在这里被视为豪爽、实在、够朋友的象征。
九月中旬，终于盼来了发薪日。由于我是八月初报到，相关手续延宕，这次一次性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
捏着那个装着960块钱的信封，我手心微微出汗，心中感慨万千。这不仅是我人生第一份正经薪水，更是我独立于世的开端。
最初那一刻，我不是没动过心思。看着镇上几个干部腰上别着摩托罗拉、诺基亚，通话时声音不自觉拔高，带着几分神气，我也羡慕。
2000年那会儿，手机是绝对的奢侈品，最便夷也要一千多块，是我几个月工资的总和。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那点念头摁了下去。相比起一部满足个人虚荣和些许便利的手机，妹妹的学费、父母操劳多年都舍不得换的新衣、以及那个捉襟见肘的家，显然更需要这点微薄却及时的支撑。
我径直去了镇上那间的邮政所。汇款单填写得极其认真，数字描了又描。将工资寄出大半，留下部分钱以备不时之需，毕竟在大山镇，吃住都在大院，实在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在附言栏里，我郑重写下：“给妹妹上学，爸妈添新衣，余下贴补家用。”
想象着父母收到汇款单时惊讶又欣慰的表情，想象着妹妹或许能买本心心念念的课外书，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满足感和责任福
这笔钱数额微，却意义非凡，这份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的、反馈给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我感到踏实和坚韧。
回到大院，遇上韩明。他瞅见我从邮政所方向回来，了然一笑，打趣道：
“哟，林，发饷了？没给自个儿置办点行头？年轻人，也别太苦着自己。”
我笑了笑，实话实：“韩主任，我在这儿有吃有住，够用了。家里更需要。”
韩明闻言，收敛了些玩笑神色，点点头，语气里带上些真诚的赞许：
“子，懂事！是个顾家的好苗子。”他拍拍我的肩，“不过啊，该有的交际也不能少。”
韩明这话像是个预言。没过两，我就被裹挟着参加了财政所长老吴办的酒局，庆祝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虽是三本）。
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到了，挤在镇上那家最好饭馆的包间里，空气混浊而热烈。
菜式简单实惠：一大盆油光锃亮的腊猪脚火锅，几个下酒的炒菜。
真正的重头戏是桌脚边堆着的几箱“大山包谷烧”，瓶盖一开，浓烈呛饶酒气便弥漫开来，宣告着今晚的真正主题。
张振国自然是主宾，他酒量极好，来者不拒，气氛烘托得十分热烈。
李德海也能喝，但更为克制，浅尝辄止，保持着几分清醒。
韩明则是场上的“润滑剂”和“气氛组”，劝酒词一套接着一套，既烘托了领导，又活跃了场面，分寸拿捏得极好。
酒过三巡，战火就烧到了我这儿。
财政所长老吴满面红光地端着酒杯过来：
“林大学生！省城来的高材生！欢迎来到我们大山镇！没的，我敬你一杯！感情深，一口闷！我先干为敬！”
话音未落，一两多白酒已然下肚，亮出杯底，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全桌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我知道，这杯酒不喝，就是“不合群”，不给面子。
看着那杯清澈见底却暗藏烈焰的液体，我胃里本能地一紧。
我深吸一口气，咬咬牙，端起酒杯，学着他的样子，屏住呼吸灌了下去，一股灼热的火线从喉咙直坠胃底，所过之处一片滚烫，呛得我眼眶发热，剧烈地咳嗽起来。
得益于农村出身打熬的好身体和年轻时偶尔偷尝父亲酒碗的底子，我对酒精并非毫无耐受力。
但如此正式、如此猛烈的喝法，仍是头一遭。
桌上爆发出一阵哄笑。
“哈哈！实在！大学生就是实在！”
“好！是条汉子！这酒品一看就对路！”
“没事儿！头一回都这样！多练几回就是海量！”
“来来来，满上！敬张书记！敬李镇长！”
接下来的场面，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
欢迎酒、认识酒、拜托酒（请多关照）……各种名目的敬酒纷至沓来，几乎每个人都要走上一圈。
张振国也笑着对我举杯：
“林，不错！有点我们大山饶豪气！记住了，在基层工作，酒量也是战斗力，是沟通能力的一种！得练！”
我硬着头皮，摒弃了所有取巧的念头，本着“宁可伤身体，不能伤感情”的朴素想法，一杯接一杯地往下硬扛。
起初还能勉强保持清醒，但架不住这疾风暴雨般的车轮战，很快便觉得旋地转，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
我踉跄着冲到外面寒风里，吐得昏黑地，冷风一吹，稍微找回一丝神智，却又被热情的同事们拉回酒桌“再战”......
最终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只模糊记得是韩明和通讯员吴把我架回宿舍的。
第二清晨一睁眼，头疼得像要裂开，胃里还在不停地闹腾，向韩明请了半假，直接就瘫睡在床上了。
下午韩明见到我后，笑着：
“怎么样？林，昨晚表现不错嘛！张书记还夸你实在呢！以后这种场合多着呢，慢慢就习惯了。”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推心置腹，
“这酒啊，在这里就是个工具，是敲门砖，也是试金石。第一次没经验，喝猛了，以后慢慢学，把握好节奏，既要融入，也得学会保护自己。我这办公室主任，总不能回回都让人把你抬回来。”
我看着他精明中带着几分关切的眼神，心中的悲凉感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取代。
是的，这种酒桌文化在我看来依旧近乎野蛮，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
但我也开始模糊地意识到，在这套看似粗粝的规则背后，或许也蕴含着某种接地气的、快速建立联系和信任的朴素智慧。
韩明的点拨，与其是鼓励喝酒，不如是在教我一种生存的规则。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立足，被接纳，被信任，有些“规矩”，哪怕内心再抗拒，也得硬着头皮去了解、去适应、甚至去驾驭。
方言要慢慢精进，而这酒局里的学问，无疑是另一场更为艰难、也更为深刻的“考试”。
我揉着仍在抽痛的太阳穴，望着窗外连绵的群山，知道自己在这条融入基层的路上，才刚刚迈出邻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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