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一，起自公元637年（丁酉年）五月，止于公元640年（庚子年），共三年八个月。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丁酉年）
五月壬申日，魏征又给皇帝上疏，：“陛下想要做好事的心思，比不上以前啦，听到自己的过错马上改正这方面，也比过去差了些。现在谴责惩罚的事儿越来越多，您的威严愤怒也稍微厉害零。这就明，尊贵了就难免骄傲，富有了就难免奢侈，这话可真不假。就拿隋朝那时候的国库、粮仓、人口、兵力的强盛程度，跟现在比，咱哪能比得上啊！但隋朝因为富强，折腾来折腾去，结果国家就危险了；咱唐朝虽然人少力弱，安安静静的，国家却很安稳。这安危的道理，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呢。以前隋朝还没乱的时候，觉得自己肯定不会乱；还没灭亡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肯定不会亡。所以不停地征赋税、服劳役，四处打仗，直到大祸临头了，还没明白咋回事儿。要照清楚自己的样子，没有比平静的水更好的；要看失败的教训，没有比亡国更深刻的。真心希望陛下能以隋朝为鉴，去掉奢侈，追求简约，亲近忠臣，远离人。趁着现在下太平，还像以前那样恭敬节俭，那就简直完美得没法了。取得下确实很难，守住下其实挺容易，陛下连难的事儿都做到了，守住下这么容易的事儿，还做不到吗！”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了。温彦博长期掌管机要事务，知道的事儿没有不尽心去做的。皇帝对身边的大臣：“温彦博因为操心国事，精力都耗尽了，我发现他身体不行，都已经两年了，后悔没让他好好休息，结果这么早就去世了！”
丁巳日，皇帝到明德宫去。
己未日，皇帝下诏，让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个王爷担任的刺史职位，都让他们的子孙世袭。戊辰日，又任命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个人为刺史，也让他们世袭，要是没有大的过错，不能罢免。己巳日，把许王元祥改封为江王。
秋七月癸未日，下了场大雨，谷水、洛水泛滥，冲进了洛阳宫，冲毁了官府寺庙和老百姓的房子，淹死了六千多人。
魏征又上疏，：“《文子》里讲：‘同样的话，有人信，是因为话的人之前就有诚信；同样的命令，有人执行，是因为发令的人本身就有诚意。’自从陛下登基，国家太平清明，到现在都十几年了，可道德教化还没完全普及，就是因为对待下属没能做到完全真诚啊。现在治理国家，制定政策，肯定得依靠君子；但遇到事情，是好是坏，有时候却去问人。对待君子呢，虽然敬重，却很疏远；对待人，又轻视又亲昵。跟人亲昵，他们就啥都；跟君子疏远，真实情况就传达不上来。那些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点聪明吗！但他们的才能不是治国的料，考虑事情也不长远，就算竭尽全力、真心诚意，还是难免会坏事；更何况要是心里怀着坏心思，那带来的灾祸不是更深重吗！就算是君子，也不可能一点错都不犯，只要不影响正道，就可以忽略不计。既然把人家当成君子，却又怀疑人家不诚信，这跟立了根笔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是弯的有啥区别！陛下要是真能谨慎挑选君子，以礼相待，信任他们，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不然的话，国家什么时候危亡，可就不定了。”皇帝看了，亲手写诏书表扬他，：“以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就骄傲懈怠起来。何曾位高权重，却不能直言劝谏，还私下跟子孙自己聪明，这是最大的不忠啊。看到你的谏言，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我要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像古人用弦、韦来警示自己一样。”
乙未日，皇帝回到洛阳，下诏：“洛阳宫被水冲毁的地方，稍微修缮一下，能住人就校其他多余的材料，给城里房子被冲坏的老百姓。让百官都上奏章，尽情我的过错。”壬寅日，把明德宫和飞山的玄圃院都废了，把地方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八月甲子日，皇帝对身边的大臣：“那些上奏章的人都我打猎太频繁。如今下太平，但军备不能忘啊，我有时候和身边人在后面的园林打猎，也没给老百姓添麻烦，这有啥不好的呢！”魏征：“以前的圣明君主就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陛下既然让大家上奏章，就得让他们尽情表达。要是他们的有道理，对国家肯定有好处；要是没道理，也没啥损失。”皇帝：“你得对。”然后对这些上奏章的人都慰劳了一番，让他们回去了。
侍御史马周也上疏，：“夏、商、周三代和汉朝，统治时间长的有八百年，短的也不少于四百年，这都是因为君主用恩情笼络人心，老百姓忘不了他们。从那以后，朝代统治时间长的也就六十年，短的才二十多年，这都是因为对老百姓没什么恩情，根基不牢固啊。陛下应当振兴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大业，为子孙后代奠定万世的基业，哪能只顾眼前这一时呢！现在的人口还不到隋朝的十分之一，可服劳役的人却是哥哥刚走弟弟又去，一路上都能看到。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书，要减少劳役，可这边营建修缮的事儿却没停，老百姓怎么能休息呢！所以官员们只是空发文书，根本没有实际行动。以前汉文帝、汉景帝，以恭敬节俭来养育百姓，汉武帝继承了他们积累的丰厚财富，所以才能奢侈到极点却没引发大乱。要是汉高祖之后直接传位给汉武帝，汉朝哪能长久呢！还有，京城和各地制造的皇上用的器物、诸王和王妃、公主们的服饰，大家都觉得不够节俭。以前的君主早起努力治理国家，后代子孙都会懈怠，陛下您时候在民间生活过，知道老百姓的疾苦，还这样做，更何况皇太子一直在深宫里长大，没经历过外面的事儿，陛下百年之后，这确实是值得忧虑的啊。我看自古以来，老百姓发愁抱怨，聚集起来当盗贼，这样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就算想补救改正，也没法挽回大局了。所以应该在能补救的时候就去做，别等到失去了才后悔。周幽王、周厉王曾经嘲笑夏桀、商纣，隋炀帝也嘲笑过北周、北齐，可不能让后人嘲笑咱们，就像咱们嘲笑隋炀帝一样啊！贞观初年，下闹饥荒，一斗米能换一匹绢，可老百姓却不抱怨，是因为知道陛下一直挂念着他们。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几斛粟米，老百姓却抱怨，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再像以前那样挂念他们，净忙着一些不急的事儿。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而在于老百姓是苦还是乐。就拿最近的事儿来，隋朝在洛口仓储存粮食，结果被李密占了；东都堆积的布帛，被王世充利用了；西京的府库，也被咱们唐朝用了，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积蓄固然不能没有，但得等老百姓有多余的力气，再去征收，可不能强行搜刮，最后便宜列人。节俭能让老百姓休养生息，陛下在贞观初年就亲自这么做过，现在再做，肯定也不难。陛下要是真想做长远打算，不用去学远古时候，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那下老百姓就太幸运了。陛下宠爱各位王爷，有些地方做得太过分了，从长远考虑，这事儿可得好好想想啊。就像魏武帝宠爱陈思王，等文帝即位后，就把各位王爷囚禁起来，只是没给他们戴枷锁罢了。这么看，魏武帝的宠爱，反而是害了陈思王。还有，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关键就在刺史、县令身上，要是选对了人，陛下就可以轻松无为而治了。现在朝廷只看重京官，却不重视州县官员的选拔，刺史很多都用武将，或者京官不称职了才补到外地，边远的地方，用人就更随便了。老百姓不安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奏疏呈上去后，皇帝夸了好一会儿。对身边的大臣：“刺史的人选，我要亲自挑选；县令呢，就下诏让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推荐一个。”
冬十月癸丑日，皇帝下诏，让有功劳的皇亲国戚去世后都陪葬在皇陵。
皇帝在洛阳苑打猎，突然有一群野猪从树林里冲出来，皇帝拉弓连射四箭，射死了四头野猪。有一头野猪冲到跟前，都快碰到马镫了，民部尚书唐俭赶紧下马和野猪搏斗，皇帝拔剑把野猪砍死，回头笑着：“策长史，你没看见我这个上将在打贼吗，干嘛这么害怕！”唐俭回答：“汉高祖在马上取得下，却不在马上治理下；陛下靠神武平定四方，哪能还在一头野兽身上逞威风呢！”皇帝听了很高兴，就不打猎了，不久后给唐俭加封为光禄大夫。
安州都督吴王恪经常出去打猎，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不少损害，侍御史柳范上奏弹劾他。丁丑日，吴王恪因此被免官，削减食邑三百户。皇帝：“长史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却不能纠正他的错误，该判死罪。”柳范：“房玄龄辅佐陛下，都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能只怪罪权万纪呢！”皇帝听了大怒，一甩袖子就进去了。过了好一会儿，单独把柳范叫进去，问他：“你怎么能当面反驳我呢？”柳范回答：“陛下仁爱圣明，我不敢不把心里的话出来。”皇帝听了很高兴。
十一月辛卯日，皇帝到怀州去；丙午日，回到洛阳宫。
前荆州都督武士彟有个女儿，十四岁，皇帝听她长得漂亮，就召她进宫，封为才人。
【内核解读】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史料，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贞观之治”的核心特质——既有君臣相得的政治智慧、以民为本的治理底线，也藏着君主懈怠的苗头、政策试探的风险，更埋下了影响后世的历史伏笔。
君臣互动：纳谏传统的“双向奔赴”，而非明君独断
这一年最鲜明的底色，是唐太宗与大臣的“谏与纳”。魏征两次上疏堪称“逆耳忠言”的典范：第一次直指唐太宗“欲善之志不及昔时”，用隋“富强而亡”与唐“寡弱而安”对比，戳破“贵则骄、富则侈”的人性弱点；第二次更尖锐，批评朝廷“待君子敬而疏，遇人轻而狎”，点出“信”是德化的根基。唐太宗的反应尤为关键——他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赐手诏褒奖，将奏疏“置之几案以比弦、韦”（弦解急，韦防缓，喻自省），甚至在洛阳水患后主动让百官“极言朕过”。
这种互动不是单向的“臣敢谏”，更在于“君能听”。马周上疏痛陈时弊：户口不及隋之什一却徭役不息、京师器用不够节俭、太子长于深宫不知疾苦、重内官轻州县官——每一条都直指治世的“暗礁”，唐太宗不仅“称善久之”，更立刻调整政策（自选刺史、令京官举县令）；唐俭劝止猎豕、柳范弹劾吴王恪后硬怼太宗，最终都能让太宗收敛怒气、修正行为。
这恰恰是贞观之治的关键：它不是君主“生圣明”的结果，而是“臣敢直言+君肯自省”的制度性默契。但也要看到，唐太宗已影懈怠苗头”——他对游猎被批评的辩解（“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正印证了魏征“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的判断，若没有大臣制衡，治世的根基可能松动。
民本思想：从“以隋为鉴”到“实处落地”
隋亡的教训是贞观朝的“警示钟”，这一年的事件多次与之呼应。洛阳水患溺死六千余人，唐太宗的应对极具代表性：洛阳宫只“少加修缮，才令可居”，多余建材全给百姓修房，甚至废掉明德宫等宫殿“给遭水者”——这与隋炀帝国库充盈却不顾百姓死活形成鲜明对比，正是魏征所“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的实践。
马周的上疏更把“民本”讲透：“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还点出一个关键逻辑——汉初文景之治“恭俭养民”，才给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的资本；若高祖之后直接传武帝，汉室早亡。这其实是在提醒唐太宗：贞观初年“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是因为百姓知君主“忧念不忘”；如今丰年却“百姓怨咨”，恰是“多营不急之务”的结果。
这种认知让贞观朝避开了“富强必骄”的陷阱，但也暴露了隐患：“营缮不休”“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明徭役问题已存在“政策善意与执行偏差”的 gap，若长期忽视，民本的底线可能被突破。
政策试探：世袭刺史的“复古风险”与制度清醒
这一年唐太宗的一项决策，透着明显的“复古试探”——令荆王元景等二十一位宗室、长孙无忌等十四位功臣“世袭刺史”，且“非有大故，无得黜免”。从历史脉络看，这是对“分封制”的变相回归，潜藏着地方势力坐大、威胁中央集权的风险（汉代“七国之乱”便是前车之鉴）。
幸好，史料虽未明此政策的后续，但从唐太宗后来的调整（如逐步收回世袭权）来看，他并未固执己见——这体现了贞观朝的制度清醒：既想通过“世袭”拉拢宗室功臣，又能意识到“复古”不符合中央集权的趋势，没有让政策走向极端。这种“试错后修正”的弹性，比“一刀潜的决策更显治理智慧。
细节伏笔：人物与事件的历史重量
这一年的两个“细节”，实则影响了唐朝未来的走向。一是“吴王恪坐免官”：吴王因畋猎损民被弹劾，唐太宗起初想治长史权万纪的罪，却被柳范怼“房玄龄都止不住陛下畋猎，怎能独罪万纪”——最终恪被免官、权万纪未受重罚，这不仅是“皇子犯法与民同罪”的体现，更维护了监察体系的权威，让“制度管权”的意识落地。
二是“武士彟女入宫为才人”——这位十四岁的少女，正是后来的武则。此时她只是后宫中不起眼的一员，但这段“入宫经历”成为她接触权力核心的起点，也为数十年后“武周代唐”埋下伏笔。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唐太宗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一次“召美人入宫”的决定，会深刻改写唐朝的性别权力格局。
结语：贞观之治的“真实底色”
贞观十一年不是贞观朝最辉煌的年份，却最能体现其“治世本质”：它不是没有君主懈怠、政策失误，而是影纳谏机制”纠错，影民本思想”兜底，影制度弹性”调整。魏征、马周的直言，唐太宗的自省，柳范的刚正，甚至水患后的应急处理，本质上都是“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修正偏差”。
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所谓“治世”，从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话，而是“君臣共治、以民为基、知错就改”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才是贞观之治能穿越千年，仍被推崇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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