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七年（公元463年，癸卯年）
春正月丁亥，皇上让尚书右仆射王僧朗去当太常，卫将军颜师伯成了尚书仆射。
皇上每次搞宴会，就喜欢让大臣们互相挖苦、揭短来取乐。吏部郎江智渊向来恬静文雅，渐渐就不太能顺着皇上的心意。有一次皇上让江智渊拿王僧朗来开他儿子王彧的玩笑。江智渊一脸严肃地：“恐怕不该开这样的玩笑！”皇上生气地：“江僧安就是个呆子，呆子自然会互相怜惜。”江僧安是江智渊的父亲。江智渊听了趴在席子上流泪，从此皇上对他的恩宠就大大减少了。后来讨论给殷贵妃定谥号为“怀”，皇上觉得这个谥号不够好，心里对江智渊很不满。有一，皇上和大臣们骑马到贵妃墓，皇上举着马鞭指着墓前的石柱，对江智渊：“这上面可容不得‘怀’字！”江智渊听了更害怕，最后忧虑过度去世了。
己丑，封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二月甲寅，皇上到南方巡视豫州和南兖州；丁卯，在乌江打猎；壬戌，大赦下；甲子，前往瓜步山；壬申，回到建康。
夏四月甲子，皇上下诏：“除非是将军在战场上，其他人都不能擅自杀人；要是有人犯了该判死刑的罪，都要先上报，等批示；违反的人就按杀人罪论处。”
五月丙子，皇上下诏：“从今往后，刺史、地方官要是想调动百姓、发动军队，都必须有皇上的亲笔诏书才能施行；只有边境有外敌入侵，或者内部有奸人叛乱，事情突然发生的情况，才不按这个规定。”
戊辰，任命左民尚书蔡兴宗、左卫将军袁粲为吏部尚书。袁粲是袁淑哥哥的儿子。
皇上喜欢戏弄、侮辱大臣，从太宰义恭往下，大臣们都没能逃过这种羞辱。皇上老是喊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老粗”，喊仆射刘秀之“老抠门”，喊颜师伯“大板牙”；其他大臣不管高矮胖瘦，都被他起了外号。黄门侍郎宗灵秀身材肥胖，跪拜起身很不方便，每次集会，皇上都给他很多赏赐，就想看他在磕头谢恩的时候摔倒出丑，来博众人一笑。皇上还宠信一个黑人奴仆，让他拿着棍子打大臣，尚书令柳元景以下的大臣都没能幸免。只有蔡兴宗为人正直严肃，皇上有点怕他，不敢对他轻薄无礼。颜师伯对仪曹郎王耽之：“蔡尚书总能避免那些亲昵的戏弄，和我们真是不一样。”王耽之：“蔡豫章以前在相府的时候，也是因为正直严肃，不随便与人亲近。武帝在闲暇宴乐的时候，都从不召他。蔡尚书现在也算是能保持这种作风了。”
壬寅，北魏皇帝去阴山。
六月戊辰，任命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刘德愿是刘怀慎的儿子。皇上安葬了殷贵妃后，经常和大臣们去她的墓前，对刘德愿：“你要是能哭得让我觉得悲伤，我就给你厚赏。”刘德愿立马大哭起来，捶胸顿足，眼泪鼻涕一把流。皇上特别高兴，所以就赏他豫州刺史这个官职。皇上又让医生羊志哭贵妃，羊志也哭得悲痛万分。后来有人问羊志：“你怎么能一下子就有这么多眼泪呢？”羊志：“我那其实是在哭我死去的妾。”
皇上这人机智敏锐，勇敢果断，学问渊博，文章写得又华丽又快，看文书奏疏的时候，能一眼看七行，还擅长骑马射箭，就是奢侈的欲望没个限度。自从晋朝皇室南渡以来，皇宫都是简单修建，举行朝会和宴会的地方，也就东、西两座殿堂而已。晋孝武帝末年，才开始修建清暑殿。宋朝建立后，也没怎么增加和改建。皇上开始大规模修建宫殿，用的木材和泥土都装饰着锦绣，对宠爱的姬妾和亲信大臣，赏赐起来毫不吝啬，把国库都快掏空了。他还拆了高祖住过的旧房子，在那里盖起了玉烛殿。皇上和大臣们去参观，看到高祖床头有个土屏风，墙上挂着葛布做的灯笼、麻线编的苍蝇拍。侍中袁顗趁机大力称赞高祖节俭朴素的品德。皇上没回应，只了句：“一个乡下老头能有这些，已经很不错了。”袁顗是袁淑哥哥的儿子。
秋八月乙丑，封皇子刘子孟为淮南王，刘子产为临贺王。
丙寅，北魏皇帝在河西打猎；九月辛巳，回到平城。
庚寅，让新安王刘子鸾兼任司徒。
丙申，封皇子子嗣为东平王。
冬十月癸亥，任命东海王刘祎为司空。
己巳，皇上在姑孰打猎。
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人来访问。游明根多次奉命出使刘宋，皇上觉得他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对他格外礼遇。
十一月癸巳，皇上在梁山操练水军。
十二月丙午，皇上到历阳。
甲寅，大赦下。
己未，太宰义恭兼任尚书令。
癸亥，皇上回到建康。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统治时期的政治风貌与帝王品性，其中折射出的权力生态、人性弱点与制度隐患，至今仍具反思价值。
帝王品性：才华与缺陷的极端交织
孝武帝的个人特质呈现鲜明矛盾：他“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七行俱下，善骑射”，展现出卓越的赋与能力；但同时“奢欲无度，狎侮群臣”，将才能异化为满足私欲、掌控臣下的工具。这种分裂性在帝王身上尤为危险——才华成为放纵的资本，智识沦为压制的武器，最终导致个人品性缺陷对政治生态的全面侵蚀。
其“坏高祖所居阴室”的举动极具象征意义：面对宋武帝刘裕留下的土障、葛灯笼等俭素遗物，他直言“田舍公得此已为过”，不仅否定开国君主的美德，更暴露了对权力本质的扭曲认知——将皇权等同于无节制的享乐特权，而非责任担当。
君臣关系：权力异化下的荒诞图景
孝武帝对群臣的“狎侮”绝非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通过羞辱构建绝对服从的权力秩序：
--给大臣起侮辱性绰号（王玄谟“老伧”、刘秀之“老悭”），消解其尊严；
--利用宗灵秀的肥胖制造笑料，以生理缺陷强化臣下的卑微感；
--纵容昆仑奴杖击群臣，甚至尚书令柳元景亦不能免，彻底打破君臣礼仪的底线。
这种统治术的短期效果是强化鳞王权威，但长期来看，却摧毁了官僚体系的向心力。江智渊因反对羞辱同僚而失宠忧死，蔡兴宗因“方严”被刻意疏远，反而凸显出正直者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困境——要么同流合污（如王德愿假哭邀宠），要么被边缘化（如蔡兴宗），要么付出生命代价（如江智渊）。
制度困境：集权与失序的恶性循环
孝武帝虽颁布“非将军战陈不得专杀”“刺史兴军须手诏”等诏令，试图强化中央集权与司法程序，但这些制度设计与其个人行为形成尖锐矛盾：
--他可以因对殷贵妃谥号的不满而迁怒江智渊，以个人喜怒凌驾于制度之上；
--为赏赐王德愿的假哭，随意任命豫州刺史，将地方军政大权当作私人奖赏；
--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赏赐嬖妾“倾府藏”，完全背离制度约束。
这种“制度空转”的本质，是皇权缺乏制衡导致的自我反噬：表面上的制度强化，实则成为帝王掌控权力的工具，而当帝王自身突破制度时，整个体系便失去了纠错能力。
历史镜鉴：权力伦理的永恒命题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权力的正当性不仅来自制度设计，更来自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孝武帝的才华与手段或许能维持一时的统治，但其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对制度原则的漠视，最终动摇了刘宋王朝的根基。王德愿的“恸哭”与羊志的“自哭亡妾”，看似荒诞的细节，实则暴露了这种统治下的集体虚伪——当真诚被惩罚、虚伪被奖赏时，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便已崩塌。
从晋代的“东、西二堂”到孝武的“玉烛殿”，宫室的奢华变迁不仅是物质的升级，更是权力伦理的退化。这也印证了一个历史规律：王朝的兴衰，往往不取决于统治者的能力高低，而在于能否在权力面前保持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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