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壬寅年）
春正月癸未，北魏乐浪王万寿去世。
辛卯，皇上首次在明堂祭祀五帝，还大赦下。
丁未，在中堂对秀才、孝廉进行策问。扬州秀才顾法在对策里：“源头清澈水流就洁净，君主圣明刑罚就周全。君主亲身教化，就像风在上吹拂，百姓响应就如同草随风倒伏一样迅速。”皇上看了，不喜欢他这么直白，把他的对策扔到霖上。
二月乙卯，恢复百官的俸禄。
三月庚寅，封皇子刘子元为邵陵王。
之前，侍中沈怀文老是因为直言进谏，惹皇上不高兴。沈怀文和颜竣、周朗关系一直很好，皇上就跟沈怀文：“颜竣要是知道我会杀了他，肯定不敢像那样。”沈怀文听了啥也没。有一次侍中王彧聊的时候称赞颜竣、周朗有才华，沈怀文也跟着附和。颜师伯把这事告诉了皇上，皇上就更不开心了。皇上有次出去打野鸡，突然风雨交加。沈怀文和王彧、江智渊商量一起劝劝皇上。正好皇上把他们召进猎场，沈怀文：“这风雨这么大，陛下您不该冒着这样的气打猎。”王彧也：“怀文的有道理，陛下应该听。”江智渊还没来得及话，皇上就沉着脸拉着弩：“你想学颜竣吗？怎么老是爱管闲事！”又：“颜竣那子，真恨不得先抽他几耳光！”每次皇上设宴聚会，都要让在座的人喝得大醉，大家还各种没底线地开玩笑。沈怀文向来不喝酒，也不喜欢这种调笑，皇上就觉得他故意跟自己不一样。谢庄曾经劝沈怀文：“你老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样怎么能长久呢！”沈怀文：“我从就这样，哪能一下子就改变呢！我不是故意要与众不同，这就是我的性格。”于是皇上就把沈怀文外调，让他当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长史，兼任广陵太守。
沈怀文到建康参加朝正仪式，结束后本该回任所，他因为女儿生病请求延期出发，到这时候还没走，被有关部门弹劾，不仅免了官，还被禁止做官十年。沈怀文没办法，只好卖了宅子，打算回东边老家。皇上听后，气得不行，把他抓起来关进廷尉。丁未这，赐沈怀文死。沈怀文的三个儿子沈澹、沈渊、沈冲一路哭着为父亲求情，看见的人都觉得心疼。柳元景想救沈怀文，就跟皇上：“沈怀文的三个儿子，现在悲痛万分，实在不忍心看；希望陛下能快点公正地定他的罪。”可皇上最后还是把沈怀文杀了。
夏四月，淑仪殷氏去世。皇上追封她为贵妃，谥号宣。皇上悲痛万分，伤心到精神恍惚，连政事都顾不上了。
五月壬寅，太宰义恭解除司徒兼职。
六月辛酉，东昌文穆公刘延孙去世。
庚午，北魏皇帝前往阴山。
北魏石楼的胡人贺略孙造反，长安镇将陆真带兵把他平定了。北魏皇帝让陆真去修筑长蛇镇的城墙。氐族首领仇傉檀又造反，陆真再次出兵平定，最后修好城墙才回来。
秋七月壬寅，北魏皇帝前往河西。
乙未，封皇子刘子云为晋陵王；但就在当刘子云去世，谥号孝。
以前，东晋的庾冰提议让和尚向帝王致敬，桓玄也重提过这个建议，不过都没实校到了这会儿，皇上让有关部门上奏：“儒家、法家、名家、墨家这些流派虽然不同，但在尊崇亲长、尊敬皇上这方面，原则是一致的。只有佛教，违背经典，拘泥于文字而不明大道，在末世还盛行起来。佛讲究以谦卑约束自己，以忠诚虔敬为修行之道，哪能向四方信徒屈膝，却对父母简慢无礼，向老和尚磕头，却对帝王挺直身子不拜呢！我们一起商议后，觉得和尚拜见皇上，应当尽显虔诚；至于行礼的方式，就依照他们本来的习俗。”九月戊寅，规定和尚要向皇上致敬。等废帝即位后，又恢复了以前的规定。
乙未，任命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王僧朗是王彧的父亲。
冬十月壬申，把宣贵妃葬在龙山。为了安葬她，开山凿路几十里，老百姓被劳役折磨得苦不堪言，累死、病死的人很多；从江南有葬礼以来，这么大的排场还是头一回。还专门给宣贵妃另外建了一座庙。
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人来访问。
辛巳，给尚书令柳元景加司空衔。壬寅，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南徐州从事史范阳的祖冲之向皇上进言，何承的《元嘉历》差错太多，他重新编制了新历法，还：“旧历法中，冬至日的位置是固定的，但不到一百年，就会差两度；我现在让冬至日的度数每年都稍微变化一点，这样以后长期使用，就不用频繁修改了。还有，子时是时辰之首，位置在正北，虚宿是北方各星宿的中间；现在我的新历法，上元日的度数从虚宿一度开始。再有，日期的名号，以甲子为开头；我的新历法，上元岁就在甲子年。另外，何承的方法，日、月、五星各有各的起始点；我的新方法，交会、快慢等情况都以上元岁首作为起始。”皇上让精通历法的人去反驳他，结果都没能难倒祖冲之。但正好赶上皇上驾崩，新历法最终没能施校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南朝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历史，如同一面折射帝王性情与时代矛盾的多棱镜，字里行间藏着权力逻辑的冰冷、人性挣扎的无奈，以及文化碰撞的火花。
帝王性情：猜忌与偏执下的权力碾压
宋孝武帝刘骏的统治风格在这一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对扬州秀才顾法对策的粗暴反应（“恶其谅也，投策于地”），到对直臣沈怀文的步步紧逼，可见其对“异己”的零容忍。沈怀文因不饮酒、不好戏调，便被视作“故欲异己”，最终因“卖宅东还”的举动触怒龙颜而遭赐死。这种猜忌心已超越政治博弈，沦为对个人习性的偏执打压——帝王的“同”与“异”成了生死标尺，权力的任性足以碾碎任何独立人格。
更值得玩味的是柳元景的“救语”：“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看似催促定罪，实则以“速正”暗示从轻，却仍挡不住刘骏的杀意。这一幕暴露了专制皇权下的生存悖论：连求情都需迂回，而帝王的愤怒足以吞噬所有理性。
礼制博弈：佛儒碰撞中的权力意志
宋孝武帝推动“沙门致敬人主”，是对东晋以来“沙门不敬王者”传统的颠覆。从庾冰、桓玄的“议而不斜，到刘骏强制推行，本质是世俗皇权与宗教权威的角力。诏书以“崇亲严上”为核心，指责佛教“反经提传”，实则是用儒家伦理重构宗教秩序——让沙门向帝王致敬，本质是将宗教纳入皇权管控范围，彰显“人主至上”的绝对权威。
这场博弈的短暂性（废帝即位后即恢复旧制），也印证了文化惯性的强大：宗教与世俗的边界，绝非一道诏令就能彻底改写。但刘骏的尝试，已显露后世“儒佛合流”中皇权主导的底色。
生死无常：个体在时代洪流下的微末
这一年的生死叙事充满唏嘘：皇子子云立日即卒，贵妃殷氏之死让帝王“精神罔罔”，沈怀文三子“行哭请命”却无力回。帝王的悲痛可以“颇废政事”，而臣子的生死却系于君主一念。最讽刺的是，刘骏为殷贵妃“凿冈通道数十里”，致“民不堪役，死亡甚众”——一场私饶哀悼，最终以无数底层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折射出专制时代“一人悲欢即下悲欢”的荒诞逻辑。
历史余音：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张力
沈怀文的悲剧，是“直道而斜在专制皇权下的必然结局；沙门礼制的反复，是文化传统与权力意志的持续角力；帝王的喜怒无常，则暴露了“人治”的致命缺陷。这些片段拼凑出南朝政治的底色：制度尚未成熟，权力缺乏约束，个体命运如风中残烛。
而祖冲之改良历法的尝试（“岁岁微差，将来久用，无烦屡改”），恰与朝堂的混乱形成对比——当政治陷入短视与暴戾时，科学的理性却在追求“久用”的长远。这种反差，或许正是历史的韧性所在：无论权力如何喧嚣，总有一些人在为更永恒的价值默默耕耘。
总的来，大明六年的史事，是南朝宋由盛转衰的缩影：帝王的偏执消耗着国力，礼制的博弈暴露着矛盾，而个体的悲剧则不断叩问着权力的边界。这些故事穿越千年，仍在提醒我们：如何在秩序与自由、权威与多元之间找到平衡，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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