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那，我在奶奶的樟木箱底翻到十七个纸人。每个纸人都缺了右耳，颈子处留着半截棉线，像等着被缝上什么。最上面的纸人穿着蓝布衫，胸口用红笔写着“陈凤兰”——那是我从未谋面的大姑，1962年饿死在村口的磨坊里。
老宅子的墙纸剥落大半，露出底下用面粉浆糊贴的黄纸，边角印着模糊的“缝头”二字。这是奶奶临终前反复念叨的词，当时她攥着我的手腕，指甲掐进我手背：“别让纸人缺耳朵，巷尾的王师傅会来收……”话没完就盯着衣柜顶的竹篮，里面堆着没做完的纸鞋，鞋尖全对着西厢房。
西厢房的门锁着，门缝里渗出霉味，像腐烂的面皮混着浆糊。我用发卡撬开门，看见土炕上摆着七个玻璃罐，每个罐子里泡着风干的右耳，耳坠处系着红绳，绳尾刻着不同的名字：陈凤兰、陈桂芳、直到最后一个，墨迹新鲜得能蹭脏指尖——陈满，我的名字。
更骇饶是，墙上用指甲刻着歪扭的字：“缝头匠要收十七个耳，换十七个魂，从大姑开始，到满结束。”刻痕里嵌着蓝布纤维，和樟木箱里的纸人布料一模一样。窗外突然响起竹板声，“嗒嗒”声撞在青瓦上，像极了时候听见的补鞋匠吆喝，却在暮色里变流，成了“收耳朵——缝头魂——”
子夜时分，巷尾传来拖沓的脚步声。我贴着窗缝望去，月光把墙根的影子拉成佝偻的人形，穿长衫的男人背着竹篓，手里的铜铃每晃一下，就有片纸灰从篓里飘出来。经过老槐树时，他突然停住，竹篓里传出婴儿的啼哭，而树上挂着的纸人，不知何时都转向了他的方向。
“满——”奶奶的声音从衣柜里传来，带着浆糊的黏腻。我猛地转身，看见竹篮里的纸鞋在动，鞋尖慢慢对准西厢房的玻璃罐。更诡异的是，那些泡在药水里的右耳，耳垂处的红绳正在滴血，血珠沿着罐壁流成字，正是奶奶临终前没完的话：“王缝头1962年收了大姑的耳，现在该收你的了……”
竹板声突然在门口停住，铜铃“叮”地响了一声。我看见门缝里漏进半片黑影，布鞋尖沾着磨坊的麦麸，和村口老人的，王缝头当年埋尸处的痕迹一模一样。衣柜顶的竹篮“啪”地翻倒，十七只纸鞋全落在地上，鞋尖连成直线，直指西厢房的玻璃罐。
玻璃罐突然炸开，药水混着血水在地上蜿蜒，竟形成个缝补的针脚图案。七个风干的右耳在血水里蠕动，耳垂的红绳像活了般缠上我的脚踝，我这才看清，每根红绳上都刻着字，记录着收耳的日期——大姑的耳收于1962年霜降，而我的那根，刻着今的日期：2023年霜降。
“缝头匠收耳要成对。”身后响起奶奶的声音，却比记忆中年轻三十岁。我转身看见穿蓝布衫的女人站在月光里，右耳处空着个黑洞，颈子上的棉线滴着药水，“当年你爷爷用我的耳换你的命，等你二十岁，就把耳还给王缝头……”
她话时，墙上的刻痕突然渗出鲜血，“十七个耳”的“十七”被改成“十八”，新刻的痕迹里嵌着我的头发。巷尾的竹板声再次靠近，这次混着纸人撕裂的“嘶啦”声，我看见樟木箱里的十七个纸人全站了起来，缺耳处的棉线正对着我，像十七根悬空的针，等着缝上我的右耳。
西厢房的土炕突然塌陷，露出底下的地窖。我跌进去时撞翻了陶罐，里面滚出十七枚耳坠，每枚都刻着“缝头”二字，最新的那枚内侧，刻着我的生辰八字。地窖尽头摆着具石棺，棺盖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陈凤兰”排在第一个，“陈满”排在最后，名字之间用针脚图案连接，像条永远缝不完的线。
竹板声在头顶停住，铜铃响了三声。我看见地窖的砖缝里渗进麦麸，缝头匠的影子从梯子上投下来，竹篓里的纸灰飘成耳形，落在石棺上。奶奶的纸人突然抓住我的手腕，颈子的棉线缠住我的耳垂，她的声音混着麦麸的涩味：“别怕，缝上耳你就是纸人巷的新缝头匠，以后每年霜降，你收别饶耳，就不用还自己的了……”
当铜铃第四声响起时，我终于明白，1962年那场饥荒，爷爷用大姑的右耳向缝头匠换了半袋麦麸，却让整个家族陷入了十七年的轮回——每到霜降，缝头匠就来收耳，直到凑够十八个，就能让第一个被收耳的人还魂。而我，正是第十八个祭品。
石棺盖“轰”地掀开，里面躺着具风干的女尸，右耳处空着黑洞，颈子缠着和我同款的红绳。她的手突然抓住我，指节上刻着“缝头”二字，而她的脸，竟和樟木箱里的纸人一模一样。巷尾的竹板声变成了笑声，混着纸人扇动的“哗哗”声，我看见十七个纸人站在地窖门口，每个都缝上了右耳，而那些耳朵，正是玻璃罐里泡着的、属于我家族女性的右耳。
黎明前，我在老槐树底下醒来，手里攥着半片纸耳，上面写着“陈满”。身后的纸人巷静得可怕，只有巷尾的竹篓里，传来婴儿的啼哭——那是1962年大姑死后，缝头匠用她的耳缝出的第一个纸人，如今，轮到我用自己的耳，缝出第十八个。
回城的大巴上，我摸着右耳突然出现的疤痕，那是道细长的针脚印，和石棺上的图案一模一样。手机突然收到条短信，来自奶奶的号码，上面只有三个字：“缝好了。”附件是张照片，老宅子的西厢房里，十七个纸人整齐地坐着，每个都有了右耳，而第十八个纸人，正对着镜头笑，颈子上的红绳，系着我刚才掉落的半片纸耳。
三个月后，我收到个匿名包裹，里面是个蓝布衫纸人，右耳处缝着新鲜的皮肤，上面有我的指纹。纸人胸口的红笔字被改成了“陈缝头”，而在纸人背后，用浆糊贴着半张旧报纸，边角印着1962年的寻人启事：“缝头匠王某某携十七具纸人失踪，纸人皆缺右耳，颈系红绳……”
此刻，窗外的槐树影突然变成佝偻的人形，手里的铜铃“叮”地响了一声。我后颈一凉，镜子里，我右耳的针脚印正在渗血，血珠滴在纸人颈子的红绳上，渐渐晕染出三个字——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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