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从就是愚饨型的人，撞到南墙也不拐弯，非得把墙撞倒穿过去。
她不怕头破血流，只怕自己退了半步。
南墙一次比一次硬，她一次比一次更狠，像要把骨头也撞成砖，血肉也糊成灰，才肯承认那是墙。
可墙还是墙，她还是她。
后来墙倒了，她站在废墟里，满手是血，却笑得像赢了一场仗。
没人告诉她，墙外面还是墙，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冷。
她也不问，只是低头把碎砖捡起来，一块块垒成新的南墙，再一头撞上去。
撞到后来，她已经分不清自己是想过去，还是只想撞。
血痂成了盔甲，愚饨成了信仰。
她终于成了传里“把墙撞穿的人”，可没人看见，她早就忘了自己要去哪儿。
家人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是亲情最深的根基。理解，是在对方沉默时也能读懂情绪的默契，是在意见不合时仍愿意换位思考的耐心；信任，是在没有解释时也不怀疑动念的坚定，是在风雨飘摇中依然愿意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勇敢。这种理解与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琐碎的争吵后仍选择原谅，在一次次生活的低谷中仍选择并肩。它让家不只是血缘的集合，而是心灵的归宿；让亲人不只是角色的称谓，而是生命里最稳固的依靠。正因为有了理解与信任，家才成为哪怕外界再喧嚣，也能让人卸下盔甲、安心做真实自己的地方。
七七母亲的房子，是她在贫瘠岁月里一寸寸攒下的命根子。那年父亲病逝，她一个人拉着四个孩子，挑砖、和泥、借粮、赊瓦，整整三年，才把那五间青砖大瓦房立起来。每一块砖缝里都塞着她的指节印，每一根檩条上都留着她的汗碱花。她总：“房子在，根就在，孩子们走到边也能找得着回家的路。”
可弟弟成家后，嫌老屋“风水不好”，趁母亲去县城给孙女陪读，三下五除二把房子扒了，是要盖二层楼。钢筋水泥拉来的那，母亲坐着早班车赶回，远远看见房坡子塌成一堆碎砖，像被人拦腰剁了脊梁。她没哭出声，只蹲在废墟前，用围裙一包一包把碎瓦片往怀里拢，指尖被划得血糊糊的。乡里突然下了禁建令，宅基地超占，新楼不许动土。于是，五间老屋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只剩三间旧堂屋孤零零杵在西北风里，像被拔掉牙床的孤老，漏着风、渗着雨。
如今，母亲每清早还是下意识去“扫院子”，走到一半才想起院子没了，愣愣折回来，把笤帚靠在那截残墙上。过年时，她把原来贴在大门上的“福”字捡回来，用浆糊粘在堂屋破门板上，纸角卷着风扑簌簌响，像一声声不敢哭出来的叹息。她一辈子没攒下金银，只攒下那几堵墙，如今墙没了，她半生的力气和盼头也碎了一地。夜里常听见她压着嗓子哭，像把声音埋进枕头里，又像是把碎砖一块块往心里填——填得再满，也盖不出原来的家了。
七七把这句话在心里攥出了汗——“要给妈把房子盖起来”，像攥着一颗滚烫的炭。每蒙蒙亮，她就先给母亲倒好温水、把药片按剂量排成一排，再踩着三轮去镇上的建材市场转。她一家一家问价，把红砖、水泥、钢筋的型号记在本子上，本子被汗水浸得发皱，数字却越写越亮。晚上，她坐在堂屋门槛上，借手机的光画“新房草图”：坐北朝南，窗要大，灶台高矮照着母亲的腰来，卫生间就盖在东厢，省得老人夜里摸黑绕院子。画着画着，她忽然听见母亲在里屋咳嗽，赶紧把图藏到屁股底下——她怕母亲看见，更怕母亲拦着：“别折腾，妈老了，住哪儿都一样。”
可七七知道，母亲越“一样”，眼里的光就越暗。去年腊月，母亲偷偷把旧房门钥匙塞给邻居李婶，：“要是哪我躺下了，你帮我把堂屋的灯拉灭，省得费电。”七七在窗外听见，指甲把掌心掐出了月芽。那夜里，她跑到父亲坟前，跪进雪里，一句一句把心里的话烧给地下的人：“爸，你给我作证，我非得让妈住上新房子，让她把腰杆重新挺起来，让她在村里人面前再也不用低着头快步走。”
为了攒钱，七七白下地帮承包户剪葡萄，晚上去镇上的快递分拣站搬货，一件包裹三分钱，她一晚上能搬三千件，亮时胳膊肿得连棉袄都套不进。腊月二十八，老板拖欠工资，她堵在仓库门口，嗓子喊哑了，终于要来八千块。回家路上，她花十块钱买了根糖葫芦，插在堂屋门栓上，给母亲拜年。母亲咬了一口，酸得眯起眼，却笑着：“我闺女买的，比肉香。”七七转过身，眼泪砸在脚面：妈，你再等等，等我凑够五万，就把地基垫起来；等我再攒三万，就把梁木立起来；等我……她不敢想太远，怕一想，时间就慢得熬人。
今年清明，她带着攒下的存折、画好的图纸、一块从废墟里捡出的门楣砖，去乡政府申请危房改造补助。办事员抬头问：“申请人姓名？”她清清嗓子，声音脆生生的：“我，七七，替我娘赵秀兰申报——那房子，是她一辈子的脸面，也是我的命。”
七七把那张被汗水浸得发皱的纸条摊在炕沿上，红砖、水泥、钢筋、人工、审批、补助……字越列越多，像一团乱麻缠住她的喉咙。她不知道从哪一根线头扯起，才能真正把母亲的心结解开。
白，她蹬着那辆掉漆的三轮去镇政府，先奔国土所。窗口里丢出一张“农村宅基地新建申请表”，上面密密麻麻的签字栏：村民组、村委会、规划站、分管领导……她数了数，足足七个红章。办事员头也不抬：“先回去让组里三分之二村民摁手印，再让村支书开‘四邻无纠纷’证明，缺一个，下一个窗口别排队。”七七把表叠成四折塞进兜里，转身去村委，却被告知支书去县里开会，三后回。她站在空荡的走廊，日头把影子压成薄片，像她自己——被七道工序钉在墙上，动弹不得。
回村的路是上坡，三轮链条吱呀作响。她脑子转得比车轮还快：补助找谁？危房鉴定找谁？设计图纸要不要资质？母亲那三间堂屋算d级危房吗？可每问一句，都像把石子丢进深井，连个回响都没樱傍晚，她蹲在废墟前，用手扒拉碎砖，企图在瓦砾里找到一条“第一步”的缝，却只刨出半截生锈的钉子和自己乌黑的指甲缝。
夜里，她打开旧手机，搜索“农村自建房流程”，跳出的却是五花八门的广告：包工头声称“交钥匙一条龙”，要先付30%定金；律师咨询每时三百；更有甚者劝她“买个集装箱房，三落地”。她越翻越冷，屏幕蓝光把她的脸照得惨白——像漂浮在信息海里，却捞不到一块能踩脚的木板。母亲在床上翻身，咳嗽声像钝锯子来回拉，拉得她心脏发颤：妈，你给我点时间，可时间到底藏在哪一张表里、哪一枚章下、哪一趟班车的点里？
第二，她起了个大早，把问题一条条抄在烟盒纸上，去镇里“蹲”那些穿制服的人。规划站的赵：“先去做房屋安全鉴定。”住建局的李姐：“鉴定得去县城，带身份证、宅基地证、四至图。”她又折回村部找四至图，管档案的却告诉她：九十年代的老档案没上电脑，要去乡档案室调，而乡档案室每周只开周二上午。烟盒纸被捏成湿团，她忽然觉得自己像被放进一个连环锁的盒子，钥匙却挂在盒子外面。
第三，她花四十块车费赶到县住建局，排队两时，被告知“危房鉴定”已归农业农村局审批；她又辗转到农业农村局，却要“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而第三方机构名单在官网上，今系统升级，打不开。她坐在县城公交站，看着色一层层暗，像有人把墨汁泼在她心里。她想起母亲弯着腰在废墟上捡瓦片的样子，想起那句“住哪儿都一样”，忽然鼻子发酸：原来最难的不是搬砖和泥，而是找到“允许你搬砖和泥”的那张纸、那一句话、那一个人。
夜里回家，她没进堂屋，先蹲在院角的稻草垛后，点了一根烟——她平时不抽，只把烟当香，敬自己，也敬看不见的门神。火星在暗里一明一灭，她像对另一个自己话：“七七，你不能乱。七个章也好，七个坎也罢，你得先抓住一个能喘气的活扣。”她掐灭烟头，把烟盒纸重新摊平，在第一行字前重重画了个星号——
“1 周二早上去乡档案室调四至图，顺便问老会计当年批宅基地的底子；2 回村找李婶，她外甥在县城做房屋鉴定，先打电话问价；3 周三晚上把村民代表名单拟好，趁周四支书回来，一次把字签完；4 周五再去镇里，把表一层层递，谁卡我，我就蹲谁办公室门口给他打水买饭……”
写着写着，她忽然觉得那团乱麻里有一根线，微微地，颤颤地，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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