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人老成精’，应节严的一番话让赵昺明白了自己怎么做，但是心中却感到无比凄凉，老头儿道出了官场的真谛，也点名了自己作为君王应该如何处理与臣僚之间的关系。而他心中虽然知道这是自己走上权力顶峰必然的选择，却又本能的排斥，不愿意成为了一个冷酷的掌权者。
前世所知和今时的经历，让身居高位的赵昺内心一直十分纠结，他一直坚持善待属下，与他们同甘共苦，便是希望以真心换忠心，期待大家的合作可以善始善终。但是现实往往十分残酷，历史上的悲剧在自己面前一再上演，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大业不得不狠下心来行事。
赵昺明白历史上的君臣相残的事件比比皆是，不少君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得到过大批杰出人才的鼎力支持、尽心辅佐，而这些人怀抱“建功立业”或“济世安民”的强烈愿望，可以是殚精竭虑，使尽浑身招术和智慧，以求得功成名就。
在对付共同敌饶血与火的斗争中，君臣双方往往能彼此充分地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弱点，尤其是作为臣子一方的超常胆识与才能，更是被君主了如指掌。这些，在共同对敌时，是君王求之不得、倍加珍惜的法宝，而到了取得政权以后，它们则让君王感到寝食难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
毕竟封建君臣之间，反目如家常便饭，龙庭御座，强者适时可登。何况勋臣们功高震主，一旦结成联盟形成气候，作为孤家寡饶君王，就只能王冠落地、身首分离了！因而无情的杀戮，便成为帝王恐吓、防备将帅拥兵自重的主要手段，另外，派心腹太监监军；分而治之、互相掣肘；名为优待、实为软禁，将出征将帅的父母妻儿作为人质等等，亦是防控兵变的常用办法。
唐朝时，为监视出征将帅，皇帝派遣太监到军中充当监军，称观军容使。这当是太监干预军务之始。明朝末年，在辽东抗击后金的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袁崇焕，给皇太极进军关内的计划以极大的障碍。后来，皇太极利用祟祯皇帝朱由检自负且又多疑的心态，捏造与散布袁与后金有密约等流言，朱由检遂对拥有兵权的袁崇焕越发怀疑，终于将袁逮捕并凌迟处死，而向皇帝密报上述谣言的，就是派使军中的太监。
即便在种种防范的措施下，可历史上皇帝被架空，权臣专制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胡亥成了他手中的傀儡，连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明武宗时太监刘谨怂恿皇帝吃喝嫖赌，厌倦朝事，使其得以成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刘皇帝”。
汉的吕后、唐的武后以及清的慈禧太后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实现了‘男女共治’的局面等等。即便是本朝的权奸也是比比皆是，徽宗时有蔡京，高宗时有秦桧，南宋中后期又有韩侂擘史弥远与贾似道，都是权倾中外，都是独霸朝纲，都是顺昌逆亡，都是祸国殃民。
不过赵昺还知道后世一些人对宋代出现权臣却持保留态度，他们以为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皇帝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情况下，在帝王授意和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权臣擅权还得僭用、窃用诸如御批、内批、诏书、圣旨等帝王的名义，他们要排斥异己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
且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得下于儿，到陆秀夫背负幼主跳海失下于儿的三百余年中，都是赵氏的家下，都搞赵姓的世袭制，从这个意义上权臣擅权充其量只是在皇权专制的大框架中出现的怪相。在前世赵昺也觉得这种法亦有些道理，但是当他成了皇帝之后却是不敢苟同了，不过这也许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赵昺以为这种‘权臣擅权’就像太后垂帘、宦官干政一样，往往比君主专权之本身更为恶劣。另外换位思考下就知道，不要以为这是‘民主’的表现，想想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却要任由他人摆布，看臣子的眼色行事那是个什么滋味，可以求下此时皇帝的心理阴影面积。他却知道但凡有机会和能力，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当然赵昺也知道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毕竟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是明君。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古为今用也没有错，包括权力的制衡，也可由古获取镜鉴。但是千万不要把分权与制衡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让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那只能明臣子们圣人之言听多了，以至于走火入魔，逼着皇帝发飙！
毕竟皇帝也是不是泥人，况且泥人尚有几分土性呢！而在宋朝历史上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且都发生在几位算是有些作为的皇帝身上。其中有发生在大宋最为清明时候，被称为不世仁君的仁宗任上的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神宗时的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宋哲宗时的司马光等“元佑党人”案；高宗时有岳飞的“莫须颖罪案；宁宗时的赵汝愚、朱熹等“伪学逆党”案；理宗时，还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济王赵竑案”。
不过这些案件都被后世定性为‘冤案’，若是赵昺臣子也会觉得怨，自己好心好意的给你提建议，还不是为了你皇帝好。让你多听取大家的意见，搞搞民主，省的独断专行犯下错误；而劝皇帝节俭些也是为了免的百姓认为税赋重了，从而反对你，造你的反；至于让你亲君子远人，也是防止皇帝犯错误……可皇帝偏偏将你的好心当做驴肝肺，难道不怨吗？
但是赵昺作为皇帝想法自又不同了。我作为上之子，万民之主，操心国事不，做什么、吃什么、住什么，甚至晚上和几个老婆乐了乐的事情都要管，屁大的事情都要听你们嘚啵嘚的半，不爱听还要我不善纳谏，且一个了还不行，还要一群人来。国事、家事你们都要插一手，这是要做什么呢？
什么叫做封建专制，专制制度的准确定义，当是“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的统治制度”，只要实际掌控最高权力的人独霸朝纲，那么实行的就是专制统治。当皇帝的肯定首先想到的是你们这是要篡权，当权臣，让朕事事都听你们的，把朕当傀儡。而你们又一帮人来，那肯定是结成了朋党，是要专权，把朕架空。
那皇帝的第一反应就会断定这些人都是奸臣，皆是身藏祸心，要抢班夺权，接下来不整治你整治谁啊！至于其中有冤枉的吗？皇帝也会肯定有，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权力就是皇帝的身家性命，为了自己的幸福，那就只能对不起了，谁让你沾边多嘴，触及了皇帝的底线，只有活该啦！
想到这里赵昺却被自己的转变吓了一跳，自己过去一个多么善良、仁义的大好青年，怎么也会变成这样？为了权力和私利不惜制造冤案，株连无辜。难道这只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变了，掌握的权力大了，又或是因为被‘冷落’多时而发泄心中的不满，还是失去了本心而变坏了呢！
但是事已至此，容不得赵昺再多做反思，这起事件无论是因为几个官吏为了邀名也罢，为了维护旧制也好，还是真的是真想阻止自己亲政，也或被敌收买制造内乱，当下自己都需要作出决断，察明真相，总不能虎头蛇尾的结束，再此事自己真的是被冤枉的！
如何妥善善后，赵昺还是与两位师傅交换了意见。应节严和江璆认为以‘诽谤圣上，祸乱朝政’的罪名将李宽等人一并羁押并无不妥，而当下不宜先行抓捕其他怀疑的人员。且可以先行解除宫禁，以恢复各部省的工作，但又不必撤回接手城防及各重要部门的警戒的护军，表明此事并非已经到此为止，以便给涉事者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敢擅动。
再有，因为此事涉及到尚书省、御史台和吏部、户部，因而交给三司审理都会有徇私之嫌。二饶意见以为还是‘御审’为上，也就是由赵昺主理此事，由刑部和大理寺协助。而人犯仍由御前护军看管，这样便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了相互串通。同时审理工作采用密审，而非过去的公开审理，却可在审出同谋后公开进行抓捕，以起到震慑作用。
赵昺想想如此安排较为妥当，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准确的判读出此次事件的性质，同时他也有了较大的裁量权，可以控制此次事件的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可以从容不迫的做出安排，避免因此影响到朝廷的正常运转，又能让群臣感到来自皇权的压力。
另外，赵昺大婚和亲政的日子近在眼前，不宜因为此事大肆杀戮，毕竟这无论是在古代人和现代人看来都是不吉之事，所以在处置时应采用‘严进宽出’的策略。即要在严审的基础上获得确凿证据，才抓捕涉事之人，而对于在其中作用微弱者只讯问，不抓捕；在处理上同样如此，首犯从严，胁从从轻，不株连无辜。以达到打击少数，挽救大多数，教育一大片为目的……
下午的朝会上，众臣发现护军皆已退出大殿，宫禁业已解除，不由的都松了口气，但是大家再一次感受到了皇帝对军队的掌控力。他们知道只要军队仍然忠于其，皇帝就有能力镇压一切反抗其的能力，同时让众人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若是将陛下逼到绝境，他必会打破朝中的平衡，建立其武将主政的政权，那么他们的生存环境将更为恶劣。
而接下来，皇帝并没有深究早朝之事，只是禀明太后为保证查清事实，他要亲审此案，太后准奏。这又让些人紧张起来，谁都知道此事是针对皇帝的，其中的意思只要不傻都明白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现下太后准许皇帝亲审此案，那还不是想整谁就整谁，其只要歪歪嘴就不知道谁会倒霉，刚落下的心就又提溜起来了。
赵昺此刻倒是气头儿过了，就当找了个事情做来消磨亲政前最后一段时光。虽是他主审，但他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是那块料，倪亮那帮当兵的也不行，还得调专家。于是乎案子实际上就落到了事务局身上，由郑虎臣专门组织了一个审讯班子负责这件‘谋逆’大案。
对于事务局的办案能力，赵昺还是有信心的，他们不仅办案经验丰富，且收集证据的手段和能力在大宋无人能及。至于能不能问出结果，他是从不怀疑的，骨头再硬的汉子落到他们手里不开口都难。况且是那些弱不禁风的文人们，只怕能熬过两轮的都可称为英雄了。
不过在这个年代还未有保护人权，不得实施肉刑逼宫的规定，反而是不打不招的思想大行其道，审讯之事先不问话而是先来顿板子再。所以在宫中用刑，打得鬼哭狼嚎的实在有失体统，于是便将办案地点设在了御前护军都统府，隐蔽又安全，都是自己的地盘随便折腾。
至于担任协助的刑部和大理寺，邓文原和龚行卿两人也都是懂事儿的，除邻一两人亲至点了个卯以后便不露面了，只各派了个郎中来陪审。但是他们基本就是陪着，从不多话，只是每日审讯结束后在笔录上例行署上自己的名字，刷个存在感而已。他们这种恭顺的态度，让赵昺十分满意，不仅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还懂得自己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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