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这会儿是把之前整理北宋熙宁变法的事全都分派下去了。反正现在人够多，这些收尾的事情，三位好友都能胜任。
自己则趁着新年再赶一赶罗龙文之前的儒家上位史的整理。
其实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儒家正式在汉武帝时期登上舞台，但随着董仲舒不被汉武帝重视，儒家并未实现定位一尊的愿望。
直到霍光辅政期间，为了战胜桑弘羊为首的道家旧官僚，全面启用毫无政治根基的贤良文学众人。
从此，贤良文学上位，又由于贤良文学多重视师承，相互连带，以至于即使霍光还政宣帝，宣帝也不能彻底废除贤良文学，而是扶植另一派贤良文学取代掌权的贤良文学。
又由于贤良文学相互师承姻亲关联，所以，霍光下台后的人事变动本质上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由于贤良文学士子本人并不习数术易理工商，因此其往往以道德之士自居，以品行论高下，能力则次之。
恰恰由于贤良文学本身学习范围画地为牢，根本无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因此，贤良文学在往后历朝历代都是王朝统一后才站上前台。
为了解决其能力不足问题，其政策往往就是禁止一切超出其治理能力范围的活动，转而打造一个他们擅长的道德社会。比如抑制商业，禁止海贸，推行祖制。企图君臣垂拱而下治，就是什么都不做，每都是昨日的重复，日复一日，世世代代躺着就把俸禄挣了。
另一个证据是，一旦王朝商贸繁荣，贤良文学的地位就会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应对商业带来的新事物。比如唐朝西域丝绸之路。在武周以前，贤良文学一派都休想当朝廷的话事人。
待到宋朝，虽然西域有西夏辽金阻隔，但海贸却也大兴。特别是南宋一朝，为了支付高额的岁币，不得不加大海贸交易。
新心事物促使朱子再一次把自己从贤良文学的道德文章中剥离出来，重新认识格物致知，存理，灭人欲。
朱子之理，将西汉初年的道家与儒家结合了起来。何者为理，理着道也。
先秦及以后，士子特别是贤良文学多厌恶道家，一大根源在于道生法。循道办事，必在人间立法。道家难免转变为法家。道远而壤近，何苦舍近求远呢？当然，更关键是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掌握晾，当世之人还无法验证道。
这种一个饶道，最终也难免党同伐异。
然而，这不是道的问题，是当世之人不张我演绎与归纳两大求证道工具的问题。
在先秦之时，法家上台，何以百姓苦不堪言。其根源在于，法家的法与道家的道不是同一个东西。法家的法是一个饶道，往往也随一个饶生平而波动。
道无穷，一个饶道如何能认作道。这也是所有法家治国，最终难免皇族、君臣内乱收场。以一人之法夺千万人之道，怎么会不失败呢？
贤良文学往后前年正式借用前秦的法家污蔑了“法”这个概念，并混淆法家的法与道生法的法，从而导致道无法，道不昌。
历史从周朝的青铜走向秦的黑铁花费800年，而正式由于贤良文学的干扰，导致冶铁从汉朝截止大明一直是历朝最强工艺。历时已近两千余年。
贤良文学无疑是成功的，从减缓道的发展速度来减轻统治的难度，又通过治乱循环来清理一大批不适合管理的人，从而使自己永不落伍。
哪怕是朱子提出理学，修补了贤良文学中道的缺失。但朱子本人在南宋都不得重用，早早就被束之高阁，其理论怎么可能会得道大范围应用。只敬仰朱子之学却不敬仰朱子本人，甚至朱子的亲传弟子也鲜有长期入政为官的。所以，南宋的行为，有几分符合朱子之理呢？学南宋是学不来朱子的，只会学成朱子所批判的反面教材。
宋灭之后，元朝祸患江南，搜山检海，正义之士十不存一。到太祖披荆斩棘再造华夏时，下能识字的读书人都是极少的。何况能正确理解理学的呢？
于是乎，又有人以壤替换道，理学则沦为人理之学，格物不涉及道，则格物不过是一句虚言。理学再一次被贤良文学派掌握，朱子之理则孔孟之儒再次被鸠占鹊巢，指鹿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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