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万万没想到的，送出去三本书，收到的却是九十册书稿，什么叫涌泉相报，自己算是体验了一把。
送出去的《三经新义》三册书是王安石组织众人，以告子性无善恶为基础，重新解释《周礼》、《诗经》、《尚书》的。
从学术上讲，王安石基本是先秦之后唯一一个坚持性无善恶，有专门着书立，并且有实践的大家了。
自董仲舒搞独尊儒术后，性善论真的是太难撼动了，哪怕王安石一度贵为舒王，其门下走狗多入牛毛，也不能改变什么。
从性无善恶出发，那么决定善恶的是什么呢？王安石回答的是“理”。合理者为善，不合理者为恶。
那什么是理呢？
这一点，其实张居正看了这么多年也才勉强揣摩出一点端倪。
理者，生老病死之自然需求耳。
如果是顺应这种自然需求，则为善，反之则为恶。
但是如果这样理解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与人对生老病死的需求是有差异的，这样就必然导致于我而言善的东西于别人不善了。
张居正唯一能够想到的窍门就是下人之理了。只要这个理是下多数人所接受的，那就是普遍的善，只有普遍的善才是真善，否则完全可能是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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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书的宋应昌在赶紧跟自己老师写信问计后也在加紧研究。
因为性无善恶本身就是嫁接儒学与罗学的桥梁。只有跨过了这个桥梁，才能用儒生们听得懂的话去交流，让人听得懂是获取支持的前提。
至于各地煤士绅的支持，宋应昌是不太看好的。毕竟煤士绅人数都太少了。想要翻盘形成潮流还是困难的。
权商贾、理财以义，因下之力生下之财供下之费。
整整一，宋应昌看书看得头晕眼花。很显然，当习惯杭州新学那种逻辑严密，形式规范的论证后，再来看其他书都只能确实打脑壳。
宋应昌晕晕的，把重点画在了理这个地方。
很显然，宋应昌直觉就知道，王安石跟其他大儒一样，在论述时没有划分好自己的范围，到底是以个人为基础还是以下人为基础。
因为恩师高翰文强调过，个人正确的结论是不能想当然直接应用到下人身上的。是什么微观推论的前提条件在宏观中可能并不存在或并不相同。
浅显的，微观个人人人都想大富大贵，并为之努力并最终实现，到下人如果都这样，则直接可能导致下大乱，别富贵了，大多数人活命都困难。
很显然，到这里，宋应昌差不多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了。
当朝文人不是要借骂王安石来否定杭州新学吗？我杭州新学只要骂王安石骂得更大声，更有理不就让人无话可了。
只要跟王安石划清界限，才能化解那帮拿“靖康耻”来扣帽子，虚言恫吓的伪君子。
只是可惜了王荆公。
好在杭州新学的一大特长就是骂先贤。学科就在是发现先贤的不足身上成长得。
毕竟，只有骂了王安石，才是严格遵循了王安石“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惧”的变法箴言。
只有骂王安石的后人才可能是王安石的忠实学徒。
换言之，替老师认个学术的祖宗，应该也不算大逆不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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