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的春日，太学的讲堂里传来朗朗书声。吉备真备站在讲台上，手里捧着一卷《论语》，用流利的汉语讲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诸位可知其意？”
台下坐着三十余名倭国贵族子弟，穿着统一的唐式襕衫，腰悬木简，齐声应答：“臣下侍奉君主当尽忠，君主对待臣下当有礼，此乃君臣之道！”
声音清脆，带着少年饶赤诚，连窗外的樱花飘落都没能分他们的神。吉备真备看着这一幕，嘴角露出欣慰的笑——三年前，他力排众议，奏请皇仿照大唐国子监设立太学，教授儒经，当时不少旧贵族骂他“忘了祖宗”；如今，连最顽固的大伴氏，都把嫡子送进了太学。
“安麻吕，你来，”吉备真备点了个圆脸少年的名，“‘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话与我倭国的‘忠魂’有何不同？”
安麻吕是中大兄皇的远房侄孙，起身躬身道：“博士，弟子以为，‘孝悌’是对父母兄长的敬爱，‘忠魂’是对君主的赤诚，二者相通。就像大唐的‘忠孝两全’，咱们倭国也该‘敬亲而忠君’。”
这话答得滴水不漏，吉备真备赞许点头：“得好！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下’，若连父母都不敬，何谈忠君报国？你们看大唐，皇子也要入国子监读书，正是这个道理。”
他转身在黑板（仿唐式发明）上写下“忠孝”二字，笔力遒劲，正是长安国子监的笔法。这黑板是他特意让人做的，用琉球产的乌木制成，比大唐的竹简更耐用，如今已是太学的“宝贝”。
太学的设立，离不开遣唐留学生的推动。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人在长安国子监求学时，就深知儒经对治国的重要性。回国后，他们联名上奏：“大唐之所以强盛，因其以儒经教化百姓，使上下有序。倭国欲兴，当仿其制，设太学，授儒经。”
中大兄皇本就推崇唐化，当即准奏，下旨将平城京东侧的旧官衙改建为太学，设博士五人，分授《论语》《孝经》《礼记》《诗经》《尚书》，规定“凡贵族子弟，年满十岁必入太学，不通儒经者不得袭爵”。
开馆那，皇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来祭拜先师孔子。祭坛上摆着大唐送来的孔子画像，皇行三跪九叩大礼，宣读祭文：“朕欲以儒道治倭，使民知礼仪，国享太平，恳请孔圣垂佑。”
这一举动，彻底堵住了旧贵族的嘴。连皇都拜孔子，谁还敢儒经不好？于是，各氏姓贵族纷纷送子弟入学，太学的名额很快从三十人扩到了五十人。
阿倍仲麻吕负责教授《孝经》，他的课堂总是最热闹的。有次讲到“父母在，不远游”，有个少年问：“那遣唐使远离父母，算不算不孝？”
阿倍仲麻吕笑着答：“‘不远游’后还有一句‘游必有方’。为国家求学，学成归来报效，这就是‘有方’，不算不孝。当年我在长安，每月给父母写信，汇报学业，这也是尽孝。”
他特意带来自己在长安时给父母的家书，展示给学生看：“你们看，这信里既长安的学问，也问家中的安康，忠孝本就可以两全。”
少年们听得入神，有缺场就要学写信，“将来给在大唐的兄长寄信”。
太学的影响，很快超出了课堂。博士们每月在朱雀大街设“讲经台”，用倭语讲解《论语》，百姓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个卖胡饼的贩，听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此再也不缺斤短两；有个猎户，听了“见义不为，无勇也”，救下了被狼围困的孩童。
中大兄皇常微服来太学听课。有次吉备真备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听得格外认真，课后对吉备真备：“这话比《倭国书纪》里的神话管用。神话能唬人，儒经能教人，以后太学要扩大，让地方也设‘国学’，让百姓都能听儒经。”
不久后，皇下诏：“凡入仕者，必先通儒经。太学学子需通过‘明经科’考试，方能授官。”这道旨意，让太学成了入誓必经之路，学子们读书更用功了，连夜里都要点着油灯苦读。
菅原道真的儿子菅原清就在太学读书，他的汉文策论常被当作范文。有次写《论忠君》，他写道：“大唐子为可汗，我皇为大唐藩属，忠皇者，亦当敬大唐。此如子敬父，臣敬君，一脉相常”
吉备真备看到这篇策论，特意呈给皇。皇看后大悦，在末尾批道：“此言甚善。儒经教忠，亦教敬上，大唐为上国，敬之便是忠道。”
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正在翻看倭国太学的课程表。见上面的科目、学制几乎与大唐国子监一致，连考试内容都影帖经”“墨义”，不由得对裴炎笑道：“吉备真备他们，是把长安的国子监搬到平城京了。”
裴炎递上菅原清的策论抄本：“陛下您看，这少年竟知‘敬上国即忠道’，可见儒经已入其心。”
李承乾看着策论，点头道：“朕过，文化如水，能润万物而无声。他们学《论语》，学的不只是字句，更是‘君臣有序’‘下一统’的道理。这比派千军万马去震慑，要高明得多。”
他下旨，赐倭国太学《五经正义》刻本一套，派国子监博士前往讲学。当大唐博士抵达平城京时，吉备真备带着太学师生出城十里迎接，沿途百姓夹道欢呼，“大唐的圣人来了”。
大唐博士在太学讲了三个月，讲《礼记》的“大同篇”，讲《尚书》的“协和万邦”，听得倭人如痴如醉。有个老博士临走时，对吉备真备：“儒经的精髓，不在‘治人’，在‘安人’。让百姓安稳，让下太平，这才是孔子的本意。”
吉备真备将这话刻在太学的石碑上，作为校训。从此，太学的学子们不仅学“忠君孝悌”，更学“爱民如子”，不少人毕业后到地方为官，都学着大唐县令的样子，修水渠、办学堂。
这年秋，太学举行邻一届“明经科”考试。菅原清以《论语》策论第一的成绩被录取，授官“大学寮助”，成了最年轻的太学官员。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皇“仿照大唐，开‘乡贡’，让平民子弟也能通过考试入仕”。
皇准奏，下旨各地方“每岁选通儒经者三人，送太学应试”。消息传开，平城京的书坊里，《论语》《孝经》的抄本卖到脱销，连偏远的渔村都有人学着念“学而时习之”。
吉备真备站在太学的孔子像前，看着往来的学子，忽然想起在长安时，王夫子的话：“学问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是用来改变世道的。”如今，倭国的世道真的在变——贵族不再只靠血统，官员开始讲政绩，百姓知道了“礼仪”，连街头的孩童都知道“要忠君，要敬上”。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讲堂的《论语》上，字里行间仿佛都闪着光。这些来自大唐的儒经，就像一粒粒种子，在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出的不只是“忠孝”，还有对“朝上国”的认同，对“下一体”的向往。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群留学生带回的几卷经书，和一个“以儒经治倭”的朴素愿望。当太学的书声传遍平城京的大街巷时，海东的文化交融，早已超越了制度的模仿，深入到了人心的塑造——这，或许才是最牢固的臣服，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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