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正街的梅雨季来得又黏又潮，雷宜雨蹲在纺织厂仓库的棉纱堆旁，指尖捻着一截发霉的账本纸边。纸页上的蓝墨水晕开成诡异的蛛网状，最后一邪工会活动经费”后面的数字像是被虫蛀过，只剩半个模糊的“3”字。
“雷哥，这账不对。”彩凤的算盘珠子卡在第七档，指甲抠进纸缝里，“上个月厂里发劳保，工会账上应该还剩两万八，现在保险柜里就剩三捆大团结——连零头都不够！”
大建一脚踹翻铁皮柜，锈蚀的锁舌“咔嗒”弹开，里头滚出几本《毛选》和半瓶红星墨水。他抄起墨水对着光晃了晃，瓶底沉淀着黑蓝色渣滓：“褪色墨水！这玩意儿写上去三就消失，以前粮店坑农民粮票用的下三滥手段！”
角落里，新收编的纺织厂老会计徐伯突然“咦”了一声。他抖开账本附页的复写纸，苍老的手指顺着纸背的凹痕摩挲：“你们看，这页纸背面有划痕——有孺着复写纸改过数，原账目应该是支出两万五，被改成五千了！”
雷宜雨没话，弯腰从痰盂底抽出一张皱巴巴的《长江日报》。社会版角落的讣告栏被红笔圈了出来：《原江汉区工会副主席周某某病逝》，日期正好是经费失踪前三。
“查车票。”
武昌火车站售票窗口前，苏晚晴的皮鞋跟碾着地上的烟头。她从公文包里抽出纺织厂介绍信，窗口里的女售票员扫了一眼就撇嘴：“又是查那个会计？这个月第三拨人了！”
“不是查人。”苏晚晴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光遮住了眼神，“查他买的票——6月12号下午，两张去广州的硬卧。”
售票员翻登记簿的手突然顿住。
“怪了，票根上写的是一个人……”她蘸着唾沫又翻了几页，“但存根联登记了两张票，另一张用的介绍信是‘红港贸易公司’！”
窗外突然炸开一声闷雷，雨点噼里啪啦砸在铁皮棚顶上。苏晚晴的钢笔尖在“红港贸易”四个字上洇开一团墨迹——那是周瘸子去年注册的皮包公司。
纺织厂财务室里，彩凤把褪色墨水泼在空白账页上。蓝黑色的字迹像被施了魔法般浮现：
6月12日支工会经费元（周副主席丧葬补助）
经手人：李会计审批：王主席
底下却多了行褪色后几乎透明的字迹：
实际支出5000元，余款元转红港贸易账外账
“王鞍！”大建抡起铁尺砸向保险柜，火星溅到堆在墙角的劳保手套上，腾起一股焦糊味，“李会计和王主席联手做局，拿死缺幌子贪了两万！”
雷宜雨突然笑了。他敲了敲痰盂，哑巴张立刻从棉袄内兜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里头装着李会计家抄出来的火车票存根，票面广州到深圳的戳印日期是6月13号。
“让他跑。”
暴雨夜的广州站前广场，李会计缩在候车室长椅上，公文包死死搂在怀里。对面坐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正用指甲刀修着“红港贸易”的铜牌公章。
“明早七点的船到红港。”男券怜公章上的铜屑，“王主席给你安排了个仓库管理员的活，每月三百港币……”
话音未落，三个戴红袖标的联防队员突然围过来。为首的一把扯开公文包，两捆大团结“啪”地砸在积水里，票面上的纺织厂财务章被雨水泡得发胀。
“同志，这钱……”
“广州站本月第三起贪污案。”联防队长踩住四散的车票存根，其中一张背面粘着褪色墨水写的交接单，“又是红港贸易接应——带回去！”
汉正街的晨雾里，雷宜雨用火钳夹着烧红的钢印，在防汛墙新砌的砖块上烙下“1991.09.17”。砖芯是空心的，里头塞着李会计的审讯笔录和王主席亲笔签的“自愿捐赠书”——两万赃款变成了纺织厂下岗工人培训基金。
彩凤把新账本拍在工会桌上，封皮烫着“透明账目”四个大字。大建正给窗户焊铁栏杆，焊枪火星溅到周瘸子派人送来的“沉痛哀悼”花圈上，烧穿了“红港贸易”的落款。
“雷哥，王主席昨晚‘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苏晚晴递过今的《长江日报》，讣告栏已经排好周瘸子表叔的名字，“李会计的案子上了内参，纪委下周进驻纺织系统……”
雷宜雨摩挲着痰盂上新刻的工会徽章，江风卷着棉絮从防汛墙的砖缝里钻过。三千六百块砖沉默如谜，其中三块的夹层里，藏着褪色墨水也抹不掉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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