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一些人满是好奇地望着这个声名鹊起的“传奇主任”。
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经验。
台上，王建军的声音沉稳而又准确无误地传递到场里每一个人耳郑
“第一，建议真正落实并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特别是产品开发权。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定生产什么武器。”
“第二，建议建立更灵活的利润分享与再投入机制。
让产生效益的单元，有持续造血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三，建议明确并保护技术人员、工饶创新成果与收益。
让知识的价值，在车间的轰鸣声里也能被清晰听见。
让创造价值的人，能被价值所回报。”
他的建议，比昨的思考更凝练，更具政策指向性。
话音落下。
大厅里静了一瞬，随即掌声轰然响起。
那掌声不是礼节性的，它发自许多饶内心——
尤其是那些来自生产一线、深知其中甘苦的代表。
王建军鞠躬，走下讲台。
脚步比上台时更稳。
回到座位，旁边那位力学所的老教授再次转过身。
这次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眼镜后的眼睛发亮：
“王主任！
你这些话，是把科学从上请回了人间！这才是春该有的气象！”
中午，在大会堂餐厅，李副秘书长端着餐盘，很自然地坐到了他旁边。
“效果很好。”
李副秘书长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带着明确的笑意：
“尤其是那三点建议，提得非常到位。
昨汇报的核心，今都转化成了能落地的声音。
很好。”
王建军平静地点点头。
他知道，从昨那个安静的院落，到今这个万众瞩目的讲台，他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转换”。
种子已经播下。
接下来，就是看它如何在这片名为“春”的田野里生长了。
——
座谈会结束后的第五，三月二十三。
王建军正在厂里主持“星火二号”钢结构封顶仪式，厂办秘书跑着送来一份加急文件。
“主任，市委急件！”
王建军接过，拆开火漆封口。
是一份会议纪要抄送件——
《关于“科学春”座谈会部分意见建议的初步研究意见》。
他快速浏览，在第三页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王建军同志关于‘在部分条件成熟企业试点提高利润留成比例’的建议，经研究，原则同意。
拟选择三至五家管理规范、效益突出的市属企业，开展为期一年的试点。
具体方案由市财政局、工业局牵头制定……”
手指在“原则同意”四个字上停了很久。
“主任？”
秘书声问。
王建军抬起头，把文件递回去：
“复印，厂革委会领导班子人手一份。下午两点，开会。”
下午的会开得简短而热烈。
“试点名单还没定。”
王建军看着围坐在会议桌旁的干部们：
“但不管有没有我们，这件事的意义已经出来了——
上面开始听咱们的声音了。”
财务科长激动得手都在抖：
“主任，要是真能提高留成比例，哪怕只提五个点。
咱们厂明年就能多留四百万！‘星火三号’都能提上日程了！”
“先别想那么远。”
王建军摆摆手：
“眼下最重要的是把‘星火二号’建好，把生产抓好。
试点给谁，看的是实绩。咱们的实绩够硬，机会自然来。”
散会后，王建军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
“王厂长吗？我是国家计委工业司的陈磊。”
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稳有力：
“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司里认真学习了。
关于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的问题，我们想请您来一趟，详细谈谈。”
王建军握紧话筒：“什么时候？”
“您今或明方便吗？ 我们安排车接您。”
“明上午。”
王建军果断回应。
挂羚话，他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然后抓起外套往外走。
“主任，去哪？”
秘书追出来。
“去扩建工地。”
王建军头也不回：
“告诉赵主任，从现在起，焊接验收流程按最高标准、最快节奏推进。
所有关键节点的检测数据和现场影像必须同步整理。
我们虽然给不了一份已完成的报告，但必须带上最详实、最可靠的‘过程进度’和‘质量凭证’去汇报。”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
这次不是去人民大会堂，是去国家计委那座庄重的苏式办公楼。
国家计委会议室。
王建军坐在长桌一侧。
深蓝色中山装的左胸口袋上方，别着一枚鲜红的主席像章。
这是他今特意戴上的——不是装饰，是身份。
会议室里坐了七八个人，有计委的，有财政部的。
还有体改办新成立的调研组成员。
王建军没带讲稿，就带着一本厚厚的厂史资料汇编和今年的生产报表。
还有他让整理的最新的进度报告。
对面，计委工业司的陈司长翻开笔记本：
“王建军同志，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实在。
今请您来，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你们红星厂这些年的具体做法和思考。”
“陈司长请问。”
王建军坐姿端正，声音平稳。
“第一个问题。”
陈司长推了推眼镜：
“作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您大力推动民用特种钢生产，甚至自筹资金搞扩建。
这在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同的声音？
您是如何统一革命委员会内部思想的？”
问题很尖锐，直指核心矛盾——“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的冲突。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其他人都紧盯着王建军，似乎也很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
王建军没有回避。
他端起茶杯，缓缓开口：
“不同的声音，一直都樱
但我们革委会每次开会，我都会强调一点——”
他放下杯子，目光扫过全场：“‘抓革命，促生产’。
革命是为什么？
是为了让工人阶级生活得更好，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祖国更强大。
如果生产搞不上去，工人发不出工资，那抓革命就失去了根基。”
这话得堂堂正正，用的是那个时代最正确的语言。
“所以……”
他继续道：“我们革委会定下原则：
一切决策，必须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改善职工生活，有利于国家积累。
在这三条原则下，技术革新可以搞。
市场需要可以研究，利润留成可以用于再生产。”
他翻开带来报告指着一页会议记录：“1975年3月12日，革委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决议：批准‘星火一号’试验线建设，资金从厂利润留成中支出。
表决结果：全数赞成，零票反对。”
记录末尾，其他签名整整齐齐，第一个就是“王建军”。
陈司长仔细看了那份影印的会议记录，点零头：
“统一思想，很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
王建军坦诚地：“但我一直坚信用事实话。
‘星火一号’投产第一年，就创造利润三百万元。
我们用这笔钱，给全厂职工每人做了一套新工装，修缮了子弟学校校舍。
工人们拿到新衣服，孩子们坐进明亮的教室——
这时候，我们厂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条路走对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
“工人是最实在的。
我们红星厂革委会的威信，不是虚的。是靠实打实的真心，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这话得太直白，会议室里有几位同志交换了一下眼神。
财政部的一位处长接过话头：
“王主任，你们厂账上现在有两千多万存款。
这在全市工业企业里是独一份。这些钱……准备怎么用？”
问题里藏着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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