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安排，接下来的谈话则更加推心置腹。
所以，是由王建军的老首长与他深谈。
正式谈话两人也避免不了忆往昔。
随后老首长也提了一嘴关啸军。
这次关啸军也因为支持王建军的原因大大露脸了，功劳少不了。
“你子，以你徙河这件泼大的功劳，加上你以前的底子，组织上考虑让你动一动，担更重的担子。
比如去相关部委发挥更大的作用，你是怎么想的？”
王建军沉思着。
他明白老首长的好意，这确实是常规的晋升路径。
但他有更深的考虑。
他抬起头，语气诚恳而实在：“老首长，我感谢组织的信任。
但我自己几斤几两，自己最清楚。
我15岁参军，在战场上滚出来的，后来转业到地方。
也是从保卫科干事，一步一个脚印，跟着厂子一起摸爬滚打到现在。
我的经验、我的人缘、我的根，都在红星轧钢厂这摊子里。”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带着一种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连的情感：
“厂子里上万号工人兄弟，都是跟着我、信着我的。
他们知道我这个主任是从枪林弹雨里下来，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上去的，服气。
眼下厂子正处在技术升级、生产爬坡的关键时候。
我要是走了，换个人来，磨合要时间，工人们心里也会有想法。
咱们国家建设，到底要靠钢铁。
把轧钢厂搞好了，多出优质钢材，就是我对国家最实在的贡献。
我觉得，留在这里，把这块‘工业阵地’守好、发展好，意义一样重大。”
这番话，既有老兵的直率，又有管理者的深思熟虑，全是从工作实效和队伍稳定出发。
老首长听完，看了他良久，缓缓点头，眼中流露出理解和赞赏：
“哈哈哈！
你啊，还是那个脾气，认准聊事，九头牛拉不回。
也好，基层确实需要你这样的定海神针。
那就依你，把轧钢厂给我搞成全国最硬的标杆！
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话。”
“是！保证完成任务！”
王建军郑重答道。
至此，他的选择获得了最高层面的理解与尊重。
他选择留在轧钢厂，并非不思进取。
而是基于对自身能力圈的清醒认识、对肩负责任的执着坚守。
还有对“根本”的深切维护。
这份扎根基层的抉择，结合他穿越者的远见与积累的功勋。
反而让他在系统内获得了更超然的声望和更稳固的信任——
一个不慕虚名、只求实干、功勋卓着却又甘守一线的干部。
其分量和影响力，往往更为深远。
他守住了他的根，也为自己和家族的未来，铸就了一块最坚实的基石。
随后，他也用真实行动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他捐出五千吨钢材用于学校医院建设；组织技术骨干帮助重建机械厂；
把厂里子弟学校的课桌椅、图书一车车运往徙河。
在王建军的主持下，红星轧钢厂和其余一些大厂还组建邻一支“支援徙河重建青年突击队”。
成员是厂里的优秀子弟和思想进步的知青。
临行前，王建军给他们开会。
灯光下，他看着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年轻面孔，语气严肃而深沉：
“同志们，这次去徙河，任务很重，条件也会很苦。
你们不是去镀金，是去干活，去吃苦，去帮忙的。”
他顿了顿，拿起一份《徙河新城规划图》摊开。
“我知道，有人心里会想：
徙河跟我们轧钢厂有什么关系？我们凭什么要去？”
“我告诉你们，关系大了。”
王建军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上：
“你们也应该知道，去年七月，那片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大灾。
咱们厂，咱们厂里上万工人兄弟姐妹。
在组织和国家的号召下，捐钱捐物，加班加点生产重建急需的钢材。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是国家和人民的主人翁！
同胞有难，我们必须伸出援手！”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现在，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但最困难的阶段刚开始——重建家园。
徙河人民要在废墟上建起一座新城，他们缺技术、缺经验、更缺人手。”
“你们去了，代表的不光是轧钢厂，更代表咱们四九城工人阶级的心意。
要把咱们厂‘精益求精、吃苦耐劳’的作风带过去，把实实在在的技术教过去。
帮他们盖学校，孩子们就能早一在安全的教室里读书；
帮他们建医院，生病的人就能早一得到救治；
帮他们培训工人，新城的生产就能早一恢复。”
“记住！”
王建军的声音铿锵有力：
“你们肩上扛着的，是咱们轧钢厂‘工业报国、服务人民’的牌子！
徙河人民看到你们，就会想起：
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包括我们四九城的工人老大哥，没有忘记他们！”
“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有！”
青年们齐声回答，眼神灼灼。
后来，这些年轻人很多留在了徙河，成了新徙河的建设者。
有人娶了徙河姑娘，有人嫁了徙河伙，真正成了“亲人”。
如今。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传遍全国。
徙河送来了三个定向名额——
这不是普通的招生指标，是跨越时空的感恩，是血脉相连的承诺。
信里：“家家户户的酒都给你留着……你的孩子就是咱徙河孩子。”
记忆的潮水缓缓退去。
院子里，马灯的光静静洒着。
王建军从漫长的回忆中回过神来，发现手里的粥已经凉了。
女儿王靖雯不知什么时候又给他盛了一碗热的，轻轻放在他手边。
“爸！”女儿声问，眼睛还红着：“您当年……不怕吗？”
王建军看着女儿年轻的脸庞。
那个曾经在北戴河捡贝壳的姑娘，如今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笑了笑，笑容里有沧桑，有释然，也有无尽的温暖：
“怕。怎么不怕？
怕计划不周全，怕服不了人，怕最后时刻出岔子……
但有些事，怕也得做。”
他端起热粥，喝了一口。
新米配上红皮花生、大枣，熬得稠糯起胶，还是那个味道，暖到了胃里，也暖到了心里。
四十二岁，半生已过。
他从一个1953年穿越来的惶惑青年，成了万人大厂的掌舵者；
他把一个深藏心底二十三年的秘密，变成了十几万饶生路；
他把一份跨越时空的愧疚，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功德。
如今，这份功德以最温暖的方式回馈而来——
给他的胡同，给他的孩子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不是锦旗，不是奖状，而是带着“亲人”温度的大学名额。
是一句“你的孩子就是咱徙河孩子”的认定。
夜风吹过院子，槐树叶沙沙作响。
马灯的火苗晃动着，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
孩子们还在兴奋地讨论着定向名额、大学生活、未来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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