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明时人，雁北地区白莲教教首，投靠俺答，对明边疆进行烧杀抢掠，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白莲教”，经常以反叛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中，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是借助了白莲教的巨大力量，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后，便意识到这种具有强大反叛力量的民间社会组织，会成为新政权的潜在隐患，因此，明朝开国，大明律就将白莲教在内的若干民间宗教组织定性为邪教，明令取缔。白莲教在明政府的镇压下受到极大的打击，基本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雁北白莲教主赵全、李自馨等人率教徒，由此越境前往长城外河套地区。
嘉靖末年，蒙境丰州滩地区的汉人，有五万余人，其中白莲教前后党从者过万人，这些人开发云内、丰州等地近万顷，连村数百。他们并非单纯的移民定居，而是一股不可视的政治力量。据，赵全等人初到丰州，正逢俺答腿疾，略懂医术的赵全冒死入应州买药，治好了安答的病，安答因此与赵亲近，渐渐视为心腹。
连年的边境战事及蒙军破关掳掠，加以旱绝收，民不聊生，故在白莲教头目花乱坠的吹嘘煽惑下，长城口内往往有整村人携带破烂家什拖家带口前往的，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万余人口，立村修堡，渐成气候。李自馨回到故乡，劝诱整村人都跟他去丰州地区，带领众教徒到老家吆喝：“我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你们跟我去受用。”当开堡门之日，堡内居民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家具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板升住种。
朝廷政治腐败，党争纷乱，军备边政更是废弛不堪，由于长期的边患，长城沿线许多地方百里无村落，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萧条，守边兵士人心涣散，将士苛扣军饷、役使兵士乃是常有的事情，士兵工作生活处境极差，因此大多对武装入境者无防御能力，一旦大漠铁骑入掠，则只有丧命或逃亡，日久则精神萎顿，士气无法振作。此乃一般状况，更有甚者，边将中常有人暗中勾结私贿蒙人，移嫁掳掠之祸端，而士兵中竟有蒙人代为值班放哨，汉卒代为放牧的荒唐事情。
站稳脚跟之后，赵全等人野心逐渐膨胀，他们为安答建起九重宫殿，拥立安答为帝，而他们称王，也建起了规模不的土堡，当时赵全有人口万众，周延数十里，马匹五万，牛三万头，谷二万斛，在这些热的串通怂恿之下，蒙明关系更加紧张，和解更是无望。这些逃亡的人大都聚集在安答部所驻牧的丰州滩等地，依附蒙人垦荒种地，从事各种工艺生产，有的干脆做了奸细。俺答从兵变叛逃的兵士中挑选猾黠狡诈之徒，装扮成僧人、乞丐，流徙诸边，甚至入京师之地侦察，刺探情报。
赵全等人取得安答信任之后，开始在丰州地区大展宏图，板升之地逐渐兴旺起来，而劳动力的不足又成为现实问题，因此经常挑唆蒙人入境，劫掠口内青壮年劳力，并为之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情报，制造利兵坚甲、云梯冲竿等作战武器，提供各种战术建议。据，每有战事，安答甚至亲往赵全家商议，自此后，蒙人岁掠华人劳力以千、万计，自从白莲教赵全等人叛逃归蒙，明代中后期三边遭受更大的威胁，防御更加困难。
安答把汉人交给汉人管理，而这些汉人头目在获得利益之后，依然只是蒙人贵族的工具，加以他们的财产势力不断扩张，必然导致与其它的蒙古部落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明朝中期的蒙古来，物资匮乏已经到了极致，但是鉴于前几次设立马市因秩序混乱、政治腐败等原因而失败的教训，明政府一直对互市贸易保持警惕——虽然蒙人入境劫掠多是由于对物质的欲求引起的。
嘉靖末年，丰州地区的灾荒给农牧业造成的极大打击，灾荒一直持续到隆庆年间，俺答被迫下决心与明和解称臣。当时，赵全等汉人头目与蒙古地方贵族的矛盾日见激化，‘隆庆和议’之后，赵全等人被交送明政府处决，其在板升地区的财产利益，便立即被当地部落贵族瓜分。
朝廷全力支持王崇古提出的上策曲折发展，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王崇古、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前去谈牛赵全等撺掇安答以武力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落空后，安答不得不依照王崇古等人要求，把赵全等白莲教头目执送给明政府，换取把汉那吉。这一年，安答遣五奴柱、恰台吉收捕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张李麟、郭恒等九人引渡明朝，明朝送把汉那吉出境，赵全等人被执送京师，凌迟处死，明政府终于雪耻除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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