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约，生卒年不详，籍贯无考，唐高宗龙朔年间（661年—663年）出任汴州浚仪县令。浚仪作为汴州附郭县，自隋代开凿新渠引黄河东行后，便成为“州含其枢，为下剧”的交通要冲与政治经济重镇，内屏王室、东雄诸侯，既是四方商旅辐辏之地，也是民俗豪强、政务繁杂的难治之邑。徐仁约于此繁剧之地“剖符作宰”，却能以文治教化、勤政爱民成就“弦歌有声”的治绩，成为唐代地方良吏的典范。
龙朔初年，徐仁约受命赴任浚仪时，正值汴州因漕运兴盛而人口骤增，城郭内外流民杂处、讼案频发，加之地方豪强恃势兼并田产，基层治理积弊重重。史载浚仪“地为四战，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气习豪”，此前数任县令或因严苛失民心，或因畏难无所作为，致使政务壅滞、民怨渐生。徐仁约到任后，并未急于推行峻法，而是先“微服巡行，察民疾苦”，遍历城乡街巷、漕运码头，将流民安置、田产纠纷、关征苛弊等民生痛点一一记录，奠定治政根基。
针对最棘手的田产之争，徐仁约摒弃“强者恒胜”的俗规，推邪以契为凭，以理为断”的原则。当地豪强王氏曾强占流民李氏数亩良田，历任县令因忌惮王氏势力而置之不理。徐仁约核查旧契、询问乡邻，在公堂上历数王氏劣迹，援引《唐律》“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的条文，责令其归还田产，并补偿李氏损失。为杜绝类似争端，他还主持整理全县田籍，绘制明细图册，张贴于县衙门外，让“田有其主，界有其标”，此举虽触怒部分豪强，却赢得百姓交口称赞。
面对漕运繁忙带来的关征乱象，徐仁约大刀阔斧改革弊政。当时汴州码头官吏常借检查之名勒索商旅，“关征船算，夺时专利”，严重阻碍商贸流通。徐仁约亲赴码头坐镇，废除繁杂苛捐，明确“只收正税，不许额外索取”的规矩，同时设置投诉鼓，鼓励商旅举报贪腐官吏。他还简化通关流程，将原本数日才能办结的手续缩短至一日，极大提升了漕运效率。不到半年，汴州码头“商旅云集，舟楫相望”，税收反而因流通顺畅而较此前倍增，实现了“便民”与“富国”的双赢。
徐仁约深知“治政之本，在于教化”，在整饬政务的同时，大力兴学助教、移风易俗。他捐出部分俸禄修缮县学，聘请饱学之士任教，对贫寒子弟减免学费，提出“凡学龄童子，皆可入泮”的主张。针对浚仪“俗右武”的风气，他亲自到县学讲学，宣讲礼义廉耻之道，倡导“以文止戈，以和为贵”。每逢乡饮酒礼，他都会邀请德高望重的乡贤与学业优异的生员共坐，以礼仪教化引导民风。在他的推动下，浚仪境内“弦歌不辍，礼让渐兴”，斗殴讼案日渐减少，百姓争相以“耕读传家”为美，这正是其墓志“弦歌有声”的生动写照。
徐仁约在浚仪任上，始终坚守“清简自守，勤政为民”的准则。他生活简朴，“食止圭田，用止公入”，从不接受地方豪强的馈赠；处理政务时，“夙兴夜寐，事无留滞”，即便是琐碎的民间纠纷，也耐心调解、公正裁决。史载其任内“狱无冤滞，民无流移”，汴州刺史曾上表举荐，称其“治剧以宽，化民以礼，实为百里之表率”。龙朔三年，徐仁约任满离任时，浚仪百姓沿途相送，“攀辕号泣者数百人”，并自发为其立“去思碑”，铭记其治邑功绩。
虽史书中关于徐仁约的记载寥寥，但其“剖符作宰，弦歌有声”的墓志评价，以及在繁剧之地的治政实践，已然勾勒出一位唐代良吏的鲜活形象。他以民为本、以礼化俗，在政务繁剧的要地走出了一条“宽严相济、教化先斜的治政之路，其事迹不仅彰显了古代官员的责任与担当，更为后世地方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恰如汴水之流，滋养后世而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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