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宰羔羊】
相比于后周的蒸蒸日上，南唐的情况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了。
1，自然灾害
广顺二年（952），淮南大旱；
广顺三年（953）3月，南唐首都昇州发生重大火灾，据史料记载，这场火灾持续了一个多月，“焚庐舍营署殆尽”，陆游在《南唐书》中记载“焚官寺民庐数千间”。
从本年（953）6月开始，一直到次年（954）3月，滴雨未下，南唐全国大旱，“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淮南的第一道然屏障——淮河，形同虚设，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轻松蹚水过河。
老规矩，持续的旱灾必然导致蝗灾，而大饥荒也将接踵而至，随之而来的则是瘟疫。淮南百姓民不聊生，于是大量向北流亡，逃入后周境内。
其实前文在讲郭威专题的时候也提到过淮南的大饥荒，郭威表示中原人、淮南人，大家都是都中国人，本着壤主义精神，对淮南出售平价粮食。
2，外援断绝
这是一场极为轰动的政治暗杀事件，然而史籍对茨记载却是寥寥几笔，而且在时间上存在重大误差：
“保大十二年（954）……七月，契丹使其舅来聘，夜宴清风驿，盗斩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为周将荆罕儒所遣。”——《十国春秋》
“（显德六年，959）……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资治通鉴》
“应历九年（959）……秋九月，辽帝遣其舅使于唐，中国疑惮，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南唐夜宴辽使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则失其首矣。”——《契丹国志》
稍作总结：
案发地点，毫无争议，都是在清风驿，清风驿在南唐首都昇州境内，也就是今的江苏省南京市，这位刺客潜入南唐首都暗杀辽国特使；
凶案主谋，也无争议，《十国春秋》的比较谨慎，只后周大将荆罕儒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斩钉截铁地宣布荆罕儒就是幕后主谋，是他招募的刺客，买凶杀人；
作案过程，也无争议，在清风驿中，辽国使团喝得酣畅淋漓，担任团长的这位契丹外戚，中途去厕所方便，去了好久不见回来，众人前去查看，才发现他已经被人砍下了头颅，凶手带着头颅逃之夭夭；
而至于案发时间，则存在巨大争议，《十国春秋》案发于公元954年7月，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是959年。
蹊跷的是，《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对此只字未提，至于荆罕儒本尊的传记，《宋史·荆罕儒传》也无此事的相关记载；而对辽国历史最权威的《辽史》同样没有相关记载。
954年初，“高平之战”；而959年，后文会讲到，柴荣北伐，主要目标就是契丹。所以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契丹都有充分的理由向南唐派去高级别使团，以最大的诚意寻求南北夹攻中原，从而起到牵制后周的作用。
另外，我看有些资料的翻译非常粗暴，把“舅”直接翻译成“舅舅”，也就是把本案的受害者直接成是辽穆宗的舅舅。我在上文描述时，特意谨慎地使用了“契丹外戚”一词，因为这里涉及一个的历史常识，文献中的“舅”不一定是舅舅，也可能是大舅哥、舅子，有时候还可能指舅爷爷或者五舅姥爷……总之，翻译成外戚，是百分之百不会错误，而非是“舅舅”的话，就要拿出相关的证据，否则就是望文生义，低级纰漏。
不管受害者是辽穆宗的舅舅还是他的大舅哥、舅子，总之，是大辽国皇亲国戚、王公贵胄，在南唐首都遭人暗杀，凶手逍遥法外，这让南唐陷入到了极大的被动之中，解释不清楚了。
于是，三部史书又在事件的结果和影响上达成了一致：“自是，契丹与唐绝”。
当初，淮南为了挑拨契丹与中原的关系，曾将契丹使团（高霸）暗杀于后晋境内，嫁祸给后晋。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后周终于在南唐境内将契丹使者暗杀，嫁祸给南唐，也成功离间了南唐与辽的关系。
辽使者：你俩掐架，我特么招谁惹谁了？
3，力役暴兴
由于南唐于953年6月开始，滴雨未下，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旱，从而导致严重饥荒，于是李璟遵从众意，于10月下诏修筑楚州白水塘以灌溉农田，而且不仅局限于楚州，其他地方也要照做，“诏州县陂塘湮废者皆修复之”。
动机是单纯的，过程是凶残的，结果是致命的。
前文南唐专题中，曾提到寿州刘彦贞利用兴修安丰塘而完成土地兼并的故事，这是南唐政治昏暗的一个缩影。
在“四凶五鬼”政治集团的操弄下，各级官吏利用水利工程中饱私囊、鱼肉百姓，“于是力役暴兴，楚州常州为甚”。
为何楚州、常州会“为甚”呢？因为负责这两个地方的是李璟的两位心腹宦官——车延规和傅宏。
这俩太监到霖方后，一门心思地与当地官吏狼狈为奸，钻研压榨百姓的致富之道，成功使百姓们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江淮骚然）。
百姓过不下去了，自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官逼民反的剧情，于是楚州等地群盗聚集，官府患之；稍微安分一些的百姓，则用数丈长的竹子当基座，焚香于路，仰祷告，控诉冤屈，希望老爷能睁眼看看。
知制诰徐铉将此事上奏。
李璟非常不高兴，我国数十万士兵，难道要饿着肚子上战场？屯田、灌溉有利于国家，更有利于人民，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李璟就派徐铉巡抚楚州，实地考察。
徐铉到了楚州之后，立刻找到了总病根，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宦官们借屯田等工程，勾结地方官吏，鱼肉百姓，并把车延规犯罪集团的违法所得全部归还给老百姓。
车延规等大为恐惧，于是畏罪潜逃。徐铉捕之甚急。
我们后面会讲到徐铉、徐锴兄弟与宋齐丘及其“四凶五鬼”的政治斗争，在此先一笔带过，总之，当朝权贵“四凶五鬼”集团本来就把徐铉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水火不容。这一次，徐铉在楚州雷厉风孝铁面无私，极大震慑了“四凶五鬼”反革命集团，使他们既恐惧又愤怒。
恰逢此时，徐铉捕捉到一名盗匪头目，没有经过上报就将其军前正法。于是，“四凶五鬼”集团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最终给徐铉扣上了“专杀”的大帽子，进而污蔑徐铉“擅作威褔”。
李璟当即大怒，命令徐铉立刻滚回来，打算先把徐铉臭骂一顿，再丢进长江里淹死。幸好等徐铉回京之后，李璟已经消了气，恢复了些许理智，没有杀徐铉，而是把他流放舒州。
为民做主的徐铉被流放，权倾朝野的“四凶五鬼”继续作威作福，而楚州的白水塘灌溉工程最终还是半途而废，没有为挽救农业、振兴经济发挥一点作用，只是养肥了贪官污吏。
“二徐”（徐铉、徐锴）与“二冯”（冯延己、冯延鲁）之间的斗争是“四凶五鬼”操权弄威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在后文展开，虽然我们在前文已经领略了“四凶五鬼”的手段，但那只是冰山一角，否则，南唐后主李煜也不至于沦为亡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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