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在郗志荣杀死敬宗后诬陷郑注、李训等谋反，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诛杀郑注和李训的同党。
这时，王涯等宰相在政事堂正要吃饭，忽然有官吏报告：“有一大群士兵从宫中冲出，逢人就杀！”王涯等人狼狈逃奔。
中书、门下两省和金吾卫的士卒和官吏一千多人争着向门外逃跑。不一会儿，大门被关上，尚未逃出的六百多人全被杀死。
仇士良下令分兵关闭各个宫门，搜查南衙各司衙门，逮捕贼党。
各司的官吏和担负警卫的士卒，以及正在里面卖酒的百姓和商人一千多人全部被杀，尸体狼藉，流血遍地。
各司的大印、地图和户籍档案、衙门的帷幕和办公用具被捣毁、抄掠一空。
仇士良等人又命左、右神策军各出动骑兵一千多人出城追击逃亡的贼党，同时派兵在京城大搜捕。
宰相舒元舆换上民服后，一人骑马从安化门逃出，被骑兵追上逮捕。
王涯步行到永昌里的一个茶馆，被禁兵逮捕，押送到左神策军郑
王涯这时年迈已七十多岁，被戴上脚镣手铐，遭受毒打，无法忍受，因而，违心地承认和李训一起谋反，企图拥立郑注为皇帝。
王播回到长兴里家中后，闭门不出，神策将来到他的门口大声喊道：“郑注、李训王涯等人谋反，您举报有功，朝廷打算任命您为宰相，护军中尉鱼弘志派我们来向您致意！”
王播大喜，马上出来相见。神策将兜头就是一刀，将之杀死灭口。
神策军又在太平里逮捕了京兆少尹、权知府事罗立言，以及王涯的亲属奴婢，都关押在左、右神策军郑
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表弟，其实李训并没有提拔重用他，也被逮捕杀死。
前岭南节度使胡证是京城的巨富，禁军士卒想掠夺他的财物，借口贼党藏在他家，进行搜查，把他的儿子胡文抓住杀死。
禁军又到左常侍罗让、詹事浑脱、翰林学士黎埴等饶家中掠夺财产，扫地无遗。
这时，京城的恶少年也乘机报平日的私仇，随意杀人，剽掠商人和百姓的财物，甚至相互攻打，以致尘埃四起，漫蔽日。
癸亥（二十三日），百官开始上朝。直到太阳已经出来时，大明宫右侧的建福门才刚刚打开。
宫中传话，百官每人只准带一名随从进门。里面禁军手持刀枪，夹道防卫。
到宣政门时，大门尚未打开。这时，由于李逢吉和牛增裕知道郑注、李训事败不敢露面，王涯、舒元舆被抓，没有宰相和御史大夫率领，百官队伍混乱，不成班粒
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前问：“宰相怎么没有来？”仇士良回答：“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逮捕入狱。”
接着，把王涯、郑注、李训的供词递给他们观看。仇士良问令狐楚和郑覃：“是不是他们的笔迹？”
二人回答：“是！”
仇士良：“如果真的这样，那就罪不容诛！”
于是，请二人留在政事堂，参与决策朝廷大政方针。
同时，又命令狐楚起草制书，将平定郑注、李训、王涯等人叛乱宣告朝廷内外。
紧接着，仇士良等宦官拥立敬宗李湛之弟江王李昂为皇帝即后来的文宗皇帝，并命令令狐楚起草诏书发布下。
于是，仇士良假借文宗的命令，命左、右神策军将领杨镇、靳遂良等人各率五百人分别把守街道的主要路口，敲击街鼓加以警告，同时斩首十几个罪犯，长安这才安定下来。
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郑注的首级引导宰相王涯、贾餗、罗立言和郭行余。
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贾餗，刑、兵两部侍郎，同平章事舒元舆和刑部郎中李孝本，献祭太庙和太社。
接着，在东、西两市游街示众，命百官前往观看。
在京城独柳树下把他们腰斩，首级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李训、郑注等饶亲属不管亲疏老幼，全部被杀。妻子女儿没有死的，没收为官奴婢。
唐文宗下诏，凡讨伐贼党有功的禁军将士以及追捕逃亡贼党有功者，各根据功劳大授予官爵和赏赐财物。
右神策军在崇义坊抓获李训得亲信，太府卿，迁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己巳（二十八日），把他斩首。
文宗又下令，仇士良等有功的宦官，各根据功劳大迁升阶品和职位。从此以后，凡朝政大事都由北司的宦官决定，宰相仅仅奉命下达文书而已。
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逼迫威胁皇上，鄙视宰相，凌辱百官如同草芥。每逢延英殿商议朝政，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谋反的事折辱宰相。
庚辰（初九），唐文宗问宰相：“京城街坊和集市安定了没有？”
李逢吉回答：“逐渐安定了。不过，近日气特别寒冷，恐怕是杀人太多的缘故。”
牛僧孺：“犯饶直系亲属都已被杀，其余恐怕不值得再问罪了。”
这时，由于宦官十分痛恨郑注、李训等人，凡是和郑注、李训稍有关系的亲友，或者一时被他们所推荐提拔过的人，仍不断地被诛杀贬逐。所以，两位宰相向文宗言及此事。
丁亥（十六日），文宗下诏：“凡李训等叛逆饶亲属党羽，除此前已经被杀和朝廷指名逮捕的，其余一概不予追究。南衙各司的官员，虽然被迫跟随了李训遭受牵连，一律予以赦免。其他人不得再进行揭发控告，或者加以恐吓。已经逃亡躲藏的官员，不再追寻逮捕，必须在三内各回本司。”
于是此次政变落下帷幕，史称“甘露之变”（跟真实历史史实不一样，这里是情节）。
“甘露之变”中朝廷重臣被杀了大半，只有李逢吉、牛僧孺、令狐楚、郑覃、李石等寥寥几让以幸免。
“甘露之变”之后，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为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
\"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迫胁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中书省、门下省官员入朝都与家人辞别，因为不定何时就会被杀。
唐文宗更受到宦官欺凌，一次问当值学士周墀:\"朕可比前代何主?\"
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
文宗叹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
周墀:\"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
文宗:\"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甘露之变前后朝廷一片混乱，自然也无心去管地方上的事务。
于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34年，庚申（二十一日），卢龙（幽州）监军奏报：节度使李载义在球场后院设宴接待朝廷派来的敕使，副兵马使杨志诚乘机和他的党羽喧哗作乱，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
杨志诚又擅自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
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议对策，牛僧孺：“幽州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一直割据跋扈，实际上已不属于朝廷管辖了。”
“穆宗皇帝在位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曾经归顺朝廷，然而，朝廷花费了八十万缗钱，却一无所获。”
“所以，今杨志诚夺取幽州，和上次李载义夺取一样，不如借此机会安抚杨志诚，让他保卫北方边境，防备奚、契丹的侵扰，而不必计较他们对朝廷的态度。”
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于二月，壬辰（二十三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兼任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杨志诚为卢龙（幽州）留后。
夏季四月，己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三月，辛丑（初八），唐文宗任命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任侍中，充任忠武节度使；任命魏博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李听在以前担任武宁节度使时，提拔自己的一个家奴为牙将。这时，李听接到任命后，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官吏到徐州去慰劳将士。
李听的家奴不愿让李听再到武宁来担任节度使，于是，游军士杀死李听的亲信官吏，接着，残酷地把尸体切成碎块吃掉。
李听得知后大为恐惧，借口自己身体有病，再三请求辞去武宁节度使的职务。辛酉（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高瑀为武宁节度使。
十一月，乙亥（十七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来京城朝拜。
春季，正月，甲午（初六），唐文帝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兼任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让他返回本镇。
最初，刘从谏以忠义为己任，来京城朝拜文宗，本来打算请求朝廷把自己调到其它藩镇。但抵达京城后，发现皇帝已经大权旁落，南衙已经有名无实。
于是，从心底里轻视朝廷。回到昭义后，更加骄横跋扈。
武宁军在王智校任节度使以后，士卒骄横无礼，新任节度使高瑀无法控制，武宁军逐渐脱离朝廷控制。
宣武节度使杨元卿身体患病，朝廷商议由其他人前往替代，李德裕请求任命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宣武节度使，这样，就可以把刘从谏从昭义调出，以免他和崤山以东的割据藩镇相互交结。
文宗认为不可。癸丑（二十八日），任命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甲寅，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在唐文宗（实际上是宦官集团操控）的一番骚操作之下，各藩镇频繁更迭，一片混乱，原来已经平定的河朔三镇重新有了割据叛乱的趋势。
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35年），春，成德镇和魏博镇牙兵驱逐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拥立王元逵和韩君雄为节度使，并联合卢龙节度使杨志诚出兵横海镇，图谋占领长芦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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