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其统治晚期，始终沉溺于对长生不老的极致追求，频繁派遣方士如徐福、卢生等远赴海外寻求仙药，并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巡游，其足迹东至大海，南抵会稽，北达碣石，西抵陇西，意图通过封禅祭祀、刻石颂功等方式宣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亦暗含寻访仙人、求得不死之药的迫切愿望。
然而，这种对永生的执念和连年巡游的劳顿，极大消耗了他的身体健康，也透支鳞国的民力与财力。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了其人生中最后一次东巡，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以及其少子胡亥随行，右丞相冯去疾则留守咸阳处理政务。
巡游队伍一路行进，途经云梦、九疑山、籍柯、海渚、丹阳、钱唐等地，秦始皇在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立碑，随后北上抵达琅邪、之罘。然而，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附近）时，秦始皇突发重病，且病情迅速恶化，巡游队伍被迫停滞。随行的御医们束手无策，群臣因秦始皇极度厌恶谈论死亡而无人敢言后事，直至病势垂危，秦始皇才意识到大限将至，命中车府令赵高起草诏书，赐予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令其“与丧会咸阳而葬”，这实际上意味着将皇位传予扶苏，令其返都主持丧事并继承大统。
然而，这封至关重要的诏书在完成后却被赵高故意扣留，并未交付使者发出。七月丙寅日，秦始皇嬴政在沙丘宫（今河北省广宗县大平台村一带）驾崩，终年五十岁，这位横扫六国、一统下的帝王，最终未能实现其传位万世的梦想，猝然陨落于巡游途中，其死亡地点“沙丘”也因此成为帝国命运转折的标志性符号，预示着大秦王朝即将到来的剧烈动荡与崩塌。
秦始皇的突然驾崩，给随行的李斯、赵高等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和权力真空。丞相李斯出于对帝国稳定性的极叮忧，唯恐皇帝死于都城外的消息一旦泄露，会引发各位皇子争夺皇位的内斗以及六国残余势力的趁机反扑，于是果断决定“秘不发丧”，将秦始皇的遗体放置在一辆可以调节冷暖的“辒凉车”中，每日照常令人送餐食，百官奏事也由宦官在车内假意批复，营造出皇帝仍然在世的假象，只有胡亥、赵高以及少数受宠的宦官知晓内情。
与此同时，中车府令赵高，一个深得胡亥信任且对蒙氏家族怀有私怨的宦官，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权力投机机会，他深知公子扶苏素来与自己不睦，且与蒙恬兄弟交好，若扶苏继位，自己必将失势甚至遭殃，于是便主动游胡亥，劝其诈称始皇帝遗诏，除掉扶苏，自立为帝。胡亥起初尚有犹豫，但在赵高的蛊惑下，最终同意了这场阴谋。
赵高随后威逼利诱丞相李斯加入，他精准地抓住了李斯贪恋权位、惧怕扶苏即位后重用蒙恬而使其失宠的心理，以“长保封侯，永享富贵”为诱饵，以“祸及子孙，失位殒身”为威胁，成功服了李斯与之合谋。三人于是共同伪造了两份诏书：一份是立胡亥为太子的遗诏；另一份则是赐给扶苏和蒙恬的斥责诏书，罗织其“无军功、多诽谤、欲谋反”等罪名，勒令他们自杀。
使者将伪诏送至扶苏和蒙恬处，扶苏虽感蹊跷，但在“父命难违”的孝道观念驱使下，痛哭流涕后毅然拔剑自刎；蒙恬则较为谨慎，主张复核诏书真实性，但最终仍被逮捕下狱，后被逼自杀。就这样，一场由赵高主导、李斯附议、胡亥受益的“沙丘之变”，以矫诏篡逆的方式，彻底改变了秦帝国的合法继承秩序，为后续的统治危机和迅速崩塌埋下了最深重的祸根。
在成功铲除扶苏与蒙恬这一最大政治障碍后，李斯、赵高一行人继续隐瞒秦始皇的死讯，押运着其已开始腐败的遗体，向咸阳疾驰。为了掩盖尸体散发出的日益浓烈的臭气，赵高竟下令在辒车周围装载大量咸“鲍鱼”（一种经过腌制、气味浓烈的鱼），利用鱼腥味来混淆和掩盖尸臭，这一做法既显得荒诞不经，又极具象征意义，仿佛预示着大秦帝国最高权力核心已从内部开始腐烂。
整个车队在一种诡异而紧张的氛围中返回咸阳，沿途官员皆被蒙在鼓里，直至抵达都城，才正式发丧，并宣布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胡亥登基后，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先不足，加之其本人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使得他极度依赖赵高的权术和李斯的行政经验来维持统治，但很快，这种脆弱的权力三角便因各自的野心与恐惧而破裂。
赵高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势，彻底清除潜在威胁，开始怂恿胡亥对皇室宗亲和大臣进行血腥清洗，他们罗织罪名，将秦始皇的其余子女几乎屠杀殆尽，史载共有二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被处死，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逼自刎前哀叹朝廷法度不公，公子高甚至为保家族而被迫请求殉葬。
同时，朝中正直大臣如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被迫自杀，李斯最终也未能幸免，遭赵高陷害，被处以腰斩极刑，并夷三族。赵高则通过“指鹿为马”的荒唐测试，进一步铲除异己，震慑群臣，使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万马齐喑，完全沦为其一手遮的傀儡舞台。
与此同时，秦二世的统治变本加厉，他继续推行其父时期的暴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征发大量民夫续建阿房宫、骊山陵等巨型工程，法令愈发苛酷，赋役愈发繁重，使得下百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整个帝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点燃爆炸。
秦二世胡亥的昏暴统治和赵高的倒行逆施，最终彻底激化了社会矛盾，点燃了推翻秦王朝的熊熊烈火。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七月，一队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的贫苦农民，共九百余人，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时，因遭遇大雨，道路不通，预计已无法按期抵达。
而按照秦朝严苛的法律，“失期，法皆斩”，无论是何原因，延误期限都将被处死。在面临必死结局的绝境下，屯长陈胜、吴广毅然决定揭竿而起，他们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震呐喊，号召众人反抗暴秦。起义迅速得到响应，下苦秦久矣的百姓、六国的旧贵族残余势力纷纷起兵反秦，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并派兵多路进攻秦朝腹地，甚至一度攻至函谷关附近，严重威胁咸阳。虽然陈胜、吴广的起义最终被章邯率领的骊山刑徒军镇压下去，但反秦的浪潮已不可遏制。项羽、刘邦等势力崛起，刘邦率军西进，项羽则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主力，加速了秦朝的军事崩溃。
而此时的秦廷内部，依然沉浸在权力斗争和谎言之中，赵高长期隐瞒农民起义的真实情况，欺骗胡亥只是一些“鼠窃狗盗”之徒，不足为虑，致使秦二世对危局一无所知，继续醉生梦死。直至刘邦军队攻破武关，逼近咸阳，胡亥才惊觉大势已去，他愤怒地质问赵高，而赵高恐罪行败露，竟与其女婿阎乐合谋，发动望夷宫之变，逼杀胡亥。胡亥在绝望中哀求，愿降为平民而不可得，最终被阎乐斩杀。
赵高企图自立为王，但群臣不从，只得改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即位后，不甘为傀儡，设计诛杀赵高，并夷其三族，然而此时秦朝灭亡已不可避免。公元前207年十月，刘邦率军至灞上，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从秦始皇去世到子婴出降，仅仅过去了三年时间，这个曾经“席卷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强大帝国，便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土崩瓦解，留下了无尽的唏嘘与历史教训。
秦朝的迅速灭亡，其根源远非一场“沙丘之变”所能概括，而是其统治时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是“仁义不施”的必然结果。贾谊在《过秦论》中精辟地总结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统一下后，未能及时调整治国方略，从“夺取下”的“攻”势转向“治理下”的“守”势，反而变本加厉地依赖严刑峻法和暴力威慑。
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筑驰道、长城等，虽具有深远的历史积极意义，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但其实施过程却极度残酷，耗费了惊饶人力物力，征发了无数民夫，造成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艰难局面。
加之法律严苛，动辄连坐，赋役繁重，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郑同时，秦始皇在思想上推邪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钳制言论，摧残文化，失去了士人阶层的支持。到了秦二世时期，这些弊政非但没有纠正，反而在赵高的操纵下愈演愈烈，统治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和极端腐败，彻底丧失了自我调节的能力。
最终，当陈胜吴广振臂一呼，长期被压抑的民怨如同火山般喷发，六国旧贵族势力也趁机复辟，看似强大的秦帝国军队在失去民心的情况下迅速瓦解。秦朝的灭亡，深刻地警示后世：任何强大的武力、严密的制度，若没有仁政爱民作为基础，失去民心，其统治终将无法持久。
武力可以得下，但唯有仁政才能守下。汉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秦制，但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初期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后又“独尊儒术”，强调德治与教化，从而开创了长久的盛世，这正是对秦朝“仁义不施”历史教训的一种深刻反思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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