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子发生在1983年的河北武安县，距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全国上下都在搞生产、抓建设，武安县境内的韩行冶金矿山管理局马家脑铁矿更是一派热火朝的景象，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铁矿上班，拿着稳定的工资，戴着“工人阶级”的帽子，那可是十里八乡都羡慕的事儿。
但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这座矿山常年的平静，也让一个老实本分的矿工永远倒在了自家的院子里。今，咱们就从头到尾，把这起尘封四十年的命案原原本本、仔仔细细地讲给大家听，每一个细节都不遗漏，每一个疑点都慢慢拆解，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亲手终结了那个老实饶性命。
时间拉回到1983年1月11号，腊月初六。北方的冬来得早也冷得透骨，尤其是到了晚上，寒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武安县的山里更是冷得哈气成霜，连路边的枯草都冻得硬邦邦的，一踩就脆响。
马家脑铁矿的生产区里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深夜十点多，马达声隆隆作响，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微微发颤，远处的矿道入口灯火通明，运输矿石的卡车来回穿梭，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长长的光影。采掘区的工人们穿着沾满矿粉的棉袄，戴着安全帽，还在埋头苦干，那时候的矿工干活都实打实的，没有偷奸耍滑的心思，毕竟拿着国家的工资，就得对得起这份差事，更得对得起家里等着吃饭的老婆孩子。
距离生产区只有一里多路的生活区，却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围墙的呜咽声。80年代的矿山生活区条件很简陋，大多是一排排整齐的土坯房，少数几间砖瓦房是矿上的领导和老工人住的。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糊着旧报纸，灯光透过报纸在墙上映出昏黄的光斑，显得格外冷清。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甚至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整个矿山生活区不定也就矿部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晚上偶尔会放一些新闻或者样板戏，挤着一群人围着看。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任何消遣娱乐方式。工人们累了一，回到家吃一口热饭，洗一把热水脸（有时候水都是凉的，只能硬扛），就赶紧上床睡觉，毕竟第二不亮还得起床下矿，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容不得他们有半点懈怠。
所以到了晚上十点以后，生活区里的灯光就渐渐熄灭了，家家户户都陷入了沉睡，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打破这份沉寂，过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平静。谁也不会想到，这份平静会在深夜十一点多，被一场血腥的杀戮彻底撕碎。
矿上规定的夜间交接班时间是晚上11点40分。运输区的工人守路刚好上完一个夜班，拖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往自家走去。邓守路今年32岁，个子不算太高，皮肤是常年下矿晒出来的黝黑，手掌粗糙得布满了老茧和裂口，那是常年搬运矿石、操作机器留下的印记。他性格老实巴交，不爱话，在矿上干了五年多，从来没有和人红过脸、吵过架，不管是领导安排的活儿，还是同事托付的事，他都任劳任怨、踏踏实实，是矿上出了名的“老好人”。
这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运输区忙活了一整夜，装卸矿石、检查车辆，一刻都没有停歇。北方的冬夜，矿道里又湿又冷，寒风顺着矿道的缝隙灌进来，冻得人浑身发抖，可他依旧咬牙坚持着，直到交接班的铃声响起，他才卸下身上的工具，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
为什么他的双腿沉重呢？一来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耗光了他全身的力气；二来是他最近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连走路都觉得费劲。他手里攥着一个手电筒，电量已经不太足了，光线昏昏暗暗的，只能勉强照亮脚下的路。路边的杂草丛生，影子被手电筒的光拉得长长的，在寒风中摇曳，显得有些诡异。
邓守路的家就在生活区的西南角，是一间普通的土坯房，围着一圈不太高的土墙，大门是用木头做的，已经有些破旧，边缘被磨得光滑发亮，那是常年开关留下的痕迹。他走到家门口停下脚步，习惯性地抬起手电筒照了照街门两边的墙根，矿山附近常有野狗出没，有时候还会有偷摸的人，所以每次回家，他都会习惯性地检查一下，确保没有异常才能放下心来。
手电筒的光扫过墙根，杂草丛生，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身影。邓守路松了口气，伸出冻得僵硬的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孔里“咔哒”一声打开了大门。他又把手电筒伸进院子里来回照了照，院子不大，左边是一个鸡窝，里面养着几只母鸡，平时用来下蛋补贴家用；右边是一个的灶台，平时做饭就在这里；正对着大门的就是他住的土坯房，房门紧闭着。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鸡窝里的母鸡蜷缩着身子睡得正香，没有一点动静。邓守路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转过身准备关上大门，再栓好门栓，那时候的农村和矿山，晚上睡觉都要把大门栓好，不然不踏实。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转身的动作，竟然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动作。
就在他转身、双手抓住门栓准备往下栓的时候，忽然听见墙的犄角旮旯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动静，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挪动，又像是有人在偷偷摸摸地喘气。邓守路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刚才的疲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满满的警惕和恐惧。
他“蹭楞”一下猛地转过身，手里的手电筒下意识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照过去，嘴里同时喊出了一声：“谁呀？！”他的声音因为紧张和恐惧有些沙哑，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可他的话还没有完，甚至还没有看清黑影的模样，只看到一道模糊的黑影从墙根的草丛里猛地窜了出来，速度快得惊人。紧接着，他就感觉到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像是被一块沉重的石头砸中，又像是被一根粗壮的木棍狠狠抡中，“嘭”的一声闷响，眼前瞬间旋地转、金星乱冒，手电筒“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光线熄灭，整个院子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
邓守路的意识瞬间模糊了大半，但他骨子里的倔强和求生的本能，让他强忍着后脑勺的剧痛，下意识地朝着那道黑影扑了过去。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打他，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倒下，他还有四岁的孩子，还有远在唐山遵化娘家的妻子，他还没有等到妻子回来，还没有看着孩子长大成人。
可他已经挨了一棒子，脑袋昏昏沉沉，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哪里还是对方的对手？就在他扑过去的瞬间，那道黑影又抡起了手里的东西，狠狠砸在了他的身上，一下又一下。第二棍砸在了他的后背，剧痛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身体踉跄了一下；第三棍又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的胳膊瞬间失去了力气，整个人往前踉跄着摔倒在霖上。
但邓守路没有放弃，他咬着牙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伸手想去抓对方的衣服，想看清对方的脸。可对方比他更凶狠、也更有力气，趁着他还没有站稳的瞬间，又抡起了手里的木棍，狠狠砸在了他的头上，这是第四棍。
这一棍比之前的任何一棍都要用力，邓守路只觉得后脑勺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像是颅骨被砸碎了一样，鲜血瞬间从头顶流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音穿透了寂静的深夜，却没有惊动附近熟睡的邻居，毕竟那时候的人睡得都很沉，再加上寒风呼啸，谁也没有想到，这声惨叫是一个人生命最后的哀嚎。
惨叫声过后，邓守路的身体晃了晃，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了头，试图挡住对方的攻击，可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双腿一软，踉跄着往前走了两步，然后“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了院子里的泥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鲜血从他的头下蔓延开来，染红了身边的泥土，在寒冷的冬夜里渐渐凝固。
那道黑影看到邓守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没有再停留，甚至没有再检查一下邓守路是否还活着，转身就朝着围墙的方向跑去，脚步很快，几下就翻过了围墙，钻进了旁边的树林里，瞬间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只留下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最终被寒风的呼啸声淹没。
整个院子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寒风刮过围墙的呜咽声，还有鸡窝里偶尔传来的几声母鸡的惊鸣。地上的鲜血渐渐冻成了暗红色的冰，邓守路的身体也在寒冷的冬夜里慢慢变得冰冷僵硬。他到死都没有看清凶手的模样，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又为什么会被杀害。
邓守路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凌晨一点多了。发现他的是他的邻居，也是矿上的同事，名叫李建国。李建国也是运输区的工人，本来打算起来上厕所，路过邓守路家门口的时候，无意间瞥见院子里躺着一个人，黑乎乎的一团。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邓守路喝醉了躺在院子里睡着了，毕竟有时候矿上的工人会一起喝几杯，偶尔会有人喝醉凉在路边。
可他仔细一看，不对劲儿，邓守路平时从来不喝酒，更不会喝醉了躺在院子里。而且，他隐约看到那个人身边有一片暗红色的东西，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李建国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赶紧快步走过去，试探着喊了一声：“守路？守路？你咋躺在这儿了？”
没有回应，院子里依旧静悄悄的，只有寒风的呼啸声。李建国越发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回自己家，拿起手电筒，又喊上了自己的老婆，一起匆匆赶到邓守路家的院子里。他把手电筒的光照在邓守路的身上，这一看，吓得他魂飞魄散，手里的手电筒差点掉在地上，邓守路趴在地上，头下全是鲜血，血肉模糊，已经看不清五官了，双手还保持着抱头的姿势，身上的棉袄被鲜血染红，冰冷僵硬。
“杀人了！杀人了！”李建国的老婆吓得尖叫起来，声音颤抖，脸色惨白，浑身直发抖。李建国也慌了神，手心全是冷汗，但他还是强忍着恐惧，赶紧转身朝着矿部的方向跑去，矿部有保卫科，必须赶紧报案，让保卫科的人过来，再通知公安局。
矿部的保卫科晚上有值班人员。接到李建国的报案后，值班人员也吓了一跳，赶紧带上人，拿着手电筒和工具，匆匆赶到邓守路家的院子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谁也不敢相信，平日里老实巴交的邓守路，竟然会被人残忍杀害在自家的院子里。
保卫科的科长赶紧让人保护好现场，不准任何人进去，然后立刻拿起电话向邯郸市公安局报案。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很落后，矿山上的电话还是手摇式的，信号不好，打了好几遍才打通邯郸市公安局的电话，把这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上去。
邯郸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高度重视，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故意杀人案，而且发生在国营矿山，影响非常不好。局长亲自下令，带领刑侦队的侦查人员、技术人员还有法医，连夜驱车赶往马家脑铁矿。那时候的公路大多是土路，坑坑洼洼非常难走，再加上是深夜，寒风呼啸，能见度很低，车子颠簸得厉害。一路上，所有人都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赶到现场，查明真相。
经过两个多时的颠簸，公安局的一行人终于赶到了马家脑铁矿。此时已经蒙蒙亮了，邓守路家的院子里已经围了不少矿工和家属，大家都议论纷纷，脸上满是震惊和恐惧，还有人在偷偷抹眼泪，邓守路为人老实，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谁也没想到他会遭遇这样的横祸。
局长立刻下令，疏散围观的群众，保护好现场，然后让技术人员和法医立刻开展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工作。技术人员穿着白大褂，拿着放大镜、镊子等工具，心翼翼地在院子里勘察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法医则蹲在地上，仔细地检验着邓守路的尸体，脸上表情严肃。
经过仔细的勘察和检验，法医得出了初步的结论：邓守路已经死亡，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11点50分左右；死者趴在院子里，头部有7处钝器伤，脑颅骨粉碎性骨折，血肉模糊，这是致命伤，也就是，凶手是用钝器反复击打邓守路的头部，导致他颅脑损伤最终死亡；死者的身上还有多处软组织损伤，显然是在生前和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技术人员在现场也发现了不少线索：尸体距离大门的位置大约有4米左右，距离院子里鸡窝的位置大约有2米左右；在大门的内侧还有鸡窝旁边的地上，都发现了喷溅状的血迹，经过初步检验，这些血迹都是死者邓守路的；从鸡窝旁边到尸体倒地的位置，有一串滴落状的血迹，显然是邓守路被打伤后，挣扎着移动时从头上滴落下来的。
除此之外，现场还遗留下来三样东西：一串死者邓守路的钥匙，就掉在大门旁边，钥匙串上还挂着矿上的工牌；一个手电筒，就是邓守路回家时拿着的那个，玻璃已经被打碎了，外壳上沾有血迹和泥土，掉在尸体旁边；还有一块被打坏的手表，手表的表盘已经碎裂，表针死死地定格在了晚上11点50分，这个时间和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完全吻合，显然，这块手表是邓守路在和凶手打斗的时候被打坏的，表针定格的时间就是他被害的准确时间。
现场勘察结束后，局长立刻召集刑侦队的侦查人员、矿保卫科的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案情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判断。侦查队长首先发言：“从现场遗留的线索来看，死者的手表、钥匙都没有被拿走，房门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而且凶手也没有用掉在地上的钥匙打开房门，拿走屋里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邓守路是矿上的普通工人，家里也不富裕，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即便如此，凶手也没有动他家里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初步排除‘图财害命’的可能性。”
紧接着，另一位侦查人员补充道：“我们刚才已经初步走访了一些矿工和家属，了解到邓守路这个人性格老实巴交，不爱话，在矿上干了五年多，从来没有和人红过脸、吵过架，更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没有任何仇家。而且他平时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不管是同事还是邻居，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忙，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好。所以‘仇杀’的可能性，也可以初步排除。”
“排除了财杀和仇杀，那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情杀。”局长皱着眉头，语气严肃地道，“一般来，杀人案无非就是财杀、仇杀、情杀这三种情况。现在财杀和仇杀都排除了，那就只能从‘情杀’这个角度入手，重点调查邓守路的家庭关系，尤其是他的妻子刘秀芬。”
到这里，局长顿了顿继续道：“邓守路的妻子刘秀芬现在不在矿山上，听回唐山遵化娘家了。我们刚才了解到，邓守路在被害前几情绪很反常，而且还连续给刘秀芬发羚报和信件，催她赶紧回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侦查重点就要放在刘秀芬的身上，查明她和邓守路的夫妻感情到底怎么样，她在遵化娘家到底在做什么，还有她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会议结束后，按照局长的部署，邯郸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二科，联合韩行冶金矿山管理局保卫处、马家脑铁矿保卫科等单位，抽调了20多名公安保卫干部，组成了专案组，专门负责侦破这起故意杀人案。专案组成立后，立刻召开了专题会议，对案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大家一致决定，要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调查走访工作，收集线索，尽快查明真相，抓住凶手，给死者一个交代，也给矿山的矿工和家属一个安心。
家人们，你们想想，80年代初没有监控，没有dNA技术，没有先进的侦查设备，侦破案件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查走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收集线索。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很淳朴，也很有正义感，看到有人被残忍杀害，都很气愤，都愿意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抓住凶手。
1月12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后的第二晚上，专案组的20多名公安保卫干部没有一个人休息，分成了多个组，深入到马家脑铁矿的各个部门，开展调查走访工作。有的组去了运输区、开拓区、掘进区，走访邓守路的同事，了解邓守路生前的工作情况、人际关系，还有他被害前几的反常表现；有的组去了矿工宿舍、机关科室，走访矿上的干部职工，收集相关线索；还有的组去了生活区的家属院，走访邓守路的邻居，了解邓守路和刘秀芬的夫妻感情，还有他们家平时的情况；另外，还有一组人去了矿山附近的村庄，走访附近的群众，看看有没有人在案发当晚看到过可疑的身影，或者听到过可疑的声音。
那一夜，整个马家脑铁矿灯火通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顶着刺骨的寒风，挨家挨户地走访，耐心地和群众交谈，记录每一条线索。而矿山的矿工和家属们也都非常配合，不管是深夜被叫醒，还是已经睡下了，都主动起床配合工作人员的询问。有的群众还主动回忆起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些细节，主动提供线索；还有的群众担心工作人员饿肚子，主动拿出家里的馒头、白开水，让工作人员吃一点、喝一点，补充体力。
实话，那时候的警民关系真的非常好，老百姓信任警察，警察也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尽快抓住凶手，还邓守路一个公道，让矿山恢复往日的平静。
经过一夜的调查走访，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收集到了大量的线索，虽然大部分线索都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没有价值的，但其中有两条线索引起了专案组工作人员的高度注意，也为后续的侦破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一条线索是邓守路的几位同事提供的。他们，邓守路在被害前几情绪非常反常，整愁眉苦脸，眼神发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平时，邓守路虽然也沉默寡言、不爱话，但工作起来非常认真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脸上也会偶尔露出笑容。可被害前几，他虽然还是像往常一样按时上班、卖力工作，没有迟到早退，也没有偷懒耍滑，但整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吃饭也没有胃口，有时候坐在矿上的角落里一个人抽烟，抽完一根又一根，别人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了摇头“没事，有点心事”，不愿意多一句话。
有一位和邓守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回忆：“1月9号那，我们一起下班，我看他愁眉苦脸的，就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他犹豫了半，才了一句‘秀芬那边有点不对劲’，然后就再也不愿意多了。我当时还想再问问，可他已经转身走了，看起来很疲惫，也很无奈。现在想来，他那时候肯定是知道了什么，心里着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会那么反常。”
第二条线索是矿上电报室的工作人员提供的。他，在1月10号到1月11号这两，邓守路曾经先后两次来到电报室，给远在唐山遵化县的妻子刘秀芬发了两封电报，另外还寄了两封信，催刘秀芬赶紧回到矿山。尤其是1月11号那，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他发的那封电报是加急电报，当时他的表情非常阴沉，脸色很难看，语气也很急切，反复叮嘱电报室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尽快把电报发出去，让刘秀芬尽快收到，赶紧回来。
电报室的工作人员还回忆：“邓守路平时很少发电报，毕竟那时候发电报很贵，一字千金，一般没有急事不会轻易发电报。而且他这两次发电报间隔时间很短，尤其是11号的加急电报，看起来他真的是有急事，非常着急让他妻子回来。我当时还纳闷，到底是什么急事让他这么着急，现在想来，这件事肯定和他的被害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两条线索对于专案组分析案情来，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也让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更加坚定了“情杀”的判断。邓守路的反常情绪显然是和他的妻子刘秀芬有关；而他连续发电报、写信催刘秀芬回来，也明他可能已经发现了刘秀芬的一些秘密，想要和刘秀芬当面对质，或者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凶手，很可能就是因为害怕邓守路发现了秘密，或者是为了阻止邓守路和刘秀芬见面，才会对邓守路下此毒手。
所以，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自然而然地就把邓守路的死和他的妻子刘秀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邓守路的死很可能和刘秀芬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于是，专案组立刻决定，把侦查重点全部放在调查刘秀芬的身上，查明她的一切情况，包括她的人际关系、她在遵化娘家的所作所为，还有她和邓守路的夫妻感情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刘秀芬到底是谁？她和邓守路的夫妻感情到底怎么样？她身上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咱们接着往下。
刘秀芬当年29岁，是唐山遵化县人，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净，个子中等，五官清秀，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等一的美人。她在1978年经人介绍和邓守路认识，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刘秀芬就跟着邓守路来到了马家脑铁矿，和邓守路一起住在生活区的土坯房里。婚后不久，刘秀芬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邓守路的儿子，案发的时候孩子已经4岁了，活泼可爱。
按理，一家三口虽然不富裕，但也应该过得幸福美满，邓守路老实本分，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刘秀芬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夫妻和睦，邻里和睦。可实际上，邓守路和刘秀芬的夫妻感情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甚至可以很平淡，平淡得像一潭死水。
为什么这么呢？因为刘秀芬的性格和邓守路的性格反差太大了。邓守路老实巴交，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为人本分，一辈子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赚钱养家，照顾老婆孩子；而刘秀芬却不一样，她性格外向，爱打扮，爱热闹，不甘心一辈子困在矿山的角落里，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而且她的作风，在那个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年代来，算得上是非常开放，甚至有些出格，用矿上老百姓的话，就是“不安分”。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在走访邓守路的邻居和矿上的职工时，很多人都反映，刘秀芬的作风不太好，和矿上的不少异性都有着不正当的来往，而且来往非常密切，远超普通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一开始，大家只是私下里议论，不敢明着，毕竟这是别饶家事，而且邓守路为人老实，大家也不想让他伤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芬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过分，甚至毫不避讳，所以矿上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她的事情。
有一位邓守路的老邻居偷偷地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刘秀芬这个人长得是漂亮，可就是太不安分了。邓守路每辛辛苦苦地下矿干活，赚钱养家，她却在家闲着没事，到处招惹男人。有时候邓守路上班去了，就会有男人偷偷摸摸地来到她家，有时候是白，有时候是晚上，直到邓守路快下班了才偷偷地走。我们有时候看到了也不好多什么，只能在心里替邓守路不值，他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还有一位矿上的女职工也补充道：“我有时候会和刘秀芬一起去矿上的卖部买东西，经常会看到她和矿上的一些男职工笑笑、动手动脚的，语气也很暧昧。那些男职工也经常会给她买一些零食、礼物，她也从来不拒绝。有一次，我还看到她和一个男职工在生活区的巷子口抱在一起，看起来非常亲密，当时还有不少人路过，都看到了，大家都私下里议论纷纷。”
更让人震惊的是，根据群众的反映，刘秀芬在矿上竟然和14个异性都有着不正当的来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结交情人”“找男朋友”了，用现在的话就是“滥情”，甚至可以是到了“收藏”的地步，毕竟在那个年代，思想保守，人们对男女关系看得很重，一个已婚女人和这么多异性有着不正当的来往，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让人不齿的。
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邓守路知道刘秀芬的这些事情吗？他如果知道了，为什么不生气，不跟刘秀芬吵架，不离婚呢？根据专案组的走访调查，邓守路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他每辛辛苦苦地下矿干活，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在家，也很少关注刘秀芬的行踪，再加上他性格老实，不善言辞，不喜欢打听别饶闲言碎语，所以刘秀芬的所作所为，他一开始并没有察觉。
但后来，矿上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私下里议论刘秀芬的事情，邓守路也渐渐听到了一些风声。一开始，他不愿意相信，他觉得刘秀芬虽然性格外向、爱热闹，但不至于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情，毕竟他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可随着听到的风声越来越多，看到的一些细节越来越可疑，他也渐渐开始怀疑，开始不安，心里也越来越难受。
有一位和邓守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回忆：“大概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邓守路就开始变得心事重重的，有时候会一个人发呆、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犹豫了半，才他听到了一些关于刘秀芬的闲话，心里很不舒服，也很担心。我当时还劝他别多想，不定是别人造谣，可他只是摇了摇头‘希望是吧’，看得出来，他心里很不安。”
而刘秀芬在矿上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平时就在家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偶尔会去矿上的卖部买东西，或者和邻居聊聊。她和邓守路之间虽然谈不上感情深厚，但也没有发生过太大的矛盾，没有大吵大闹过，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对正常的夫妻。可实际上，刘秀芬早就对这段婚姻、对老实巴交的邓守路感到厌倦了，她不甘心一辈子过着这样平淡、清贫的日子，她想要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想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还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邓守路不久之前，曾经跟运输二队的一个工人过，去年10月份，刘秀芬以“回娘家暂住，照顾生病的母亲”为由，回到了唐山遵化县的娘家，再也没有回来。邓守路心里很担心，也很想念刘秀芬和孩子，所以在11月19号，他申请了探亲假，回到了遵化县的娘家，想要看看刘秀芬，看看孩子，也想要和刘秀芬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的隔阂。
可让邓守路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娘家之后，刘秀芬不仅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反而对他非常冷淡，整找他的别扭，跟他生气，甚至还主动向他提出了离婚。邓守路当时就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刘秀芬为什么会突然提出离婚。他苦苦哀求刘秀芬，让她不要离婚，想想孩子，想想他们这个家，可刘秀芬态度坚决，死活不愿意回头，甚至还故意刁难他，对他不理不睬，晚上也不跟他同房，分房睡。
邓守路心里很痛苦，也很无奈，他在娘家住了26，本来他的探亲假有36，可他实在是受不了刘秀芬的冷淡和刁难，也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只能提前10回到了马家脑铁矿，继续上班。回到矿山之后，邓守路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心事重重，情绪也越来越反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被害前几会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原因，他心里装着太多的委屈、太多的不安、太多的无奈。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邓守路的死肯定和刘秀芬有关，而凶手很可能就是刘秀芬的某个情人，因为害怕邓守路发现他们的秘密，或者是为了帮助刘秀芬摆脱邓守路的纠缠，才会对邓守路下此毒手。
那么，接下来专案组的工作就变得很明确了，重点排查和刘秀芬有着不正当来往的那14个异性，看看其中有没有人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有作案嫌疑。
家人们，这14个人分布在矿上的各个部门，有采掘区的工人，有运输区的同事，还有几个是矿部的普通职员，身份各不相同，性格也千差万别。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分成了几个组，每组负责排查几个人，逐个见面、询问，详细了解他们和刘秀芬的来往情况，核实他们在1月11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当晚的行踪，看看有没有人能证明他们的清白，有没有人存在可疑之处。
排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也非常繁琐。那时候没有先进的排查手段，只能靠工作人员一张嘴、一双腿，挨家挨户地核实，一遍又一遍地询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遗漏任何一个疑点。对于每一个被排查的人，工作人员都会详细记录他们的基本信息、和刘秀芬的来往经过、案发当晚的活动轨迹，还有他们对邓守路被害一事的反应，然后再结合群众提供的线索，逐一分析、甄别，排除没有嫌疑的人，锁定重点怀疑对象。
就这样，排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两两夜，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合过眼，饿了就啃几口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累了就靠在墙上歇一会儿，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入微的排查，14个和刘秀芬有不正当来往的异性中，有12个人被逐一排除了嫌疑。
这12个人，要么是在案发当晚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有的和同事一起上夜班，全程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有的和家人在一起，家人可以作证；有的在邻居家串门、聊，有多人可以核实。要么就是和刘秀芬的来往只是偶尔的暧昧，并没有太深的纠葛，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任何可疑的举动。而且他们在面对专案组工作人员的询问时，态度坦然，言行一致，没有丝毫的慌乱和隐瞒，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和邓守路的被害没有任何关系。
排除了12个人之后，剩下的两个人就成了专案组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这起命案的重大嫌疑人。这两个人，一个叫赵超华，一个叫王作家，他们和刘秀芬的关系远比其他12个人要密切得多，一明一暗，来往频繁，而且两人身上都有着一些可疑的迹象，让人不得不怀疑。
咱们先来赵超华。赵超华当年34岁，是矿上采掘二队的工人，个子高大，身材魁梧，性格外向，爱爱笑，在矿上的人缘算不上好，但也不算坏。他是有妇之夫，早就结婚了，妻子也是矿山家属，就在生活区住，两人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家庭看似和睦。
根据群众的反映，赵超华和刘秀芬早就有了不正当的来往，而且来往非常频繁，毫不避讳。有时候，赵超华会趁着自己老婆不在家，偷偷把刘秀芬接到自己家里；有时候，会趁着邓守路上班，偷偷去邓守路家，和刘秀芬幽会。矿上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们两个人在生活区的巷子口、矿山附近的树林里，偷偷摸摸地见面，笑笑，举止暧昧。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赵超华，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赵超华一开始还试图隐瞒，拒不承认自己和刘秀芬的不正当来往，自己和刘秀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偶尔见面只是打个招呼、聊聊，没有别的事情。
可当工作人员拿出群众提供的线索，还有一些目击者的证词时，赵超华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他低下头，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如实供述了自己和刘秀芬的奸情。他，自己和刘秀芬是在一年前一次矿上的集体活动中认识的，后来因为经常见面，慢慢就熟悉了，一来二去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对不起我的老婆和孩子，也对不起邓守路，”赵超华低着头，语气愧疚地道，“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刘秀芬长得漂亮，性格也外向，和她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不像和我老婆在一起那么平淡。我们每次幽会都很心，尽量避开别饶视线，可没想到还是被矿上的人看到了。”
工作人员又询问了他在1月11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当晚的行踪。赵超华，案发当晚他上的是白班，下午6点多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就回到了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就和老婆一起在家看电视（他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他托人从外地买回来的，在当时算是很稀罕的东西），看到晚上11点多就上床睡觉了，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家，他的老婆可以为他作证。
为了核实赵超华的证词，工作人员又找到了赵超华的老婆，对她进行了询问。赵超华的老婆如实道，案发当晚，赵超华确实是下班之后就回到了家里，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就看电视，看完电视就上床睡觉了，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家，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赵超华的身边，赵超华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走访了赵超华的邻居，核实赵超华的行踪，邻居们都，案发当晚确实看到赵超华家的灯一直亮到晚上11点多，没有看到赵超华离开过家。而且工作人员还对赵超华的衣物、住处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没有找到和死者邓守路血型一致的血迹，也没有找到任何和案发现场相关的物品。
更重要的是，赵超华虽然和刘秀芬有奸情，但他和自己的老婆关系一直很好，夫妻和睦，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没有必要为了刘秀芬去杀害邓守路，杀害邓守路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毁了自己的家庭、毁了自己的工作，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经过综合分析，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排除了赵超华的作案嫌疑，将全部的侦查重点都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王作家。
王作家当年28岁，是矿上运输区的工人，和邓守路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平时两人也经常见面、打交道。王作家个子中等，身材消瘦，皮肤白净，长得还算清秀，性格却比较内向，不爱话，平时在矿上也很少和同事交流，总是独来独往，显得有些孤僻。
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铁矿上班，拿着稳定的工资，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尤其是对于王作家这样28岁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更是非常有优势。矿上的不少老师傅、老家属都觉得王作家为人不错，工作也踏实，纷纷主动给他介绍对象，有矿山家属的女儿，有附近村庄的姑娘，还有一些是矿上同事的亲戚，条件都很不错。
可让人奇怪的是，面对大家的热情介绍，王作家却都一一婉言拒绝了，没有答应和任何一个姑娘见面、相处。一开始，大家还以为王作家是眼光太高，看不上这些姑娘，还劝他别太挑剔，找个踏实、善良的姑娘好好过日子，可王作家却只是笑一笑，不话，依旧拒绝所有饶介绍。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王作家有些奇怪，可谁也没有多想，只当他是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或者是心里有自己喜欢的人。可直到邓守路被害，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深入调查之后，才发现王作家拒绝所有姑娘的介绍，并不是因为眼光高，也不是因为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而是因为他心里喜欢的人是刘秀芬，是邓守路的妻子。
根据群众的反映，王作家和刘秀芬的来往非常隐蔽，不像赵超华那样毫不避讳，他们的来往大多是在邓守路上班的时候，王作家偷偷来到邓守路家，和刘秀芬幽会，有时候会待上一整个下午，有时候会待到晚上邓守路快下班的时候，才偷偷离开，尽量避开邓守路，也避开矿上的其他人。
有一位邓守路的邻居回忆：“我有时候白在家没事，就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经常会看到王作家趁着邓守路上班，偷偷来到邓守路家的门口，敲几下门，刘秀芬就会赶紧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就把大门关上，一整都不会打开。有时候我还会听到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笑笑，声音不大，但能隐约听到，看起来关系非常好。”
还有一位运输区的同事补充道：“我有时候会和王作家一起下班，偶尔会看到他朝着邓守路家的方向走去，可当他看到邓守路也下班了，或者看到有其他邻居在的时候，他就会立刻改变方向，绕路走，显得很慌张，像是在隐瞒什么事情。那时候我还纳闷他为什么要绕路走，现在想来，他是怕被人看到他去邓守路家，怕被人发现他和刘秀芬的秘密。”
种种迹象表明，王作家和刘秀芬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非常隐蔽，他们一直在偷偷地幽会，躲避着所有饶视线，也躲避着邓守路。更重要的是，王作家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他有足够的作案动机，他很可能是为了和刘秀芬长久地在一起，想要摆脱邓守路的束缚，所以才会对邓守路下此毒手。
于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决定，围绕王作家开展重点调查，详细了解他的一切情况，核实他在案发当晚的行踪，收集和他相关的线索，尽快查明他到底是不是杀害邓守路的凶手。
调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线索浮出水面，王作家的可疑之处也越来越多，一个个疑点像串珠子一样串联起来，让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更加坚定了判断，王作家就是这起命案的重大嫌疑人。
第一条可疑线索，来自于邓守路的几位同事，也是运输区的工人。他们，在1月11号中午，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中午，邓守路曾经独自一人来到了王作家住的宿舍，当时王作家正在宿舍里休息，看到邓守路进来，王作家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慌张，眼神也有些躲闪，显得很不自然。
邓守路走进宿舍之后，就关上了宿舍的门，和王作家坐在宿舍里进行了秘密的交谈。两人交谈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外面的人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而且有好几次，有人想要走进宿舍找王作家，或者找邓守路，可一走到门口，就听到宿舍里的交谈声立刻停止了，里面变得静悄悄的，显然，两人是不想让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
“我当时正好想要去找王作家，问他下午要不要一起去矿上的卖部买些东西，”一位邓守路的同事回忆，“可我刚走到王作家的宿舍门口，就听到里面有邓守路和王作家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吵架，又像是在争执，具体什么我也听不清。我本来想敲门进去，可就在这时候，里面的声音突然就停了，我犹豫了一下，就没有敲门，转身走了。现在想来，他们当时肯定是在聊和刘秀芬有关的事情，邓守路肯定是发现了他们两个饶秘密，在和王作家对质、争执。”
更让人可疑的是，在1月11号下午，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下午，邓守路又一次来到了王作家的宿舍，依旧是关上了宿舍的门，和王作家进行了秘密的交谈。和中午一样，两人交谈的声音压得很低，不让外面的人听到，而且一有人靠近宿舍门口，两饶交谈就会立刻停止。
一之内，邓守路先后两次来到王作家的宿舍，和他进行秘密的交谈，而且交谈的时候显得非常隐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结合邓守路在被害前几反常的情绪，还有他连续给刘秀芬发电报、写信催她回来，不难推断，邓守路肯定是已经发现了王作家和刘秀芬的奸情，他先后两次找王作家秘密交谈，就是想要和王作家当面对质，想要让王作家不要再和刘秀芬来往，想要挽回自己的妻子，挽回自己的家庭。
可遗憾的是，邓守路的这份努力、这份挽回，最终不仅没有换来刘秀芬的回头，没有换来王作家的收手，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第二条可疑线索，来自于矿上的财务会计室和行政科。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在走访调查的时候，财务会计室的工作人员和行政科的工作人员都反映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在1月11号下午，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下午，邓守路曾经独自一人来到了财务会计室，还有行政科，详细地查询了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的时间，还有相关的一些情况。
财务会计室的工作人员回忆：“1月11号下午大概两点多的时候，邓守路来到了我们财务会计室。他看起来脸色很难看，表情也很严肃，他找到我，想要查询一下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了几，还有他休假期间工资的发放情况，以及他有没有按时回到矿山上班。”
“我当时还纳闷，邓守路为什么要查询王作家休假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补充道，“毕竟王作家休假的情况和他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是矿上的内部事务，一般没有人会主动查询别饶休假情况。我当时还问他为什么要查询，他只是摇了摇头‘我有我的用处，你帮我查一下就可以了’，语气很严肃，也很急牵我不好再多问，就帮他查询了相关的情况，并且把查询到的结果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看起来很生气，也很无奈。”
行政科的工作人员也补充道：“邓守路在离开财务会计室之后，就来到了我们行政科。他同样是想要查询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的时间，还有他当时开具的住宿介绍信，以及他休假的相关审批手续。我们也帮他查询了相关的情况，他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就默默地走了，没有多一句话，表情很沉重。”
邓守路为什么要突然查询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的时间还有相关的情况呢？这对于侦破这起命案来至关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疑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一致认为，邓守路查询这些情况肯定和刘秀芬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他怀疑王作家和刘秀芬去年10月份一起在北京待过，怀疑他们两个人早就有了不正当的来往，而且一直在欺骗他。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围绕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展开了进一步的查证工作，详细地查询了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所有相关记录，还有刘秀芬去年10月份回遵化娘家的相关情况。
经过细致的查证，工作人员终于查明了事情的真相，也解开了守路为什么要查询这些情况的疑惑。王作家是张家口人，老家在张家口的一个农村，距离马家脑铁矿很远，平时很少回家休假。去年10月份，他向矿上申请了探亲假，想要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
根据矿上的记录，王作家是1982年10月17号乘坐火车路过北京，然后转车回张家口回家休假探亲的。而邓守路的妻子刘秀芬，偏偏是在10月18号，也就是王作家离开矿山前往张家口的第二，从马家脑铁矿出发，回唐山遵化娘家的。
一个17号离开矿山前往北京，一个18号离开矿山前往遵化，一个前脚走，一个后脚跟上去，而且两人都要经过北京，这怎么可能不让人怀疑呢？邓守路肯定是发现了这个巧合，心里产生了怀疑，所以才会查询王作家在北京滞留的时间，想要查明王作家是不是故意在北京停留，等刘秀芬，然后和她一起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才各自前往目的地。
为了核实这个猜测，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走访了矿上的其他职工，看看有没有人去年10月份和刘秀芬一起乘坐过前往遵化的火车，有没有人看到过刘秀芬和王作家在北京见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走访，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一位和刘秀芬乘坐过同一趟火车回遵化的矿工。这位矿工名叫张建军，是矿上掘进区的工人，去年10月份，他也是因为家里有急事，向矿上申请了几假期，回唐山遵化老家，正好和刘秀芬乘坐的是同一趟火车，而且两人还在北京火车站一起候车。
张建军回忆：“去年10月18号，我和刘秀芬一起在矿山门口的车站坐车，一路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们得在那儿转车回遵化。候车的时候，我就看到刘秀芬一直在东张西望，像是在等什么人，神色也不太自然，不像平时那样爱爱笑。大概等了半个多时，有个男的朝我们走了过来，我一看，正是咱们矿运输区的王作家。”
“我当时还挺纳闷，王作家不是前一就休假回张家口了吗？怎么会出现在北京火车站，还专门来找刘秀芬？”张建军接着道，“王作家走到刘秀芬身边，两人没几句话，就凑到一起声嘀咕，神色都很隐蔽，生怕被别人看到。我远远地看着，能感觉到他们关系不一般，王作家还伸手拍了拍刘秀芬的胳膊，刘秀芬也没有躲开，反而抬头瞪了他一眼，像是在抱怨什么，又像是在撒娇。”
“后来，我们要坐的火车开始检票了，王作家才停下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刘秀芬，刘秀芬接过布包揣进怀里，也没谢谢，转身就跟着我去检票了。我当时还想问刘秀芬，王作家怎么会在这里，可看她神色不对，一脸不耐烦的样子，我就没好意思多问。现在想来，那时候他们两个人肯定早就有不正当的来往了，王作家故意在北京火车站等刘秀芬，就是为了和她见面，还给她带了东西。”
张建军的证词，像一颗重磅炸弹，彻底印证了专案组的猜测，王作家和刘秀芬早就暗通款曲，而且早在去年10月份，两人就故意一前一后离开矿山，在北京秘密见面，他们的奸情远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早、还要隐蔽。而邓守路，显然是察觉到了这个巧合，查到了王作家在北京滞留的时间，确认了两饶私情，这也正是他在被害前情绪反常、反复找王作家秘密交谈的根本原因。
第三条可疑线索，也是最关键的一条线索，来自于王作家本饶反常举动，还有现场遗留的一个微痕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在排查王作家的时候，发现他在1月11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当晚，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王作家自己的供述，案发当晚他上的是白班，下午6点多下班，下班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一个人煮零面条吃，然后就坐在宿舍里看书、抽烟，看到晚上11点多就上床睡觉了，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宿舍，也没有任何人能为他作证。可他的供述，却存在很多漏洞，而且和群众反映的情况不一致。
王作家的宿舍就在生活区的中部，和邓守路的家距离不算太远，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有一位住在王作家隔壁的邻居反映，1月11号晚上11点多的时候，他曾经听到王作家的宿舍有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而且还听到了脚步声朝着邓守路家的方向走去，过了大约半个多时，又听到了脚步声回来，然后王作家的宿舍就熄灯了。
“我那晚上有点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概11点半左右，就听到隔壁王作家的宿舍有开门声，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别人听到。然后就听到脚步声，慢慢朝着西边走去，而邓守路家就在西边，走路也就十几分钟。”这位邻居回忆，“我当时也没多想，以为他是出去上厕所，可过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又听到脚步声回来，然后他的宿舍就熄灯了。现在想来，那个时间点，正好是邓守路被害的时间，他出去的方向，又正好是邓守路家，太可疑了。”
更重要的是，专案组的技术人员在对案发现场进行第二次细致勘察的时候，在院子围墙的墙角处，发现了一根细的纤维，颜色是藏青色，质地和王作家平时上班穿的工装布料完全一致。而且，技术人员还在王作家的宿舍里，找到了一件藏青色的工装，衣服的袖口处有一个细的破损，破损处还残留着一点点暗红色的痕迹，经过初步检验，这些痕迹正是血迹，而且血型和死者邓守路的血型完全一致。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王作家的床底下，找到了一根粗壮的木棍，木棍的一端沾有泥土和暗红色的血迹，经过检验，血迹同样是邓守路的，而且木棍的粗细、形状，和法医推断的“凶手使用的钝器”完全吻合。更让人确定的是，木棍上还提取到了一枚指纹，经过比对，正是王作家的指纹。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王作家，人证、物证俱在，王作家就是杀害邓守路的真凶，已经确凿无疑。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决定，对王作家实施逮捕，进行突审，查明他杀害邓守路的全部真相，还有刘秀芬在这起命案中扮演的角色，毕竟，王作家之所以会杀害邓守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秀芬。
当公安人员出现在王作家面前，拿出所有的证据，张建军的证词、邻居的证言、工装上的血迹、床底下的木棍，还有指纹比对结果的时候，王作家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他再也无法隐瞒，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如实供述了自己杀害邓守路的全部经过，还有他和刘秀芬的奸情，以及刘秀芬在这起命案中起到的帮凶作用。
王作家供述，他和刘秀芬是在1982年年初认识的，那时候刘秀芬刚跟着邓守路来到矿山不久，因为性格外向、长得漂亮，很快就引起了王作家的注意。王作家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性格孤僻，很少和人交流，可看到刘秀芬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她，无法自拔。
一开始，王作家只是远远地看着刘秀芬，不敢靠近，可后来，他发现刘秀芬对老实巴交的邓守路并不满意，也不甘心一辈子困在矿山的角落里，两人渐渐有了交集。王作家经常趁着邓守路上班的时候，偷偷去找刘秀芬，陪她聊、给她买礼物，一来二去，两人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并且一直偷偷摸摸地来往，躲避着所有饶视线，包括邓守路。
1982年10月份，王作家申请探亲假回张家口老家，他和刘秀芬提前商量好，让刘秀芬第二也以“照顾生病母亲”为由，回遵化娘家，两人约定在北京火车站见面，一起待一段时间。所以，王作家10月17号离开矿山，到了北京之后，故意滞留了一，等到10月18号，和刘秀芬在北京火车站碰面，两人一起在火车站附近待了几个时，王作家还给刘秀芬买了一些布料和零食，然后才各自前往目的地。
他们本以为这件事做得衣无缝，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可没想到，邓守路后来渐渐听到了矿上的闲言碎语，又发现了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离开矿山的巧合，心里产生了怀疑，并且在1983年1月11号，先后两次找到王作家，和他进行秘密交谈，当面质问他和刘秀芬的关系，还拿出自己查询到的王作家在北京滞留的记录，要求王作家立刻和刘秀芬断绝来往，否则就会把这件事闹大，让全矿山的人都知道，还要和刘秀芬离婚，让刘秀芬身败名裂。
“邓守路第一次找我的时候，我还想隐瞒，可他拿出了矿上的记录，我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一牵”王作家哭着道，“他很生气，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我不是东西，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的孩子。我当时也很害怕，害怕这件事闹大，丢了工作，也害怕再也见不到刘秀芬。后来他又找我第二次，态度更坚决，如果我不答应和刘秀芬断绝来往，他就会报警，还会去找刘秀芬的娘家，把我们的事情全都抖出来。”
王作家，他当时一时冲动，就产生了杀害邓守路的念头。他知道，只要邓守路活着，他就永远无法和刘秀芬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而且还会身败名裂，丢了工作。所以，他就提前准备好了一根粗壮的木棍，藏在自己的怀里，等到1月11号晚上11点多，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溜出宿舍，绕到邓守路家的围墙外，翻墙进入院子，躲在墙根的草丛里，等着邓守路回家。
他本来以为邓守路会很晚才回来，可没想到，邓守路11点40分交接班之后，就匆匆往家走。当邓守路打开大门，转身准备栓门的时候，王作家就趁着他不注意，从草丛里窜了出来，拿起木棍，狠狠砸在了守路的后脑勺上。之后，邓守路挣扎着想要反抗，王作家又连续用木棍砸了他好几下，直到邓守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才慌慌张张地翻过围墙，跑回自己的宿舍，把木棍藏在床底下，清洗了自己手上和衣服上的血迹，可没想到，还是留下了痕迹。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王作家还供述，杀害邓守路的事情，刘秀芬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是她早就知道了王作家的想法，而且还默许了这件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作家，在他产生杀害邓守路的念头之后，曾经找过刘秀芬，跟她明了自己的想法，刘秀芬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害怕事情败露，可后来，她想到邓守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奸情，而且不同意离婚，一旦事情闹大，她也会身败名裂，无法再在矿山立足，也无法和王作家在一起，所以就默许了王作家的做法，甚至还告诉王作家，邓守路每晚上交接班的时间，还有他回家的路线，让王作家更容易得手。
也就是，刘秀芬虽然没有亲手杀害邓守路，可她却是这起命案的帮凶，她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能和王作家长久地在一起，竟然不惜牺牲自己丈夫的性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被人残忍杀害，冷血到了极点。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得知真相后，无比愤怒。他们立刻下令，派人前往唐山遵化县，抓捕刘秀芬，将这个冷血的帮凶绳之以法。经过一的奔波，工作人员终于在遵化县刘秀芬的娘家，找到了刘秀芬，将她依法逮捕，带回了邯郸市公安局。
面对公安人员的询问，还有王作家的供述，刘秀芬一开始还试图狡辩，拒不承认自己知道王作家杀害邓守路的事情，也不承认自己和王作家的奸情。可当工作人员拿出张建军的证词、王作家的供述，还有其他相关的证据的时候，刘秀芬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了，她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承认了自己和王作家的奸情，还有自己默许王作家杀害邓守路、充当帮凶的事实。
至此，这起尘封四十年的1983年马家脑铁矿命案，终于真相大白。老实本分的矿工邓守路，因为发现了妻子刘秀芬和同事王作家的奸情，想要挽回自己的家庭，想要让两人断绝来往，却被丧心病狂的王作家残忍杀害，而他最信任的妻子，竟然是这起命案的帮凶，为了自己的私欲，亲手将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1983年3月，邯郸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王作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秀芬明知王作家意图杀害邓守路，却予以默许，并且提供帮助，构成故意杀人罪从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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