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审讯室的白炽灯冰冷刺眼。
亚当·米勒蜷缩在金属椅子上,仿佛一夜之间老了二十岁。
眼袋深重,头发蓬乱,昂贵的西装现在看起来像裹尸布。
他对面,邓恩安静地坐着,面前摊开一个笔记本,旁边放着一杯水。
“亚当,”邓恩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疲倦,“我们都知道你现在的处境。间谍罪,危害国家安全,刑期会很长。你的妻子艾玛,你的儿子杰米……他们会面临什么,你很清楚。”
米勒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眼泪无声涌出。
“但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邓恩向前倾身,“你提供的信息价值,将直接影响一牵帮助我们找到那个人,理解他们的网络,你才能为家人争取到一线生机。社会福利或许能介入杰米的医疗,但这需要你的实质性合作作为前提。”
这是赤裸裸的交易,但也是米勒唯一的浮木。
“我……我什么都……”米勒的声音嘶哑破碎,“求求你们,帮帮杰米……”
接下来的两个时,亚当·米勒像决堤一样倾诉。
为了儿子价的医疗费,两年前那个自称“史密斯先生”的人如何找上他,第一次交易,逐渐深陷的恐惧和麻木,每次交接的流程,酬金的支付方式(通常是现金,藏在指定地点的公共储物柜或公园长椅下)。
关于那个接头人,他的描述详细却令人沮丧:
“他……每次看起来都有些不一样。身高……大概五英尺十英寸左右?有时显得壮一点,有时瘦一些。头发颜色变过,棕色,深褐色,有一次甚至有点灰白。眼睛……我记得有一次是浅棕色的,但有一次他戴了副有色的眼镜,看不太清。”
“脸呢?有没有疤痕、痣、任何显着特征?”
“没迎…很普通。鼻子挺直,但……不上来。他好像很会……让自己看起来不引人注意。声音也是,有时低沉,有时有点沙哑,带一点点口音,像是东欧那边的,但又不明显。”
“穿着?”
“普通。风衣,夹克,西装,都像是成衣店里的便宜货,没什么牌子。鞋子总是擦得很干净,但款式普通。”
“交接时有什么特殊习惯动作?抽烟?用什么手?”
“不抽烟……至少我没见过。他动作很稳,很快。左右手都用得很灵活……我真的记不清了。”
邓恩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这是一个幽灵。米勒的描述拼凑不出一个可供辨识的人像。
他指示画出的素描肖像,在FbI的档案库里找不到任何可靠的匹配。
这个人要么拥有高超的易容技巧,要么极其擅长湮灭个人特征。
“昨晚他给你的纸条,内容是什么?”邓恩问。
“下次交接的初步指示和一个临时储物柜号码……他里面有部分酬金。”米勒啜泣着,“但他肯定知道我被抓了……那些都没用了。”
审讯结束,邓恩拿着厚厚一叠笔录回到自己办公室。
汉森探员跟了进来,关上门。
“头儿,技术科分析了从米勒办公室和家里搜出的所有材料。”
汉森递过一份报告,“他使用的笔记本和钢笔是特制的,市面上没有流通。我们在他家地下室暖气片后面找到一个隐藏的洞,里面有一些灰烬,可能是烧毁的笔记残余。另外,他的银行账户确实有几笔无法解释的现金存入,但金额分散,时间不规律,很难追溯。”
“还有,我们对‘白蔷薇’行动可能泄露的信息进行了损害评估。”
汉森继续道,“米勒能接触到的,主要是安保流程、时间线、车辆信息、通讯频率轮换表等。不涉及公主与李长安的具体谈话内容,也不涉及任何更高层面的政治或情报意图。但这些东西,足以让对手分析出我们的保护模式、薄弱环节,甚至可能用于策划针对公主或李长安的后续行动。”
邓恩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所以,我们抓到了一个内鬼,阻止了一次未遂的情报传递,但无法证明那个接头人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提前拿到情报,也无法确定他昨晚到底带走了什么。而我们现在对这个饶了解,几乎为零。”
汉森沉默了一下:“局长那边……”
“照实汇报。”邓恩掐灭烟头,语气恢复了冷硬,“米勒的供词,我们的分析,损害评估。强调对手的专业性和隐蔽性,以及……我们后续的应对计划。”
“应对计划?”
“加强对威尔逊的常规监控力度,虽然这很敏福与特情局诺里斯组保持更紧密的联络,共享有限的‘白蔷薇’后续风险评估。在内部,进行一次低调但彻底的安全审查,特别是接触敏感信息的中低层文员。”
邓恩看向窗外,“还有,通知我们的外勤,提高警惕。这个人……他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但他只要还在活动,只要苏联人对李长安或者英国饶事情还有兴趣,他就一定会再次露出痕迹。下一次,我们必须比他更快。”
“是,头儿。”
汉森离开后,邓恩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这次行动失败成为其职业生涯的一个污点。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认为的常规监控后来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
华盛顿特区,FbI总部。
胡佛的目光扫过报告末尾,对身旁的克莱德·托尔森沉声道:“一次本可阻止的情报泄露,因现场判断与指挥失误而失手。卡尔·邓恩探员已不适合留在反间谍科核心岗位。”
托尔森会意,即刻安排。
次日,一纸人事调动通知抵达纽约分局。
通知上写明,卡尔·邓恩探员将不再担任反间谍科某行动组主管职务,即日起调任至纽约分局下属的“重大及暴力犯罪调查科”(major case & Violent crime division),担任该科室下辖一个专项调查组的负责人。
理由为“基于其丰富的调查经验与逻辑分析能力,充实刑事重案调查力量,以应对纽约市日益复杂的暴力犯罪形势”。
措辞官方,体面,但在这个体系中,从追踪国家级别威胁的反间谍前线,转去对付银行劫匪、连环杀手和黑帮仇杀,其意味不言自明——这是一种保留颜面但实质上的“流放”,从胡佛最看重、最能体现FbI“神圣使命”的领域,调往处理那些“虽然重要但终究是地方性麻烦”的领域。
邓恩平静地接受流动。
他高效地完成了反间谍科工作的交接,将自己经手过的涉密文件一一归档封存。
他没有举行任何告别,只是在离开七楼那间视野开阔的办公室前,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城市际线。
他的新办公室位于分局大楼的四楼,面积比之前了些,窗外对着的是另一栋建筑的灰色侧墙,采光一般。
室内陈设简单,一张标准的办公桌,几张用于会客的椅子,一个文件柜。空气里隐约能闻到楼下传来的咖啡味和纸张味,与七楼那种特有的、混合了精密仪器与高度紧张感的氛围不同。
门口挂上了新的名牌:“卡尔·邓恩探员,重大案件调查组(Group 3)”。
昔日的同僚对此反应不一。
有人为他感到惋惜,认为是大材用;
有人则暗自觉得,去管刑事案子或许更适合他这种“过于较真”的性格;
更多人则是遵循这个体系的生存法则,保持礼貌的沉默与距离。
邓恩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
他将那份人事通知放进抽屉,然后打开了手下探员送来的第一批亟待处理的卷宗——一桩涉及跨区毒品分销链的凶杀案,一宗看似寻常但可能有内情的珠宝店劫案,还有几份来自其他分局请求协查的暴力袭击报告。
报告里是熟悉的街头犯罪元素:混乱的现场、矛盾的目击证词、模糊的监控影像、以及底层社会各种灰色的动机。
他拿起笔,开始在上面标注疑点,梳理人物关系网,布置初步的调查方向。
动作娴熟,思路清晰,仿佛此前十余年与那些隐藏在国界阴影后的“钟表匠”们进行的无形博弈,只是另一份需要理清逻辑的复杂档案。
然而,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旧公文包内层,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普通牛皮纸文件夹里,装着“白蔷薇”行动非核心但允许个人留档的简报摘要、现场照片复印件,以及他私下整理的行为模式分析笔记。
东河码头冰冷的夜景照片、那架被精确击落然后迅速消失的无人机想象图、“钟表匠”可能的活动路径推测草图……这些并未随着岗位调动而被遗忘。它们像一块隐形的磁石,沉在心底。
每,当处理完手头那些充斥着暴力和贪婪的刑事案件后,在办公室只剩下台灯昏黄光线的寂静时刻,他偶尔会锁上门,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个文件夹,摊开其中的某一页,静静地审视。
那些未完成的拼图,那个消失在夜色与专业手法中的幽灵,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超越普通刑事犯罪范畴的阴影,成了他思维深处一个持续运转的、无声的背景进程。
官方层面的追捕或许因岗位变动而暂停,但对邓恩而言,那场在东河边未竟的较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某种特定“模式”的警觉,已经悄然融入了他作为调查者的本能。
这份本能,将在他日后审视那些看似普通、却隐隐透着不协调感的街头罪案时,悄然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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