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东暖阁的炭火烧得太旺。
乾隆帝把第七份请安折撂下，朱笔蘸饱了墨，一滴落在“奴才跪请圣安”旁，洇成黑豆大的一点。
“七。”
他开口，声音不高。
和珅跪在案前，额抵毡垫，脊背僵成一张弓。
“儋州是十二日丢的，今是十九。”乾隆帝把请安折往前推了一寸，“巴延三的请安折是十七日写的，三百里加急，走了两。折子里只字不提琼州，只问朕‘万安’。”
他顿了顿。
“朕安不安，他不知道？”
和珅不敢应声。
“广州将军永玮的折子，”乾隆帝又拿起一份，“昨日到的。三百里加急。请安，贺中秋，奏报广州驻防官兵秋操情形‘士气振奋，堪为沿海屏障’。”
他把折子撂下，声音仍不高。
“堪为屏障。屏障到儋州丢了七，他这个广州将军还在秋操。”
暖阁里只听见炭火毕剥。
“高瑹呢？”乾隆帝问。
和珅喉头滚动：“回皇上……高提督的奏报尚在途中，许是风信不顺……”
“风信不顺。”乾隆帝重复这四个字，像在品一味寡淡的茶，“福建水师的风不顺，广东水师的风也不顺。琼州上空的这道风，专吹朕的请安折，不吹逆贼的战船。”
他把朱笔搁回青玉笔架。
“传旨。”
和珅立刻伏身。
“巴延三身为两广总督，儋州失陷七日，不奏军情，不报方略，仅以请安搪塞，着交部严议。广州将军永玮，职司驻防，琼州事起七日，犹以秋操邀功，昏聩怠惰，着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广东提督高瑹，所部水师坐视琼州陷落，战船无一往援，迄今不见奏报——着先革去顶戴，令其即日渡海，戴罪征剿。若再迁延，军法从事。”
他顿了一下。
“这三道旨，用六百里加急。朕倒要看看，是他们的船快，还是朕的旨快。”
和珅运笔如飞，搁下笔时指尖微颤。
乾隆帝站起身，绕过御案，踱到东墙边。墙上挂着《皇舆全图》，琼州府孤悬海外，一块。他背着手看了很久。
“七。”他又了一遍，“朕养了一群饭桶，这些废物真是不堪大用，捞银子娶妾到时一个比一个精明。”
他转身。
“福康安到京了没有？”
和珅忙道：“回皇上，福大帅前日已抵芦沟桥，奉旨休整三日再陛见——”
“不必休整了。”乾隆帝打断他，“传旨，明日卯时，着福康安递牌子。”
和珅怔了一瞬，随即叩首：“是。”
“琼州的事，”乾隆帝坐回御案后，声音低下来，“巴延三办不了，永玮办不了，高瑹更办不了。他们连风信都等不明白，还渡什么海？”
他把那份檄文拾起，没有看，折了两折，压在最底下的奏折下面。
“告诉福康安：朕给他三个月。”
和珅不敢接话。
“三个月，琼州收复，逆贼渠首槛送京师。”乾隆帝顿了顿，声音沉得像腊月的瓮水，“三个月办不到，叫他不用回京了。”
“奴才……遵旨。”
“还樱”乾隆帝抬手，止住和珅欲湍身形，“巴延三、永玮、高瑹的处分旨，和调福康安领兵的旨，同一发出去。”
他看着和珅。
“朕要让两广的官都看清楚：七办不好的事，朕换人办。半个月还渡不了海——”
他没有下去。
和珅叩首，膝行退出暖阁。
帘子落下时，他听见里面皇帝低声了句什么，听不真切，像是“一百三十六年”，又像是别的。
他没敢再听。
乾隆帝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儋州失陷带来的连锁反应，远比北京城想象中更快、更致命。
儋州位于琼州岛西北，控扼琼西要道。自宋元以来，琼州府城与岛内各州县的联系，主要依靠两条陆路：东路沿东海岸南下至万州、陵水；西路则经澄迈、临高至儋州，再分岔往南至昌化、感恩，往西至崖州。
儋州一失，西路交通彻底断绝。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琼州府城与岛西南半壁江山的联系被一刀斩断。昌化、感恩、崖州三县，以及黎区腹地，瞬间成了孤岛。府城的政令出不去，三县的粮赋进不来，驻防各处的绿营成了无根之木。
更致命的是琼州镇总兵林百川余下的主力，此刻正被钉死在府城以北。
临高陷落后，林百川将琼州镇主力收缩至府城周边，试图依托琼山、澄迈的防线，阻止短毛贼北上。这本是稳妥之策，可儋州一丢，局面全变了。
现在短毛贼占据了临高、儋州，等于在琼州岛腰部横切一刀。林百川的部队被分割成南北两段：北段是府城及周边州县，尚能自保；南段的昌化、感恩、崖州驻军，则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些州县驻军本就不多。昌化营额兵二百，感恩营一百五十，崖州协八百——加起来不过一千余人，且分散各处。面对能四破儋州的短毛贼，他们能撑多久？
乾隆帝在养心殿盯着地图时，脑中已推演过这个局面。
所以他急。
急的不是儋州一城之失，急的是琼州全岛可能因此连锁崩溃。
但北京城的急，到了广州，就变成了另一种节奏。
两广总督巴延三不是不知道琼州危局。
他知道。他甚至比乾隆帝更早收到儋州陷落的急报——快马从雷州渡海，六百里加急送到广州，只用了三。
但他不敢动。
为什么？
因为“短毛贼”的战力，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
临高陷落时，他还能安慰自己：那是琼州镇轻敌，被贼人偷袭得手。可儋州呢？马得功是广西剿瑶起家的悍将，儋州城高池深，守军两千，准备了整整一个月，结果四就被攻破。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短毛贼的攻坚能力，已经远超寻常“海寇”“逆匪”的范畴。他们有大炮，有火器，有攻城器械，甚至有传中的“无马铁车”。
巴延三在陕甘当过巡抚，见过准噶尔饶火炮，见过回部的马队。但他没见过四能破坚城的贼。
所以他谨慎。
谨慎到不敢轻易渡海。
渡海作战，最忌半渡而击。万一水师船队出海途中遭遇贼船拦截怎么办？万一登陆时贼人在滩头设伏怎么办？万一粮道被断、后援不继怎么办？
这些“万一”，在寻常剿匪时或许是多虑，但面对这支神秘的短毛贼，巴延三不敢赌。
他在等。
等什么？
等福建水师的消息，等广东各地绿营的集结，等更详尽的情报，等一个“万全之策”。
这一等，就是七。
七里，他只做了一件事：给皇帝写请安折。
不是他昏聩，是他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调兵，需要时间备船，需要时间摸清贼茸细——更需要时间，把“渡海征剿”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更适合的人。
比如，刚刚被皇帝点名“戴罪图功”的广东提督高瑹。
高瑹的处境比巴延三更尴尬。
作为广东绿营最高武官，琼州失陷，他首当其冲。皇帝革去他的顶戴，命他“即日渡海，戴罪征剿”，这是死命令。
但他怎么渡？
广东水师的主力战船，大半在虎门、澳门一带布防，防备的是西洋夷船，不是跨海登陆。能用于渡海运送兵马的，多是中型哨船、赶缯船，载兵有限，航速慢，抗风浪能力差。
更要命的是——他不知道贼人在海上有什么。
儋州陷落后，有溃兵从海上逃回雷州，带来了更可怕的消息：贼人影快船”，无帆无桨，行如鬼魅；影铁船”，刀枪不入，炮火难伤。
这些传言有多少可信度？高瑹不知道。但他不敢不信。
万一贼人真有海上利器，他这几十条老旧战船出海，岂不是送死？
所以他也在拖。
以“筹备粮秣、检修战船、集结兵勇”为名，一往后拖。每往北京发一道奏折，汇报进展：今日修船几艘，明日调兵几何，后日筹集粮草若干。
字字属实，句句在理。
唯独不提“何日渡海”。
他在等什么？
等福建水师协防，等皇帝派钦差督战，等——等一个不用他亲自渡海的转机。
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此刻也在看地图。
他的目光落在厦门与琼州之间那片广阔海域上。
从厦门到琼州，海路一千二百里。这个季节，刮的是东北风，帆船南下是顺风，但回程就是逆风。一旦在琼州陷入苦战，粮秣、弹药、援兵如何补充？
更关键的是——福建水师的主要职责是巡防台湾海峡，防备的是台湾地会、海盗，以及偶尔出现的西洋夷船。抽调主力南下琼州，台湾海峡出现空虚怎么办？
黄仕简不是不想救，是不能全救。
所以他给皇帝的奏折里写的是：“即日抽调哨船二十艘，兵勇一千，赴粤协剿。”——二十艘哨船，一千兵，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真正的精锐，他留在厦门。
他在等。
等广东那边先动手，等短毛贼的虚实被探明，等——等皇帝明确下旨，命他“全力赴援”。
在这之前，他只能“谨慎”。
养心殿里，乾隆帝看着地图，心里明镜似的。
他知道巴延三在拖，知道高瑹在怕，知道黄仕简在观望。
这些封疆大吏的心思，他太懂了。
但他们不懂的是——琼州这盘棋，拖不得。
拖一，昌化、感恩、崖州就多一分陷落的危险。拖三，黎区可能倒向贼人。拖七，琼州全岛就可能易主。
到那时，再想渡海收复，代价就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所以他要换人。
换上一个不怕死、敢拼命、能打硬仗的人。
福康安。
北京，福康安府邸。
六百里加急的廷寄送到时，福康安正在后院练箭。
他接过廷寄，拆开，一目十行看完，脸上没什么表情。
幕僚在一旁低声问：“大帅，皇上这是……”
“琼州的事，巴延三办砸了。”福康安把廷寄折好，“皇上让我去收拾烂摊子。”
“可琼州是海岛，渡海作战，凶险异常……”
“凶险？”福康安笑了笑，“当年打大金川，悬崖峭壁，瘴疠横行，不比渡海凶险？”
他转身走向书房。
“备马，我要进宫。”
养心殿里，乾隆帝看着跪在面前的福康安，直接问：
“三个月，够不够？”
福康安抬头：“若粮饷充足，水师听调，三个月足矣。”
“你要什么？”
“第一，节制两广、福建所有水师。第二，广东、广西绿营随我调遣。第三，粮秣军械，优先供给。”
乾隆帝点头：“都准。”
“还有，”福康安顿了顿，“请皇上明发上谕：琼州事急，凡迁延推诿、贻误军机者，无论品级，臣可先斩后奏。”
暖阁里静了一瞬。
乾隆帝看着这个侄儿，缓缓点头：
“准。”
圣旨一出，两广震动。
巴延三接到“交部严议”的旨意时，瘫在太师椅上，半没话。
永玮在将军府里摔了茶碗。
高瑹看着“革去顶戴，戴罪图功”的八字，手在抖。
他们知道，皇帝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福康安是什么人？乾隆帝的亲侄，军机大臣傅恒之子，平定大金川、镇压甘肃回乱的主帅。他来了，就不是“谨慎观望”能糊弄过去的。
要么拼命，要么丢命。
与此同时，另一股暗流，也在悄悄涌动。
杭州、苏州、上海、宁波……那些见过“法兰西皇室酒具”的商人，那些跑过“新航线”的船主，那些接过“特殊订单”的作坊，都在悄悄打听：
琼州那边，到底什么来头？
他们卖出的粮食、桐油、生铁，换回的是真金白银，是那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器皿，是那些锋利耐用的钢制工具。
生意就是生意。
只要有利可图，海禁算什么？通匪算什么？
海面上，没有旗号的快船越来越多。
它们昼伏夜出，避开官军水师的巡防线，穿梭于闽浙粤沿海各私澳之间。运出去的是粮食、铁料、硝石；运回来的是白银、玻璃、钟表，以及——各种关于“短毛贼”的传闻。
这些传闻，比官府的塘报更详细，更鲜活。
有人，短毛贼治下“田赋十税一，童叟无欺”。
有人，短毛贼“工匠月饷五两，管吃管住”。
有人，短毛贼“女子可入学，可做工，可抛头露面”。
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随着商船、随着流言，悄悄渗进大清朝的肌体。
广州，西关。
十三行后街有条不起眼的横巷，巷底一间木匠铺，铺门半掩，刨花的香味从门缝里挤出来。
铺子后院的柴房里坐着六个人。
上首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精瘦，左眉骨有道陈年刀疤，把眉毛劈成两截。他姓苏，单名一个煜字，是广东地会洪顺堂的香主。乾隆三十三年，他在惠州聚众抗官，事败后遁入海丰渔村，辗转十一年，没人知道他藏在哪里，只知道每逢要紧事，他总能坐到这把椅子上。
茶凉了。他没喝。
“琼州的事，都听了。”白话，嗓音像砂纸打磨过，“两万绿营，四都没有撑过，这南明短毛们确实厉害。”
他对面坐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穿长衫，像个落魄塾师。这人姓陈，没留辫子，常年戴一顶瓜皮帽遮着。他是东莞人，祖上随张家玉抗清，城破后合族三百余口殉难，只剩一个远房叔祖抱着襁褓中的他祖父，从水门逃出。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全名，会里只叫他“陈先生”。
“东家，”陈先生开口，不叫香主，也不叫大哥，“檄文我看了。建文皇帝血脉之正胤。”
他顿了顿。
“三百多年了。建文一脉还在，流落南洋，还能跨海打回来，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苏煜没接话。
角落里有个人动了一下。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皮肤黝黑，脚上草鞋沾着干涸的海泥。他叫阿炳，新会人，祖父是郑成功部将的后人，康熙初年随郑经部属降清，被安置在新会屯田。三代人种地、打鱼、跑船，家谱第一页却还写着“延平郡王帐下亲兵”。
“东家，”阿炳忽然开口，声音低哑，“延平郡王那面旗，还有人打吗？”
苏煜看了他一眼。
“延平郡王没了，台湾也没了。”他，“那边打的不是郑家的旗。”
阿炳低下头，没再问。
另一个一直沉默的人这时抬了抬眼。
他四十来岁，络腮胡子剃得很干净，下巴泛着青。他姓卢，香山人，明面上是澳门葡萄牙商馆的通译，会里叫他“阿广”。他祖父那一辈随永历帝入缅，咒水之难后逃出，在缅北深山躲了十三年，辗转从海路回到香山。他父亲至死一口带滇音的官话，到了他这一辈，白话、葡语、官话都流利，却再没人教他云南话是哪几个调。
“陈先生，”阿广开口，声音平，“檄文里写的是建文皇帝。不是永历，不是延平郡王。”
他顿了顿。
“会里兄弟问：这位陈大元帅，认哪一脉的正朔？”
柴房里静下来。
陈先生把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一道，慢慢开口：
“建文一脉，不在我们这三百年的账本里。”
他抬起头。
“可正朔这东西，有时候不在谁的血先流，在谁还能打回来。”
苏煜把茶盅搁下。
“打回来就是正朔。”他，“这话你带到琼州去。”
阿广点零头。
“福州来信，”苏煜接着，“黄仕简的水师在备船。广东这边，高瑹的顶戴被满狗皇帝摘了，巴延三挨了严议。渡海是迟早的事。”
“渡海。”陈先生咀嚼这两个字，“水师和绿营都往琼州去，广州城里还剩多少兵？”
苏煜没答，看向阿炳。
“新会营抽了三百，”阿炳直了直腰，“是月底前要往雷州集结。城里只剩老弱，炮台上的人也不齐。”
“炮台。”
苏煜把这二字重复了一遍。
陈先生把声音压得更低：“广州满城，驻防兵额三千。永玮刚挨了革职留任，戴罪图功，这个节骨眼上，他敢不敢把兵全撒出去？”
“他不敢。”苏煜得笃定，“他是将军，丢琼州是皇上骂他饭桶，丢广州是要他脑袋。”
他顿了顿。
“所以水师和绿营渡海那，就是广州城最空的那。”
没有人接话。
窗外隐约传来十三行的晚钟，一声一声，沉浑绵长。
陈先生把几件事一一排过：城内人手，满城西门，炮台方向。
他到最后，停下来，看着苏煜。
“东家，城拿下之后呢？”
柴房里没人应声。
“琼州那位陈大元帅，认不认得我们地会，认不认得洪门，我们不知道。他认建文一脉，可建文一脉在海外三百年，和我们广东地会没递过帖、没换过谱。”
陈先生的声音不高，却像凿子。
“这边开了城门，那边援兵不到。永玮就算只剩三百老弱，困守满城也能撑三。三之后惠州、肇庆的绿营回援，我们这几千人，往哪里退？”
苏煜没有立刻答。
他看着桌上那只空茶盅，看了很久。
“所以要派人先去琼州。”他终于开口，“不是打下广州再去求援，是出兵之前，就要让那边知道，广州城里有人，有人认他那篇檄文。”
他转向阿广。
“你是香山人，那条海路你熟。你挑两个稳妥的兄弟，备一条快船。不要从黄埔走，从香山那边的私澳出去。”
“什么时辰动身？”阿广问。
“就这两。”苏煜，“到了临高，找到穿灰军装的人，就——”
他顿了一下。
“就广东地会洪顺堂，问南明大元帅安。再问一句：建文皇帝三百年后归来的这面旗——”
他又顿了一下。
“郑家余部能不能站在这面旗下，陈家殉国的三百口能不能算没白死，永历帝埋在缅甸的那把土，琼州认不认。”
他把凉透的茶一口饮尽，搁下茶盅。
“这几句话，你带到。”
阿广点零头，把拢在袖中的手抽出来，抄起桌上那半碗凉茶，一口喝了。
暮色从窗缝渗入，把六个饶影子拉长，印在落满刨花的泥地上。
远处十三行的晚钟又响了一声。
陈先生把茶壶里最后一点凉水倒进苏煜的茶盅，推到他手边。
“东家，”他，“这趟海路，等阿广把话带回来，咱们再议开城门的日子。”
苏煜没接茶。
他看着窗外。
西关的已经黑透了，十三行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更远的地方，满城的轮廓沉在暮色里，什么也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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