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廿二，1780年6月24日。
京师紫禁城 养心殿
琼州府至北京的驿道，在五月炽热的阳光下蒸腾着扭曲的热浪。自五月初八临高陷落、伪檄传出，这道标注着“六百里加急、十万火急”的奏报匣子，便如同被地狱之火炙烤的烙铁，沿着帝国纵贯南北的驿路，昼夜不息地向北飞驰。
驿卒在雷州半岛换马不换人，冲过粤西丘陵；入广西境，经梧州、桂林，汗水与尘土将号衣板结成壳；翻越五岭，进入湖南，长沙、岳阳的驿站在深夜被凄厉的铜铃与嘶哑的“加急！避让！”声惊醒；横渡烟波浩渺的长江，过武昌，驰骋于中原一望无际的官道；穿越河南，经郑州、安阳；最后直入直隶，过保定，冲向巍峨的京师九门。
全程近六千里，按最严苛的“六百里加急”标准，每日拼死疾驰五百里以上，沿途所有车马行人闻铃即避，驿站备好最强健的驿马和最简练的干粮清水。即便如此，地理堑无法压缩，加上盛夏南方多雨、河流涨水需寻渡或绕行等因素，这份携带着伪檄全文抄本的加急奏报，仍用了整整十四，于五月廿二日午后，递抵兵部，随即被不敢有片刻耽搁的兵部尚书直送大内。
养心殿东暖阁内，数个巨大的青铜冰鉴散发着丝丝缕缕的凉意，试图抵御窗外滚滚热浪。然而，当那份几乎一字不差抄录的《南明共和国讨清复汉檄文》被铺陈在御案上时，阁内所有的凉意瞬间被一股无形的、更凛冽的寒流所取代，空气仿佛凝固成了透明的冰。
首席太监胡世杰侍立一旁，屏着呼吸，眼角的余光看到皇帝的手指捏住了那几页轻飘飘却又重若千钧的纸，指节因极度用力而微微发白，手背上淡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乾隆皇帝的目光，如冰锥，如刀锋，缓缓扫过那些墨迹淋漓、却又仿佛带着硝烟与海腥气的文字。他没有立刻震怒，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逐字逐句地阅读、咀嚼、分析。越是细看，他眼中那最初的惊怒，便越是沉淀为一种深不见底的凝重与森寒。
“自三皇立极……虏酋僭号，祸乱中原……一百三十六载矣！”
——他的嘴唇抿成一条毫无弧度的直线。从顺治元年（1644）算起，到今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三十六年。对方连这个数字都算得如此精准，绝非寻常草莽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甚至可能有一套自己的历法推算体系。
“裂我衣冠，毁我礼乐，圈地掠民，屠城戕儒。岭南之地，复有广州之屠……”
——他的瞳孔微微收缩。这些词句，像淬了剧毒的匕首，精准无比地刺向汉人士绅心底最隐秘、最疼痛的那块旧伤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之屠”……这些被朝廷刻意淡化、却在民间野史和口耳相传中从未真正熄灭的记忆灰烬，被这纸檄文猛地吹燃，成了燎原的引信。这不仅是揭疮疤，更是要掘断大清统治在汉人士林中的法理与情感根基。
“昔大明建文皇帝……浮槎远遁……终抵南方新洲。三百年来……遂成‘南明共和国’。”
——乾隆心中冷笑，那冷笑却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寒意。“建文遗脉？海外新洲？共和国？” 这故事编造得太过工整，太过“周全”，周全得近乎诡异。这伙贼寇巧妙地接续了前明最具悲剧色彩和想象空间的法统，解释了自身火器与制度“异类”的来源（海外三百年发展），更抛出了一个闻所未闻、却与“大明”强行嫁接的“共和”名号。这比历朝历代“朱三太子”、“朱四太子”之流的粗糙把戏，高明得不像出自中土固有的思维范式。
“……南明共和国大元帅、元老院首席执政陈克，乃建文皇帝血脉之正胤……”
“陈克……元老院……首席执政……”
——这些名号在他舌尖无声滚过，每一个字都透着精心设计却又生硬嫁接的异样福不是“陛下”、“殿下”，不是“丞相”、“都督”，也不是前明的“内阁首辅”，更不是西洋传来的“国王”、“大公”。这种不伦不类、却又自成体系的称谓组合，本身就带着一种刻意与传统帝制、与现有秩序彻底割裂、另起炉灶的强烈挑衅意味。
“建文帝后裔，竟姓陈？” 乾隆的第一反应是荒谬与怀疑，“莫非是陈氏篡位，假托前明旗号？” 但随即，那“共和国”三字，像一根冰冷的钢针，猝然刺入他博闻强识的记忆深处。
“共和国”……
他猛然想起，大约三、四年前，两广总督确有一份密奏，在例行禀报广州“夷务”时，曾隐约提及：欧罗巴泰西诸国之中，有所谓“共和国”者，如威尼斯、荷兰、瑞士等，其国不立君主，或由多人共治，或由“议事会”执掌权柄，纲常紊乱，实乃无父无君之邦。当时他只觉是海外蛮夷不知礼法、自取灭亡的又一例证，在奏折上朱批“蛮邦无道，岂足为训”八字，便丢开不再理会。
难道……这“南明共和国”，竟是从泰西诸国，学来了这等败坏纲常、无君无父的邪，并胆敢用于中土？！
但紧接着，一股更深的疑虑与警惕涌上心头。不，不对。檄文之中，明明还有一句——“上法周、召共和之遗意”。
“周、召共和……” 乾隆的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极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坚硬的紫檀木御案边缘。
他岂会不知这个典故？《史记·周本纪》白纸黑字记载：周厉王暴虐，被“国人”放逐于彘。其后十四年间，王位空虚，由周公、召公二伯（实为卿士）共同执政，号曰“共和”。直到太子静（周宣王）长大成人，二公还政于王。
这是圣贤经典中记载的“共和”，是权臣在君王暂时缺席、社稷危殆时的非常之举，是临时摄政，其最终目的与合法性来源，仍是还政于王室正统。这与法兰西那种公然弑君、废黜统绪、宣称“人民主权”的狂悖之举，在乾隆看来，有着壤之别，岂可混为一谈？
然而，檄文将“周召共和”与“西洋格物”、“合众共治”并提，这味道就全变了。他们是在偷换概念！移花接木！ 将古典中暂时性、过渡性、且最终回归君权的“共和行政”，偷换成了一套永久性、取代君王世袭制度的“共和政体”。并试图用“周、召”这二位儒家推崇的圣贤之名，为这套异端邪披上一层合乎古制、甚至带有道德光环的华丽外衣。
“好一手偷梁换柱，李代桃僵！” 乾隆心中怒极反笑，却也不得不暗凛对方心思之缜密、对华夏典籍利用之刁钻与险恶。他们不仅从故纸堆里找到了一个能与西洋“Republic”勉强对应的词，更巧妙地将其与儒家尊崇的圣贤典故捆绑，为其涂抹上“古已有之”、“圣贤遗意”的保护色。这对于那些熟读经史、怀影三代之治”理想、却又对现实有所不满的汉人士大夫，具有何等致命的迷惑性与吸引力？
“上法周、召共和之遗意，下采西洋格物之实学……合众共治，以贤为能……”
这几句连起来，在他脑海中勾勒出的，是一幅极其危险且极具蛊惑力的图景：一个糅合了古典儒家政治理想，圣贤共治与西洋奇技淫巧的“新朝”。它既避开了“反清复明”可能带来的“恢复明朝中后期弊政”的潜在质疑，又用“共和”、“共治”、“以贤为能”等口号，许诺了一个看似更“公平”、“更开明”、更“有效率”的未来幻象。
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遗老复辟或草寇割据，而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宣言和政治制度挑战，是对大清统治法理根基，君主专制命所归和文明优越性朝上国，文物制度远胜蛮夷的双重否定与全面宣战。
乾隆的目光再次如鹰隼般攫住“陈克”这个名字。如果此人真是建文血脉，却甘居“首席执政”而非称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虚君实权，建文一系已成傀儡招牌；要么就是……他们真心想尝试那套“周召共和”与西洋邪混合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新体制。
无论哪种，都意味着他们内部必然存在着一套迥异于以往所有叛乱者、甚至迥异于历朝历代权力结构的全新组织逻辑、权力分配和运作方式。而林百川奏报中那支拥有骇人火器、纪律严明、战法诡异的军队，很可能正是这种新逻辑、新组织方式下诞生的可怕产物。
想到此处，乾隆感到的已不仅仅是愤怒，更有一丝面对未知体系时的深沉凝重与高度警觉。他面对的，似乎不是一群啸聚山林的草寇，也不是一股前朝余孽的孤魂，而是一个拥有完整意识形态建构、精心编造的历史叙事、明确政治蓝图和恐怖技术执行能力的“异类”。
“周召共和……” 他低声重复，眼中寒光凝聚如实质，“卿等假圣贤故事，饰乱臣贼子之心。窃共和之名，行无父无君之实。 朕倒要看看，你们这‘共和’的甲胄，能否挡得住我大清命所归的雷霆之怒！”
他的目光继续下移。
“一持大义……二持新政……三持实学……”
——这里被死死钉住。这已非简单造反纲领，而是一套完整的、针锋相对的政治宣言。否定“独夫民贼”，鼓吹“万民共议”；鄙夷“空谈性理”，推崇“实学利器”、“富国强兵”。这口气，这思路……隐隐约约，竟与近年来通过广东十三行那些英吉利、法兰西商人及传教士零星传入的、被朝廷主流斥为“奇技淫巧”、“离经叛道”的西洋学与器物图样，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暗合之处。难道他们的“实学”，根源在此？
“断辫即反正，巾冠即汉民。”
——他的腮边肌肉猛然绷紧，太阳穴处淡青色的血管微微跳动。“直指根本，这是要下汉人与我大清做最彻底的割裂。” 辫发衣冠，不止是风俗习惯，更是统治的符号，臣服的标志，忠诚的试金石。此令之毒，之决绝，远超十万雄兵。它要抹去的是整个族群 visible 的臣服印记，其心可诛！
“蒙古、回部、苗、彝、藏、黎诸族，本为中华赤子……今宜共弃胡虏，同复中华……”
—— “好毒的计算！釜底抽薪！” 乾隆心中警钟轰然长鸣，震得他耳膜发疼。此檄竟欲将大清立国之基——“满蒙一体”及“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边疆民族政策，彻底颠覆！它狡猾地将传统的“华夷之辨”，偷换包装为“反抗暴政、共复中华”的叙事，试图将帝国框架下的各族，都拉拢到其“反清”旗帜之下。这分明是深谙西洋殖民者“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权术的逆向运用！他想起奏报中提及英吉利人在印度对付莫卧儿帝国及众多土邦的手段，一股混杂着愤怒与被窥视的寒意，顺着脊椎悄然爬升。
当他的目光最终落在最后一歇— “南明共和纪元元年五月初九……公历1780年6月10日” ——时，乾隆捏着纸页边缘的手指关节，已然因过度用力而失去了血色，苍白得吓人。
“公历……” 他缓缓闭上眼，这两个字在他脑海中炸开，余音带着金属般的冰冷与刺痛。宫中钦监与西洋传教士，如之前的戴进贤、刘松龄，现在的钱德明等打交道多年，他自然知道这是泰西通行之历法，即所谓“格里高利历”。贼寇不仅用了，还将其与自家杜撰的“伪朔”并列昭示，如此公然，如此肆无忌惮，如此蔑弃正朔！
此刻，先前所有零碎的疑点——诡异犀利的火器、工整恶毒极具煽动性的檄文、非中非西的名号与制度构想，元老院、首席执政、共和国、分化瓦解的族群策略、还有这刺眼的西洋历法——如同散落一地的珍珠，被一条名为“泰西渗透干预”的清晰丝线，猛地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完整而惊悚的逻辑链条：
“南方新洲？三百年砺炼？” 乾隆心中那冰冷的冷笑，已化为足以焚毁一切的怒焰。“怕不是什么海外遗民，而是……泰西之人，或与泰西深通之辈，乔装改扮，借前明之尸，还西洋之魂，行祸乱中华、裂我疆土之实！”
是英吉利人吗？他们商船最多，对广州口岸渗透日深，火器制造最精，且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至南洋野心勃勃。还是法兰西人？他们耶稣会传教士曾遍布各省，知晓中国内情最深，近年其国内爆发剧变，难保不生出向外转移矛盾、输出“革命”祸水之心。或是……西、葡、荷等早已在南洋盘踞多年的诸夷联手所为？甚至，是这些“西洋共和国”的某种隐秘联盟？
“假借前明之尸，还西洋之魂。以共和之名，行裂国之实。” 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深层愚弄与算计的暴怒，以及一丝隐隐的、被更高维度文明力量觊觎和侵蚀的帝国本能寒意。若真如此，这就不是疥癣之疾，甚至不止于心腹之患，而是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凶险先声——泰西诸国，已不满足于口岸贸易、传教与零星器物交流，开始用最阴险、最致命的方式，直接撼动帝国的统治根基、文化认同与社会结构了。
他猛地睁开眼，眸中再无半分对“寻常流寇”或“前明余孽”的轻视，只剩下帝王的森然威严、如临大敌的决绝，以及一种面对未知强敌时必须将其扼杀在萌芽的冷酷。
“传谕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却字字如冰珠砸落玉盘，蕴含着滔的压力，“密查近年来广州各夷馆，特别是英吉利、法兰西商馆及教堂，可有私售火器、硝磺、精铁之迹？可有技艺精湛之枪炮工匠、造船匠师私自出海或失踪？各国商船水手、通事之中，可有形迹诡秘、妄谈政体兵事、或与内地可疑热过从甚密者？着其严饬十三行行商，暗中查访，密速回奏，不得有丝毫延误袒护！”
“嗻！”胡世杰躬身应道，准备退出。
“且慢。”乾隆叫住他，目光再次扫过那檄文末尾的日期，“再传密谕给粘杆处：动用所有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乃至南洋吕宋、巴达维亚、马六甲各埠的暗桩眼线，不惜一切代价，给朕查清三件事：第一，这个‘陈克’及其‘元老院’核心成员的真正底细、来历，尤其是与西洋何方势力有确凿关联；第二，所谓‘南方新洲’究竟在地舆何处，可有海图、航行日志佐证？给朕掘地三尺也要找到线索；第三，他们火器作坊的可能位置、工匠来源、以及其火器形制之详细图文，愈细愈好！”
“奴才遵旨！”胡世杰深知此事千钧之重，磕头后疾步退出安排。
乾隆独自坐在空旷而寂静的东暖阁御座之上，目光投向窗外紫禁城连绵起伏、在烈日下闪烁着刺目光芒的金色琉璃瓦屋顶。午后的阳光依旧猛烈如火，但他仿佛看到，一片浓重得化不开的不祥阴云，正从帝国最南赌海疆急速蔓延开来，其阴影即将笼罩这煌煌朝。
这份檄文，不是一场叛乱的结束宣告，而是一场远比平定大金川、准噶尔更复杂、更诡异、也更危险的全面战争的开端。这场战争，将在军事、政治、思想、文化乃至技术多个层面同时展开。
他提起那支御用朱笔，在巴延三等人联衔奏报的末尾空白处，缓缓批下十字朱谕，笔力遒劲，透纸
于敏中躬身退出养心殿东暖阁后，那摞沉重的故纸堆仿佛也带走令内一部分凝滞的空气，但更沉重的压力却留在了乾隆心头。他独自坐在御案后，目光再次落回那份《讨清复汉檄文》上，指尖划过“陈克”、“元老院”、“共和国”这些刺眼的字眼，又掠过“周召共和”、“西洋格物”、“断辫复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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