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正月的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原王乡长办公室的窗玻璃上噼啪作响。李泽岚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将第三只纸箱拖到桌前——箱子里装着王乡长去年调任开发区前没带走的文件，最上面的《2007年度青石乡工作总结》还沾着酒渍，封皮上的钢笔字被浸得发虚，像极了这位前乡长在任时那些经不起细究的政绩。
一、种薯采购单里的时间差
财政所长老郑跺着脚上的雪进来时，棉鞋在水泥地上洇出串湿痕。“李乡长，这是2007年冬的种薯采购合同，王乡长临走前锁在铁皮柜最底层，钥匙还是从他秘书那儿磨来的。”老郑从怀里掏出个牛皮纸袋，冻得发紫的手指在合同上指点，“您看这日期，2007年12月15日签的，是采购脱毒种薯20吨，单价3.2元\/斤，总金额12.8万。”
李泽岚翻到附页的过磅单，眉头倏地皱起——磅单日期是2007年12月20日，发货方却盖着“宜都县农资公司”的章，而这家公司早在2007年10月就因销售劣质种薯被查封了。更蹊跷的是收货地址，写的是“青石乡张家村仓库”，但他2005年在李家坳当村官时就知道，张家村根本没有能存20吨种薯的仓库，只有个漏风的旧戏台。
“实际发了多少？”李泽岚的指尖在“20吨”上划出浅痕，想起去年腊月去张家村走访，张老五家的地窖里堆着半窖没去皮的土豆，当时还纳闷“哪来这么多存货”。
老郑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火苗舔着铁皮烟囱发出呜呜声：“我查了乡财政的汇款记录，12月22日确实打了12.8万到农资公司账户，但农技站的入库记录上只写着‘收到种薯7吨’，还是混杂着普通土豆的陈货。”他从纸箱底抽出张信用社的取款凭条，“更怪的是，2008年1月5日，农资公司老板的舅子取了10万块现金，签字栏写的是‘代王乡长取’。”
2008年1月正是王乡长调任开发区的关键时期。李泽岚望着窗外飘落的雪，突然想起去年腊八那，王乡长的车在乡门口被张老五拦住，两人在车里了半时话，张老五下车时手里多了个鼓鼓囊囊的黑塑料袋——当时他以为是老乡送的年货，现在想来，那袋子的形状，像极了装现金的帆布袋。
二、水渠工程的冬季施工猫腻
水利站老周裹着军大衣进来时，帽檐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李乡长，您要的水渠二期工程档案找到了，都在王乡长的旧书柜里锁着呢。”他打开档案袋，一股霉味混着烟味扑面而来，“这工程去年冬就敢动工，现在想想全是猫腻。”
2007年11月的中标通知书上，施工队资质栏填着“三级”，但附页的营业执照显示，这家“宜都水利工程公司”2007年9月才注册，注册资本只有50万，连三级资质的门槛都够不上。更荒唐的是施工方案，写着“冬季施工保证质量”，却连最基本的防冻措施都没提——青石乡的冬零下十几度，混凝土浇筑后不做保温，跟泼冷水结冰没两样。
“拨款记录在这儿。”老周指着一张银行回单，2007年12月30日，乡财政给施工队转了25万“预付款”，备注是“水渠一期工程款”，但工程队直到2008年1月才进场，只挖了条浅浅的沟就停工了。“我去现场看过，冻土层根本没化开，挖机挖下去只留个白印子，王乡长却在党委会上‘进展顺利’。”
李泽岚翻到王乡长的工作日志，1月15日那页写着“与刘老板谈水渠后续事宜，收到‘慰问品’两条烟”，旁边画了个隐晦的美元符号。而施工队老板恰好姓刘，2008年春节前，有人看见他开着辆崭新的桑塔纳进了王乡长住的区——那车当时市价近10万，以他的施工队规模，根本买不起。
“赵书记当时就骂过‘冬修水渠是胡闹’。”老周往手上哈着气，“王乡长反‘赵大炮不懂抢抓工期’，两人在会上吵得差点动手，最后王乡长拍了桌子，‘出了问题我负责’。”现在看来，这“负责”二字，早被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春节低保名单的人情往来
民政干事马抱着档案夹进来时，鼻尖冻得通红。“李乡长，2008年春节的低保名单找到了，王乡长批的，还没来得及公示。”他翻开名单，28个名字里，17个是村干部的亲戚，真正的困难户只有5个。
最扎眼的是张建国的侄子张建军，名下有辆拖拉机却赫然在列，备注栏写着“因病致贫”。而李家坳的王大娘，儿子瘫痪在床，申请材料上却被划了个叉，旁边用红笔写着“不符合条件（外嫁女家属）”——王大娘的女儿明明是招婿上门，户口从未迁出过本村。
“这是王乡长秘书的记事本。”马从档案夹里抽出个本子，2008年1月20日那页记着：“张支书送酒两箱，低保已加其弟；李会计送腊肉五斤，岳母名额保留；卫生院刘院长拜年，其亲戚低保通过。”字迹潦草，却把交易写得明明白白。
李泽岚想起2008年除夕那，王乡长的车后备箱里塞满了年货，他笑着是“老乡们的心意”，现在才明白，这些“心意”都是用低保名额换来的。更让人齿冷的是，名单后附的公示底稿上，王乡长用铅笔写着“年后再贴，先让大家过个好年”——这一拖，就拖到了他调任，那些被冒领的低保金，自然没人再追究。
四、账外的“调动经费”
清理办公桌抽屉时，李泽岚在垫纸下发现张折叠的收据，抬头是“宜都县开发区办公室”，金额栏填着“伍万元整”，事由写着“项目协调费”，收款日期是2008年1月10日，签字人是王乡长，而付款方盖的章，竟是青石乡卫生院的财务章。
“卫生院去年刚搞完改造，欠着工程队十万块。”老郑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手里捏着本卫生院的账本，“王乡长当时‘先从乡财政借五万给卫生院应急’，结果这笔钱根本没进卫生院账户，直接转到了开发区。”他指着账本上的记录，“同一，王乡长的工资卡上多了笔四万澳汇款，备注是‘还款’。”
2008年1月正是县委研究干部调动的关键期。李泽岚将收据铺平，纸面的褶皱里还留着烟蒂烫出的洞——像极了王乡长那些见不得光的操作，看似遮掩得严实，实则处处是破绽。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赵书记踩着雪进来时，军绿色夹克上落满了白。“查得怎么样？”他拿起那份种薯合同，手指在“农资公司”几个字上捏得发白，“我就这子腊月里往县城跑不对劲，原来在忙这些龌龊事！”
李泽岚把所有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好，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短短一个月里，种薯款、水渠款、低保名额、卫生院经费，每笔经王乡长手的钱都透着猫腻。这些问题像雪地里的冰碴，藏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稍不注意就会硌得人鲜血淋漓。
他望着桌上那盆被冻得发蔫的仙人掌，突然觉得王乡长就像这温室里养出来的花，看着光鲜，根却早烂了。而他这个刚上任的代乡长，就站在2008年年初的寒风里，面前是一摊摊被雪盖住的烂账，身后是等着过好年的老乡——清理这些问题，或许比顶着风雪修水渠还要难，但他知道，必须得干，哪怕双手会被冰碴冻裂。
暮色漫上来时，李泽岚在笔记本上写下：“2008年2月15日，发现种薯采购、水渠工程、低保名单、卫生院经费均存在问题，涉及王乡长任职期间多项违规操作。”笔尖划过纸页的声响，混着窗外的风雪声，像在为这场迟到的清算，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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