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粽香尚未散尽，州城东郊那片原本荒废的旧驿馆址地上，已然矗立起一片崭新的、带着泥土与木料气息的建筑群。这便是宋濂力主兴建的“州学实艺分斋”。灰墙黛瓦，格局规整，虽无雕梁画栋的奢华，却透着一股难得的清爽与实用。正门上方悬挂着宋濂亲笔题写的匾额，字体朴拙有力。门前新辟的空地平整开阔，几株移栽的槐树已吐出浓荫。
吉日选定在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州衙提前数日便张榜告示，言明“实艺分斋”招收十二至十六岁蒙童，不拘出身（良籍即可），略识文字者优先，免收束修，并提供一顿午膳。教授内容为实用算术、农技基础等“有益民生之实艺”。
告示一出，州城内外顿时议论纷纷。免束修，还管饭？下竟有这等好事？教授的不是圣贤书，而是算账种地？疑惑者有之，不屑者有之，但更多的，是那些家境贫寒、子弟无力进入正经私塾或州学蒙馆的寻常百姓家，心中燃起了微弱的希望火苗。识字，学点实在本事，将来或许能找个好点的营生，不用再像父辈一样，一辈子在土里刨食或靠卖力气过活。
开学这日，刚蒙蒙亮，分斋门前便已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父母领着半大孩子来的，有兄长带着幼弟来的，也有独自一人前来探看的半大少年。他们大多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脸上带着局促与期盼。人群里混杂着嗡文议论声、孩子的哭闹声、以及父母低声的叮嘱。
林越、赵训导，以及州学另外两位被指派来分斋任教的年轻教官（一位姓孙，原在州学管理书库，略通算学；一位姓吴，出身农家，读过几年书，对农事有热情），早早便到了。四人皆穿着半旧的儒衫或布袍，站在分斋门前的石阶上，望着下面攒动的人头，心中既感振奋，又觉压力沉重。
“竟来了这许多人……”赵训导低声感慨，他原以为这等“偏门”学堂，应者寥寥。
“都是盼着孩子有条出路的。”林越目光扫过那些或紧张或懵懂的面孔，“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
辰时正，分斋那两扇新漆的朱红大门缓缓打开。人群稍稍骚动。林越上前一步，清了清嗓子，朗声道：“诸位父老乡亲！州学实艺分斋今日开馆。凡此前报名登记者，请按手中号牌，依次入门查验，由各位教官引领至相应学舍。非报名者，请在门外等候，稍后将安排观摩。”
声音不算洪亮，却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李墨和张顺带着几个书铺的伙计，在门口维持秩序，核对名单与号牌（是林越让用硬纸片临时赶制的）。孩子们被父母推搡着，或自己鼓起勇气，捏着号牌，一个接一个走进那扇对他们而言无比新奇的大门。
最终核计，实到学生竟有二百三十七人！远超预期。年龄从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不等，绝大多数只粗通《三字经》《百家姓》或认得些日用杂字，更有少数几乎目不识丁。他们被暂时分为四个“斋”，每斋约六十人，由林越、赵训导、孙教官、吴教官各领一斋。学舍是新盖的排房，宽敞明亮，桌椅虽简陋，却足够每人一席。
第一日并无正式课业。主要是整队、认识教官、熟悉学规、分发暂用的笔墨纸砚（最廉价的毛笔、黑炭条、草纸）以及那两册刚刚墨香未干的新教材——《实用算术》与《农技基础》。
当那两本略显粗糙、却厚实实的册子发到每个孩子手中时，学舍里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呼和翻动书页的沙沙声。许多孩子是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书”，心翼翼地抚摸着封面，翻开内页，尽管大多看不懂，眼中却闪着光。
林越站在自己负责的甲斋前方，看着下面六十张稚嫩而认真的脸庞，缓缓开口：“从今日起，你们便是‘实艺分斋’的学生。在这里，你们要学的，不是科举做官的文章，而是能让你们将来日子过得稍微好些的本事——如何算清自家的账，如何种好田里的庄稼，如何看懂契约文书，如何避免被人蒙骗。”
他拿起那本《实用算术》：“这本书，教你们识数、算数、丈量田亩、计算粮税、买卖记账。或许枯燥，但每一笔数，都连着你们家里的米缸、身上的衣裳。”
又拿起《农技基础》：“这本书，教你们看时、辨土壤、选种子、施肥除虫、照料牲口。里面的法子，是许多老庄稼把式一辈子的经验，也有咱们州里这些年试过确实有用的新法子。不一定全对，但要你们知道，种地不光是靠吃饭、下死力气，里头也有学问。”
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但“米缸”、“衣裳”、“种地”这些词，他们是懂的。眼神里多了些专注。
“学规只有几条：尊敬师长，友爱同窗；按时到学，专心听讲；爱护书籍笔墨，不得损坏；所学之事，回家可与父母分，亦可尝试用于家计，但不可狂妄自大，轻议长辈之法。”林越顿了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这里，不问出身富贵，只论勤学踏实。谁学得好，用得巧，便是出息！”
话音落下，学舍里静了片刻，随即响起一阵不算整齐、却带着兴奋的应答声：“是，先生！”
接下来的几日，分斋里充满了各种忙乱与新奇。孩子们来自不同地方，习性各异，有怯生生不敢言语的，也有顽劣好动坐不住的。四位教官使尽浑身解数，既要维持秩序，又要开始传授最基本的知识。
算术课从认数开始。孙教官发现，许多孩子对“壹贰叁”的大写数字和“一二三”的写数字对应不上，对“斗”、“升”、“石”的换算更是一头雾水。他不得不放慢进度，用实物（米粒、木棍）和画图反复演示。林越则强调联系实际，出些诸如“你家有田五亩，每亩需下麦种一斗二升，共需多少？”、“集市上白菜三文一斤，买两斤半应付几文？”的简单题目，让孩子们用炭笔在草纸上计算。起初错误百出，但每当有孩子算对，得到一句“不错”的肯定时，脸上便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农技课更是状况频出。吴教官讲解节气，孩子们对“清明”、“谷雨”尚有耳闻，对“惊蛰”、“满”则茫然不解。讲到土壤，他带来不同颜色的土样，孩子们好奇地传看，却分不清“沙土”和“壤土”区别何在。有调皮的孩子甚至偷偷藏起一块黏土，课间捏起泥巴来。
赵训导负责的斋里，孩子年龄偏，坐不住。他无奈之下，将一些农谚编成简单的歌谣，带着孩子们诵读：“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麦怕清明连夜雨，稻怕寒露一朝霜……”朗朗上口的调子，总算吸引住了部分注意力。
林越观察着这一切，知道急不得。他调整教学安排，上午主要以识字、算术等需静坐的内容为主；下午则增加实践和观察。他请来老农周老汉，在分斋后院开辟出的一片“示圃”里，实地演示如何平整土地、开沟作畦、点播种子。孩子们围在田埂边，看得津津有味，远比在课堂上听讲来得专注。
他还从“惠丰记”借来一些废旧算盘、残缺的升斗、磨损的尺秤，作为教具。让孩子们亲手拨弄算珠、测量实物，感受“数”与“物”的关系。
尽管困难重重，但分斋里的生气，却一日浓过一日。清晨，开始能听到孩子们参差不齐却充满朝气的诵读声；课间，院子里有了奔跑嬉笑的身影；放学时，常有孩子拿着写满歪扭数字或画着奇怪图样的草纸，兴奋地向等候的父母展示。
一些变化，悄然发生在孩子身上，也透过孩子，影响到他们的家庭。
甲斋有个叫铁蛋的男孩，父亲是码头脚夫，母亲给人浆洗衣服，家境极困。铁蛋原本顽劣，坐不住。一次算术课，林越出了一道题：“你父每日扛包，每包工钱五文，一日扛二十包，可得几文？若东家扣去两文饭钱，实得几文？” 铁蛋挠着头，掰着手指算了半，居然算对了。林越当众表扬了他。放学后，铁蛋第一次主动将算题草纸带回家，结结巴巴讲给刚下工、累得直喘气的父亲听。父亲看着纸上歪扭却清晰的“100文”和“98文”，愣了半，粗糙的大手摸了摸儿子的头，什么都没，眼中却有了些不一样的东西。后来，铁蛋上课竟安静了不少。
乙斋一个叫春妮的女孩，是少数几个女童之一。家里原不想让她来，觉得女孩学这些没用，是她自己哭着求来的。农技课上，吴教官讲如何挑选留种的麦穗，春妮听得格外认真。秋日家里收麦时，她鼓起勇气，按先生教的方法，挑出一些颗粒饱满的穗子单独留起来。第二年春播时，她用这些种子种了一块地，长势果然比邻家的齐整。父亲虽没什么，但再有人笑话“丫头片子学种地”，他会闷声回一句：“俺家春妮留的种，长得就是好。”
消息如同水面的涟漪，由孩子们带回家中，由邻里口耳相传。“实艺分斋”不再是开学初那个令人疑惑的古怪存在。虽然仍有士绅文人私下讥讽其为“工匠农夫之学堂”，不屑一顾；虽然教授的内容距离真正的“经世致用”还很遥远，但对于最底层的百姓而言，这里至少给了他们的孩子一个识字、学点实在东西的机会，而且，似乎真的有些用处。
这一日放课后，林越独自留在空荡荡的甲斋学舍里。夕阳的余晖透过宽大的窗户，将一排排简陋的桌椅染成温暖的橙色。空气中还残留着孩童的气息和淡淡的墨味。他走过每一张书桌，看到有些桌上刻着歪扭的名字，有些抽屉里还遗落着半截炭笔或揉皱的草纸。
窗外传来远处街市的隐约喧哗，那是无数为生计奔波的声音。而在这方的地里，刚刚结束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耕耘——在稚嫩的心田里，播下“实用”与“求知”的种子。它们或许微，或许脆弱，但毕竟已经埋下。
学校开学了，学生众多。他们带着各自家庭的期望与自身的懵懂，走进这里。未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依旧会回到田间、市井、工坊，重复父辈的轨迹。但林越希望，因为在这里学过如何更清晰地计算、更科学地看待农事、更明白事理，他们的轨迹，能少一些糊涂的弯路，多一分把握自己生活的微薄力量。
路还很长，教学相长，他自己也在摸索。但看着这片被夕阳笼罩的学舍，听着隐约传来的、隔壁斋舍赵训导还在辅导几个学生背诵农谚的声音，林越心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之外，悄然生出一丝慰藉。
至少，灯已经点起来了。在这间新开的“实艺分斋”里，在这二百多个贫寒子弟的眼郑而这灯光，或许有一，会照亮比这学舍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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