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终成于洛阳独乐园。司马光焚香肃拜，手抚青简，自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然而，这句沉甸甸的结语，并非句点，而是一道幽微的裂隙——它悄然划开了中国史学史上最恢弘的“完成式”表象，暴露出其下绵延千年的未解之谜：那些被刻意省略的墨痕、被反复删改的异文、被集体缄默的注脚、被制度性遮蔽的编纂逻辑，以及在“以史为鉴”宏大叙事之下，始终未能被彻底照亮的历史褶皱。这些谜题并非源于史料佚失或考据疏漏，而恰恰生成于《资治通鉴》自身严密的编纂机制内部：它是高度自觉的史学工程，亦是精密运作的意识形态装置；它宣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却在筛选、剪裁、转述、评断的每一环节，埋设了无法被单一解释所消解的歧义性节点。本文不拟重复旧籍考订之功，亦不陷于琐碎异文校雠，而是以文本考古学与知识社会学为双棱镜，系统梳理《资治通鉴》中七类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未解之谜”。它们彼此勾连，构成一个隐性的阐释网络——既指向宋代史学认识论的内在张力，亦折射出传统史家在“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垂训”、“君权”与“道统”之间永难弥合的实践困境。此七重谜题，非史之残缺，实乃史之深邃；非编纂之疏漏，恰为思想之刻痕。
一、卷首玄机：为何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定为全书绝对起点？——一个被神圣化的断裂点
《资治通鉴》开篇即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不惜以近八百字长论驳斥此事，痛陈“三卿分晋”乃“下大乱之始”，“名分”崩解导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自大夫出”，终至“陪臣执国命”。此论气势磅礴，然其史学选择本身即构成第一重谜题：为何不溯及更早的平王东迁（前770年）？为何不取孔子作《春秋》所尊之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甚至为何不从更具制度连续性的战国七雄并立之始（如前359年商鞅变法）切入？
细勘全书结构，答案浮现于一种“逆向奠基术”：司马光并非在记录历史起点，而是在锻造一个道德—政治秩序的“零时刻”。前403年，周子正式册封三家为侯，等于以最高礼法权威，亲手签署旧秩序的死刑判决书。这一行为，比任何军事割据都更具象征暴烈性——它表明，维系宗法等级制的最后神圣契约，已被握有实权者主动撕毁，且获得名义上的“合法化”。故此年非史实之始，而是“名分溃决”的仪式性临界点。然谜底深藏于操作层面：司马光团队实际掌握的战国早期史料远较后世丰富，如《竹书纪年》残本、《世本》辑佚、诸子引述之古史片段，均含大量前403年史事。但《通鉴》对此前二百余年晋国卿族斗争（如赵盾弑君、栾盈之乱）、列国政体嬗变（如齐田氏代齐的渐进过程）几乎全部略而不书，仅以“晋自是而政出多门”一笔带过。这种“战略性失明”，使前403年成为一道人为凿就的深渊断崖。后世学者屡疑：是否因司马光欲强化“名分”不可僭越之绝对性，故必须将崩塌时刻压缩为单点爆破，从而回避对权力转移长期性、复杂性、乃至某种历史合理性的探讨？此谜至今无解，却揭示出《通鉴》史观的核心悖论——它以“鉴”为名，却将历史中最需被鉴察的漫长过渡期，主动抹除为一片空白的镜面。
二、隐形作者群：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协修”究竟贡献几何？——被署名制度遮蔽的集体智识图谱
《资治通鉴》卷首明确列出“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助手”，然全书无一处标注具体段落归属。司马光《进书表》称：“臣既无他技，惟读书着文为务……凡十九年，起寒暑，不敢一日废业。”此塑造了“一人独撰”的崇高形象。然考诸《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及诸家笔记，协修团队实为深度嵌入的“文本引擎”：刘恕精于魏晋南北朝史，曾携《十国纪年》手稿赴洛，其对五代十国史料的爬梳直接催生《通鉴》后四十余卷；刘攽长于汉史，所撰《东汉刊误》《汉书刊误》成为《通鉴》两汉部分的基石；范祖禹则主攻唐史，其《唐鉴》十二卷实为《通鉴》唐纪的雏形与思想蓝本。
谜题在于：当同一事件在不同协修者笔下呈现迥异史识时，如何统一？以“安史之乱”为例，刘恕倾向强调玄宗晚年昏聩与制度积弊，范祖禹则更重藩镇体制的结构性缺陷，而司马光最终定稿却突出杨国忠专权与哥舒翰兵败的偶然性连锁。现存《通鉴》胡三省注中，偶见“刘道原（恕）云”“范淳夫（祖禹）以为”等引述，但皆为事后追记，非原始编纂痕迹。更关键的是，协修者个人着作中大量与《通鉴》相左的史论（如刘恕《五代史记》批评后唐庄宗“好俳优而荒政事”，《通鉴》却淡化淬），在成书过程中如何被消音或转化？近年出土的司马光《历年图》残卷显示，其初稿时间线与今本差异显着，而刘恕批注“此系误采《开元录》，当据《唐历》正之”赫然在侧。这暗示着：所谓“司马光裁定”，实为一场持续十九年的、充满张力的思想协商。协修者不仅是资料员，更是平行史观的携带者。他们的思想如何被吸纳、折冲、覆盖，构成第二重深层谜题——它关乎我们能否真正理解《通鉴》不是一人之史，而是一个士大夫精英集团在北宋中期政治语境中，共同锻造的历史共识模型。署名制度的单极化，恰是这一共识得以成立的前提，亦是其最坚固的迷雾屏障。
三、删削的暴力：为何系统性剔除《史记》《汉书》中所有神异记载与灾异祥瑞？——理性主义面具下的价值审判
《通鉴》凡例明言：“诸子百家，语多诡诞，今并不录。”然细核其对前四史的处理，发现一种高度选择性的“祛魅”：《史记·高祖本纪》职赤帝子斩白蛇”、刘邦母梦龙交感而孕等神迹，《汉书·五行志》所载日食、地震、蝗灾与政治得失的严丝合缝对应，悉数被删除；《后汉书》中光武帝“赤伏符”谶纬、窦宪燕然山勒石时“有白雀栖其上”的祥瑞，亦杳然无踪。表面看，此举彰显司马光“黜虚崇实”的史学革新精神。
然谜题陡现：为何对同样载于正史的“人事性异象”却网开一面？如《通鉴》卷一百八十七详录隋炀帝游江都时，“荧惑守心”象引发朝野恐慌，并借术士之口预言“帝星黯淡”，继而铺陈炀帝强令术士改报“吉兆”的专横。此处象非被删除，反被强化为人性堕落的镜像。再如卷二百三十八记唐宪宗服丹药致暴躁，“疽发于背”，胡三省注特引《旧唐书》“上饵金丹，性加躁急”，《通鉴》虽未直书“丹药致死”，却以“疽发”细节暗示因果。可见，《通鉴》的删削绝非机械去神，而是一套精密的价值过滤器：凡服务于“君权神授”“人感应”官方神学体系的祥瑞灾异，一律清除；凡能揭露君主私德败坏、暴露权力非理性本质的“异象”，则保留甚至放大。此即第三重谜题——《通鉴》的“理性主义”，实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理性：它不否定超自然存在本身，而只否定其被权力收编、用以粉饰统治合法性的功能。当“荧惑守心”成为批判暴君的武器，它便获得史学豁免权；当“赤帝子斩蛇”成为 legitimizing myth（合法性神话），它便遭史笔诛戮。这种选择性祛魅，比全盘迷信更耐人寻味，它暴露了宋代新儒学史家在挣脱汉唐经学桎梏时，所构建的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霸权。
四、沉默的女性：为何《通鉴》中几无独立女性传记，且对重大女性政治行动刻意降格处理？——父权史学的结构性失语
《通鉴》全书，女性仅作为男性亲属（妻、母、女、姊）或政治附庸（宠妃、佞幸之妇）出现。武则称帝这一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女性主权实践，在《通鉴》中被压缩为“则顺圣皇后”一名，其登基诏书、改制举措、酷吏政治、文化政策等核心内容，均被稀释为“任用酷吏”“大兴土木”“崇信佛教”等道德化标签。更令人费解的是，对影响深远的“韦后之乱”与“太平公主政争”，《通鉴》竟将核心决策过程完全归因于男性宰相（如宗楚客、窦怀贞）与禁军将领（如李多祚），韦后与太平公主的密谋、指令、政治联盟网络，全部隐没于“后与上官昭容谋”“公主阴结羽林军”的模糊表述郑
此非史料匮乏所致。《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及敦煌文书p.2567《唐六典》残卷，均详载韦后临朝称制、颁布敕令、掌控禁军的具体史实；《通鉴考异》亦承认“《实录》《国史》载公主与崔湜等议废立甚详”。谜题核心在于：为何司马光团队拥有充分史料，却坚持采用一种“去主体化”的叙述策略？答案潜藏于《通鉴》的“鉴戒”逻辑深处。司马光视女性干政为“阴阳倒置”的宇宙失序，其危害性远超一般权臣。故为强化警示效果，必须将女性政治行为“去能动化”——她们不能是理性的决策者，只能是被欲望驱使的失德者；不能是制度的操控者，只能是男性的腐蚀剂。于是，武则的“建言十二事”被忽略，其主持编纂《臣轨》《百僚新诫》的政治教化工程被抹去；韦后废太子、立少帝的完整政变流程被简化为“矫诏”二字。这种系统性失语，构成第四重谜题：它揭示《通鉴》的史学客观性神话，实建立在对特定历史主体（女性）的结构性排斥之上。当“以史为鉴”的镜子只映照男性政治世界时，那镜面本身，已是被精心打磨过的性别透镜。
五、边疆的幽灵：为何对契丹、西夏、吐蕃等政权采取“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双重叙事？——帝国中心主义的地理学编码
《通鉴》止于五代，故未直接书写宋辽夏对峙。然其对唐代边疆政权的处理，已奠定一套影响深远的叙事模板。对突厥、回鹘、吐蕃，凡其与唐廷保持朝贡关系、接受册封者，《通鉴》即以“可汗”“赞普”等尊称冠之，详录其遣使、和亲、会盟；一旦发生战争或叛离，则立即降格为“虏”“寇”“贼”，如记吐蕃攻陷长安，“吐蕃入寇，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刻意回避其建立“吐蕃帝国”的制度实态。对南诏，更显矛盾：前期称“南诏王”，详载其受唐册封；后期因与唐交恶，则径呼“蛮酋”，将其政权组织、法律制度、文化成就尽数抹去。
谜题在于：这种称谓切换毫无史学一致性，纯依唐廷政治需要而定。更吊诡的是，《通鉴》对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的叙述，却采用近乎对待独立王国的笔法——详载其节度使世袭、赋税自专、军队私属、与中央的博弈规则。为何对文化同源、制度相似的藩镇，能给予“准国家”地位；而对拥有成熟文字（吐蕃文）、法典（《吐蕃律令》）、官僚体系（尚论、喻寒）的吐蕃，却固守“夷狄”框架？此非认知局限，而是第五重谜题的症结：《通鉴》的“华夷之辨”，本质是政治忠诚度的地理学编码。藩镇虽割据，仍奉唐正朔、行唐官制、用唐年号，故属“内乱”；吐蕃则自建年号（如“彝泰”）、自立法典、与唐平等交涉，构成对“下秩序”的根本挑战，故必斥为“外患”。这种编码，使《通鉴》的边疆叙事成为一面扭曲的棱镜——它不反映真实的地缘政治生态，而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焦虑投射：唯有将一切异质政治体妖魔化为“夷狄”，才能反向确证“中华”中心秩序的然正当性。
六、注脚的暗战：胡三省注中那些“不敢明言”的微辞——被正史叙事压抑的另类史观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成于宋亡之后，其注文常以“呜呼”“悲夫”“惜哉”起笔，看似抒发感慨，实为精心设计的“密码文本”。如注《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唐文宗“甘露之变”后“宦官益横”，胡氏忽插入：“按《唐阙史》，仇士良尝语诸阉曰：‘子不可令闲，日以球猎声色自娱，则吾辈可以久处。’此语真千古宦官肺腑也！”此条不见于今本《唐阙史》，显为胡氏秘藏史料。更惊人者，注卷二百九十二后周世宗征淮南，记其“破扬州，获南唐辎重”，胡氏旁注：“南唐主李璟遣使求和，愿献江北十四州，世宗许之。然《江南录》载，周师实因粮尽将退，南唐密约契丹扰其北境，世宗闻警乃速定和议。此秘，宋初史官讳之。”
此即第六重谜题：胡三省注，实为一部寄生在《通鉴》肌理中的“反史”。他利用注释这一“次级文本”的合法性，系统性地植入被司马光团队主动过履历史真相、被官方史学压制的多元声音、被政治正确遮蔽的因果链条。这些注文往往以“某书载”“或云”“按”为掩护，形成一种“安全距离”的批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氏对宋代史事的注释异常谨慎，唯对唐五代史敢于“放胆直言”，盖因彼时宋廷已亡，而唐史又无现实政治禁忌。这种“时间差”带来的言自由，使胡注成为破解《通鉴》未解之谜的关键密钥——它证明，《通鉴》所呈现的，并非唯一可能的历史，而只是被特定权力结构所许可的那个版本；而那些被删除、被降格、被沉默的史实，从未消失，只是蛰伏于注脚的幽暗地带，等待被重新辨认。
七、终极悬置：《通鉴》为何从未完成“续编”？——一个拒绝闭环的开放性史学承诺
司马光在《进书表》末尾郑重提出：“臣今赅括《通鉴》之后，别为《续资治通鉴》……俟他日稍暇，当竭愚虑，以续成之。”然终其一生，此书未成。其门人范祖禹虽撰《唐鉴》，却未接续《通鉴》体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体例亦大异。更耐人寻味的是，元代脱脱主持修《宋史》《辽史》《金史》时，竟未启动任何《通鉴》续编工程；明代更无人问津。此非能力不足，实为一种深刻的自觉放弃。
第七重谜题由串生：《通鉴》的“未完成”，究竟是遗憾，还是宿命？是司马光个人精力不济，抑或《通鉴》自身的史学范式，已注定无法被延续？答案在于其内在悖论——《通鉴》以“资治”为终极目的，故其历史书写必须服务于一个稳定、可知、可效仿的政治秩序模型。而北宋中后期以降，党争烈度加剧、新旧法度反复更迭、外部压力指数级上升，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当“熙宁变法”的是非、“元佑更化”的得失、“靖康之变”的根源，皆无法被纳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简洁二元框架时，《通鉴》的史学工具箱便宣告失效。续写《通鉴》，意味着必须直面一个拒绝被“鉴”的时代。因此，其“未完成”，实为一种悲壮的诚实：它承认自身范式的边界，拒绝用旧瓶装新酒，从而将历史解释的难题，郑重移交给了后世。这未竟的续编，恰是《通鉴》留给中国史学最珍贵的遗产——它提醒我们，所有伟大的历史书写，其力量不仅在于给出答案，更在于它所勇敢袒露的、那些无法被解答的深刻谜题。
结语：在镜面的裂痕处重识“鉴”之本义
回望这七重未解之谜，它们如七道刻痕，纵横交错于《资治通鉴》的青铜镜面之上。世人常叹此镜映照千年兴衰，却少有人俯身细察：那些裂痕本身，才是历史最真实的质地。司马光所铸之“鉴”，从来不是光滑无瑕的平面镜，而是一面布满工艺性凹凸的曲面镜——它刻意放大某些影像（如名分崩解的瞬间），压扁另一些轮廓（如女性政治的肌理），扭曲特定区域的透视（如边疆政权的体量），并在镜框背面，镌刻着协修者们无声的异议与胡三省们悲怆的补白。
所谓“未解”，并非知识的缺口，而是思想的接口；所谓“谜”，并非待解的谜题，而是史家与历史之间永恒对话的加密频道。当我们在21世纪重读《通鉴》，真正的“资治”智慧，或许不在于从中汲取现成的治国方略，而在于学会辨识那些被精心设计的沉默、被制度性折叠的视角、被价值滤网筛落的史实。唯有如此，我们才真正理解“鉴”字的古义——它不仅是映照，更是审察；不仅是回顾，更是叩问；不仅是汲取经验，更是直面历史书写本身那无法被完全驯服的、野性的、永远在生成中的复杂性。
《资治通鉴》的伟大，正在于它以自身巨大的完成性，为后世预留了无穷的未完成性；它以最严密的编年框架，容纳了最多元的阐释可能；它用最坚定的道德判断，标定了最幽深的认识论困境。那些未解之谜，不是它的瑕疵，而是它呼吸的孔隙，是它穿越千年风霜，依然向我们发出的、带着体温的邀请——邀请我们，以同等的勇气、同等的审慎、同等的谦卑，在历史的镜面裂痕处，重新开始思考何为真实，何为正义，何为一个文明在时间长河中，所能抵达的最深邃的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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