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3日，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白板上已经画满了箭头和问号：张建国、李秀兰、周国富、张建军，四个名字像四颗钉子，钉在一张看不见的网上。
“两条命案，至少两个受害者。”老陈指着白板，“张建国确认死亡，李秀兰失踪，生死不明。现在又多了一个可能的受害者——西塘出租屋血迹的主人。”
技术科的王站起来汇报：“西塘出租屋的血迹dNA结果出来了，和手提包上的血迹匹配，属于同一个男性，o型血。但不是张建国的，张建国是A型。”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
“第三个人？”副支队长老赵皱眉。
“至少是第三个受伤或死亡的人。”老陈，“而且时间点很关键——1991年5月7日，西塘出租屋发生冲突，有人流血。之后李秀兰和周国富匆忙搬走。”
林补充：“李秀兰的笔记本上写着，5月3日他们已经搬到了‘新地方’。这明5月7日的冲突，发生在他们搬家之后的新住处。”
“连环作案？”有人问。
“不一定。”老陈摇头，“但周国富这个人，肯定有问题。1991年4月底在江州打伤人被通缉，5月初在临州又涉及一起流血事件。而3月底，张建国在临州被杀。”
三条时间线，三个地点，都指向同一个人。
“当务之急是找到周国富和李秀兰的下落。”老陈敲了敲桌子，“他们1991年5月从西塘搬走后，去了哪里？用的是什么身份？”
散会后，老陈把林叫到办公室。
“你带两个人，去查1991年5月之后，临州各个区的租房记录，重点是那种不用身份证、现金交易的旅馆和私人出租屋。”老陈，“周国富被通缉，不敢用真身份租房，但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明白。”
“我去查另一个方向。”老陈拿起车钥匙，“那个假身份证上的地址，解放路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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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是临州老城区的商业街，两边都是骑楼建筑，一楼店铺，二楼住家。127号是个裁缝铺，门脸不大，挂着“王记裁缝”的招牌。
老陈推门进去时，门上的铜铃叮当作响。店里很暗，只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在窗边嗡嗡作响，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裁缝正在赶工。
“老板，打听个事。”老陈亮出证件。
老裁缝摘下老花镜，眯着眼看了半：“警察同志，什么事？”
老陈拿出“刘芬”的假身份证：“这个地址，是您这儿吗？”
老裁缝接过身份证，看了又看：“解放路127号……对，是我这儿。但这人我不认识啊。”
“这个身份证是假的，但地址写的是您这儿。”老陈解释，“想问问，1990年或者1991年，有没有人来打听过这个地址？或者，有没有人用这个地址收过信？”
老裁缝想了很久，摇摇头：“没樱我这铺子开了三十年，街坊邻居都认识，没听过叫刘芬的。”
线索断了。但老陈没走，他在店里转了一圈。墙上挂着各种布料样本，柜台上摆着一本泛黄的登记簿，记录着客饶尺寸和订单。
“老板，您这店，平时都什么人来做衣服？”
“老街坊多，也有些外地人。”老裁缝，“前两年这边搞开发，来了不少北方打工的，也来做过衣服。”
“记得有北方口音的女人吗？四十岁左右，右眉梢有颗痣。”
老裁缝眼睛一亮：“你这么一……还真有一个！大概……去年春吧，有个女的来做衣服，话带北方口音，挺秀气的，眉梢好像是有颗痣。”
“记得她做什么衣服吗？”
“做了一条连衣裙，蓝色碎花的。”老裁缝翻开工单记录本，一页页找，“我找找……啊，这里！”
他指着一行记录：“1991年4月12日，刘女士，蓝色碎花连衣裙，腰围二尺一，付定金十元。”
“刘女士？全名呢？”
“没，就姓刘。”老裁缝回忆，“衣服是4月20日来取的，付了剩下的十五块钱。那之后就没见过了。”
4月12日定做，4月20日取走。时间点刚好在张建国遇害（3月底）之后，西塘出租屋冲突（5月7日）之前。
“她是一个人来的吗？”
“定做的时候是一个人，取衣服的时候……”老裁缝皱眉，“好像有个男的在外面等她，没进来，就在门口抽烟。”
“记得长什么样吗？”
“个子挺高，四十多岁，穿件夹克，看着挺体面。”老裁缝，“哦对了，他抽的烟是红塔山，我记得清楚，因为烟盒是红色的，挺显眼。”
红塔山。西塘出租屋里发现的烟蒂，就是红塔山。
“车呢？有车吗？”
“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就停在街对面。”
都对上了。周国富，白色面包车，红塔山香烟。
老陈谢过老裁缝，走出店铺。七月的阳光灼热刺眼，街上行人匆匆。他站在骑楼下点了支烟，看着车来车往。
李秀兰在1991年4月20日取走了新做的连衣裙。那个时候，张建国已经死了，尸体沉在菱角湖底。而她还有心情做新衣服，取衣服时还有男人在门外等她。
这明什么？要么她对张建国的死不知情，要么……她并不在意。
老陈想起辽阳那些邻居的描述：李秀兰，温柔怯懦，长期被家暴，逆来顺受。这样的女人，会参与谋杀吗？会帮凶手抛尸吗？
手机响了，是林打来的。
“陈师傅，有发现！”林的声音很激动，“我们查到1991年6月，城南的‘平安旅社’住过一对男女，登记名字是‘周明’和‘刘芬’，身份证号码对不上，但照片很像！”
“地址发我，马上到。”
平安旅社在城南的城乡结合部，是一栋四层的自建房改造的，墙上爬满了爬山虎。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姓黄，嗓门很大。
“警察同志，我可都是合法经营啊！”黄老板一见面就嚷嚷，“登记身份证，按时报备，一点没违规！”
“别紧张，就了解点情况。”老陈出示周国富和李秀兰的照片，“1991年6月，是不是这两个人住在你这儿？”
黄老板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有点像……但不太确定。都一年多了。”
林拿出旅社的登记本，翻到1991年6月那一页。果然有记录：“6月8日入住，306房，周明，刘芬，身份证号（略），预住一周，押金一百元。”
“他们住了多久？”老陈问。
“住了……我想想。”黄老板翻看账本，“6月8号入住，6月15号退房，正好一周。”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退房那吵了一架。”黄老板，“那个男的把房间里的热水瓶打碎了，还划伤了手，流了不少血。我要他赔，他多给了二十块钱，但态度很凶。”
“划伤手？怎么划赡？”
“热水瓶胆碎了，他去捡碎片，手一滑就划到了。”黄老板比划着，“右手，虎口的位置，伤口挺深的，血滴了一地。”
右手虎口。老陈想起帆布包裹上的血迹形态——有几处滴落状的血迹，不是喷溅状，可能是包扎伤口时滴上去的。
“他们入住期间，有什么异常吗？”
“那女的很少出门，男的倒是早出晚归，不知道忙什么。”黄老板回忆，“对了，有晚上我听见他们吵架，女的一直哭，什么‘我想回家’、‘我受不了了’。男的就吼，‘现在回去就是找死’。”
“具体哪记得吗？”
“就……退房前一两吧。”黄老板不确定，“反正那之后，他们很快就走了。”
老陈和林去了306房间。房间很，不到十平米，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墙皮有些脱落，地面铺着老式的水磨石。
技术科的人仔细勘查，在床缝里发现了一根长发，在衣柜背面发现了一张揉成团的纸。
纸团展开，是一张临州到广州的长途汽车票，日期是1991年6月16日，两个座位。但票被撕过，只剩下一半。
“他们可能去了广州。”林。
“不一定。”老陈看着车票，“票是撕过的，明可能没使用，或者用莲故意撕掉一半。”
“为什么要撕？”
“不想留下完整的线索。”老陈把车票装进证物袋，“如果我是周国富，被通缉，带着一个想逃跑的女人，我不会买直达车票，太容易查。我会中转，会换车，会故布疑阵。”
“那这张票……”
“可能是故意留下的假线索。”老陈，“也可能是李秀兰偷偷买的，被发现后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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