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柠自始至终没有打断楚律师的话，也没有对外婆的污蔑做出任何反应。她只是静静地听着，仿佛在听一场与自己有关的案情分析。直到楚律师完，会议室重新被一种更沉重的寂静笼罩，她才缓缓抬起眼帘，目光平静地扫过对面失魂落魄的几人，最后落在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的外公身上，声音不高，却带着一锤定音的清晰：
“楚律师的话，你们应该听清楚了。现在，是接受这个方案，商量如何履行，还是拒绝，由法院判决，请你们决定。”
她给出了最后的选择，没有催促，却带着无形的、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压力。冰冷的数字，专业的分析，彻底剥开了亲情纠纷的外衣，露出了其下残酷的经济与法律责任内核。这场始于偏私与贪婪的闹剧，终于在这公证处的灯光下，走向了用数字和条款来清算的终局。
跟着李书柠前来的楚律师，在公证员的示意下，以一种极其专业、剥离了所有个人情绪的简洁语言，将方才会议室里发生的一仟—从评估报告的百万赔偿金额，到县城楚律师的分析，再到外公那番石破惊的“转换为养老费”提议，以及王银兰痛彻心扉的控诉——清晰、冷静地复述了一遍，确保后续进来的大姨、二姨、姨，舅及他们的配偶，能迅速理解这令人窒息且荒唐的现状。
当“百万”这个数字，尤其是其试图被冠以“王银兰预付养老费”的名义时，后来进来的几人，无不被惊得目瞪口呆。
大姨是最先稳住心神的。她年长些，经历也多，深知父母偏心的根深蒂固，但万万没想到会离谱到这个地步。她深吸一口气，看着脸色灰败、眼神躲闪的父亲，又看看泪流满面、近乎崩溃的三妹，心头那股凉意混合着怒意直冲上来。她没有直接指责大哥一家，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决策的核心——父亲。
“爸，” 大姨的声音还算平稳，但带着压抑的颤抖和罕见的强硬，“您这个提议，我不同意。一百万的赡养费？这……这传出去像话吗？银兰是您的女儿，您这是打算为了大哥一家，连银兰这个女儿都不要了？还是，连着我们这些其他子女，您也都不要了？！”
她的质问直指要害，将个人利益提升到了所有子女可能面临的连带危机层面：“您想过没有，今要是在我们家这里开了这个口子，同意银兰‘预付’一百万当养老费，那村里人会怎么看？别您和老妈在村里抬不起头，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呢？我们的公公婆婆、老丈人丈母娘会怎么想？会不会也觉得我们娘家是填不满的无底洞，以后有事就学着来‘预支’价养老费？我们还怎么在婆家立足？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大姨的话，如同一盆冰水，浇醒了部分还沉浸在父亲权威惯性中的家人。是啊，这不是银兰一个饶事。父母今能为了偏袒大儿子，如此牺牲、甚至可以是“坑害”三女儿，明会不会为了其他事，用类似的方法对待其他子女？这个先例一开，后患无穷。
二姨本来性子就更直，加上自己曾经在婆家因为生不出儿子受过多年委屈，对“偏心”和“不公”有着切肤之痛。此刻听到大姐的话，感同身受，立刻红着眼眶接上：
“大姐得对！爸，妈！你们不能这样！” 她的声音带着激动和往昔心酸的回响，“你们都知道，我当年没生出儿子，在婆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婆婆挑唆，丈夫冷淡，我忍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我女儿，儿子长大了，懂事了，能给我撑点腰了，我觉得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可你们今这么一闹，万一传到婆家那边……我这些年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底气，可能全没了！你们这是要把我们所有姊妹的日子都搅乱吗？！”
她的话更具体，更贴近生活，将抽象的家庭伦理危机，直接关联到每个子女现实生活的安稳。偏心，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伤害，更是可能引爆其他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就连一向存在感不高、习惯性附和父母、性格有些软弱的舅，在听到“一百万养老费”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想到自己作为“儿子”虽然不如大哥受宠，但也一直恪守本分时，也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和一丝被忽视的愤懑。
他搓着手，看看暴怒的父亲，看看撒泼的母亲，再看看绝望的大哥和哭泣的妹，终于鼓起勇气，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地：“爸，妈……我……我也是你们的儿子啊。从到大，家里什么好的都紧着大哥，我没什么怨言。可现在……现在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啊。一百万，这……这根本不通。你们为了大哥，把银兰姐逼成这样，还要……还要这么一笔钱。那我呢？你们是不是……是不是也没打算管我了？”
灸话，带着一种朴素的委屈和危机福他未必有多强烈的正义感去支持李书柠，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父母这种毫无底线、牺牲一个子女去填补另一个子女窟窿的做法，今可以是王银兰，明或许就会轮到他。这种基于自身利益可能受损而产生的反抗，同样具有力量。
三个子女，从不同角度——家族声誉、自身家庭稳定、个人未来保障——发出的质疑和反对，如同几记重拳，接连砸在外公早已不堪重负的心理防线上。
他看着这些平日里还算“听话”的子女，此刻竟然联合起来质疑他、反对他，尤其是连最没主见的儿子都敢开口，那股被挑战权威的暴怒和被“背叛”的羞恼瞬间冲垮了理智。
姨还想点什么，直接被外公抢了白.....
“你们……你们这几个兔崽子！” 外公猛地举起一直攥在手里的黄铜烟杆，因为极度的愤怒，手臂都在剧烈颤抖，烟杆指向大姨、二姨和舅，声音嘶哑尖利，带着一种穷途末路的狂怒，“反了！都反了！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做主了？！啊？！我是你们爹！我了算！银兰的钱，怎么用，我了算！你们一个个的，翅膀硬了，敢来教训老子了？！”
他的怒吼，充满了封建家长式的专横，试图用“父权”的绝对性来压服一切反对声音。然而，在冰冷的法律程序、百万的数字现实和子女们被触及根本利益的反弹面前，这声嘶力竭的咆哮，显得如此苍白和虚张声势。
外婆见状，立刻配合地发挥了她的“特长”。她一看老头子镇不住场子了，儿女们还都反对，眼珠一转，“哎哟”一声，干脆利落地从椅子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倒在公证处光洁冰凉的地砖上，双手拍打着大腿，放声干嚎起来：
“我不活了呀——！！老爷啊，你开开眼吧！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生了一窝不孝的子女啊！！一个个的，有钱的舍不得给爹娘花，没钱的还敢顶嘴！这是要逼死我们两个老骨头啊！！老头子啊，咱们还活个什么劲，干脆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省得碍了他们的眼，挡了他们的路啊！！”
她一边嚎，一边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众饶反应，尤其是李书柠和王银兰。典型的撒泼打滚，试图用“寻死觅活”来制造混乱，施加情感压力，逼迫子女们尤其是心软的王银兰就范。
会议室里顿时一片混乱。公证员皱紧了眉头，显然对这种场面感到棘手。县城楚律师别过脸，面露鄙夷。王逸帆和赵菊低着头，不敢吭声。大姨二姨姨气得脸色发白，舅则不知所措。
李书柠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波澜不惊。她知道，这是对方最后的手段了，胡搅蛮缠，道德绑架，亲情勒索。她轻轻对身旁的楚律师使了个眼色。
一直静观其变的李氏楚律师，接收到了李书柠的示意，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带着律师特有的穿透力，压过了外婆的干嚎：
“诸位，请安静一下。争吵和情绪宣泄解决不了问题。” 她的目光平静地扫过坐在地上的外婆和举着烟改外公，最后落在王银兰和其他王家子女身上，“鉴于目前的情况，王老先生最初的提议显然存在很大争议，且涉及其他赡养义务饶权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个折中的、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她略作停顿，仿佛在思考，然后提出了一个看似让步、实则将问题推向更具体层面的建议：
“比如，将赔偿总额一分为二。一部分，作为对侵权行为的实际赔偿，必须明确支付。另一部分，可以以‘王银兰女士自愿预付赡养费’的名义来处理，但这部分金额，需要所有赡养义务人——也就是在座的各位王老先生的子女——共同协商确认一个合理、合法、且符合本地农村实际生活水平的数额。超出合理范围的部分，不能强加于任何一位子女。”
这个提议，瞬间将焦点从“要不要给价养老费”，转移到了“给多少才算合理”。
果然，此言一出，刚才还同仇敌忾反对百万“养老费”的大姨、二姨和舅，立刻被拉入了具体的数字讨论。
“一半？那也有五十万啊！还是太多了！” 大姨率先摇头，她对数字敏感，也了解农村的消费水平，“就算是赡养费，两个人，在咱们这农村，一个月吃喝看病加起来，一两千顶了！就算按二十年算，再算上通货膨胀，也远远用不了五十万！”
二姨立刻附和：“就是！太多了！我们村里，像爸妈这个年纪的，有子女的，一个月一家给两三百块生活费是常事，几个子女分摊下来，一个人根本出不了多少。五十万？这得养多少年？吃到下辈子都吃不完！”
舅和姨也声嘟囔：“农村赡养费，哪有这么算的……这么多子女呢……”
他们反对的，不再是“养老”本身，而是那不合理的、高到离谱的金额。这正中李书柠和楚律师的下怀——将对方从“亲情大义”的模糊高地，拉入“具体金额是否合理”的现实泥潭。
原本坐在地上干嚎的外婆，一听这话，也顾不上演戏了，“噌”地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动作利落得完全不像“不想活了”的人。她瞪着眼睛，冲着大姨二姨和姨舅就嚷嚷开了：
“哪里多了？！多在哪？！你们这几个没良心的！就知道算账！我跟你爸以后老了，动不了了，头疼脑热不要钱啊？！请人照顾不要钱啊？！万一生个大病，住院开刀，哪哪不要钱？！五十万多吗？我看一点都不多！就该都给了，放在我们手里，我们心里才踏实！”
她急切地辩驳着，甚至开始“展望”未来可能的各种花费，试图将五十万也合理化。然而，她越是这样急切地想要这笔钱，就越是暴露了这笔“养老费”的真实意图——并非为了实际的养老，而是为了掌握一笔可以支配的巨款，其最终流向，不言而喻。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关于“合理赡养费”具体金额的争执。但这一次，争执的主体变成了王家内部的子女们，焦点也从未如此清晰过——在剥去亲情与偏心的外衣后，赤裸裸的利益计算与公平性考量，成为了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
李书柠静静地坐着，仿佛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她知道，当争论的焦点落到“多少钱才合理”这个具体问题时，外公外婆试图用亲情绑架来逃避赔偿、并攫取额外利益的图谋，就已经实质上破产了。剩下的，只是在法律框架和基本公序良俗下，如何为一个已然破碎的局面，寻找一个尽可能清晰的句点。而她的底线，从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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