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三年年初，朱常洛的谋划，不仅在在年末的时候收获了缅甸大定的捷报，也在东南沿海吹皱了一池春水。
这波澜，始于泰昌三年年初的那一次次决定性的福州军议，如今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着帝国的东南格局。
福州军议后，在沈有容的居中协调与朱常洛的默许支持下，戚祚国与颜思齐这两位陆海干才，便如同上了发条的机械，严格而高效地执行着“充实台湾”的方略。
他们的触角深入福、广、浙沿海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那些土地兼并严重、蓉矛盾尖锐的区域。
官府的告示贴遍了城镇码头，颜思齐麾下那些能言会道的“揽头”们，更是奔走于乡间里社，将“台湾沃土，授田安家”、“官府借贷，三年免征”的消息散播开来。
与此同时在登州的孙元化也接到命令将来自山西、陕西等地区的失地灾民用船越台湾地区。
起初，面对这“上掉馅饼”的好事，大多数面朝黄土背朝的农民是疑虑的。
漂洋过海，去一个传闻中满是“生番”瘴疠的海外荒岛？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然而，总有人被逼到绝境，愿意用性命赌一个未来。
漳州龙溪县的佃农王六便是其中之一。他家世代租种地主黄老爷的田，年景好时尚且勉强果腹，去岁一场水涝，收成大减，黄老爷的地租却一文不能少。债台高筑之下，黄家的管家已然暗示，若再还不上，便要拿他年方十四的女儿抵债。走投无路的王六，在一个深夜，听着妻女的啜泣，猛地捶了一下土墙。
第二，他找到了颜思齐设在码头的招募点，咬着牙，按下了全家迁移的手印。而同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登上海船的那，王六的心是悬着的。海肋簸，船舱拥挤，未来如同眼前茫茫大海，吉凶未卜。不知过了多久，当船驶入一个巨大的港湾，岸上山峦青翠，与他想象中的蛮荒之地大不相同。这里便是鸡笼（今基隆）。
登岸后的一切，更是让王六恍如梦郑没有凶神恶煞的官吏，只有组织有序的移民司吏和颜思齐麾下的伙计。他们被编入新的屯垦点，按照丁口，他家竟分得了足足五十亩的“熟荒田”——那是先前少量移民初步开垦过，又因各种原因摆荒的肥田。
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当地官府真的提供了头年的口粮、种子和熟铁打制的农具，只记作低息借贷，言明三年后开始分期偿还。
“这地……这地真能肥得流油啊！”王六抓起一把泥土，激动得手都在抖。这里的气候湿热，他们依着老农的法子，放火烧出一片空地，撒下带来的稻种，几乎不用如何精心照料，禾苗便蹭蹭地长。
更有老移民告诉他们，这里好些地方，稻子一年能收三季！山林里，野鹿、山猪不时可见；溪河中，鱼虾俯拾即是；就连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果，也甘甜多汁。用他们的话，“在台湾，只要肯动手，就饿不死人！”王六一家，以及同船而来的移民们，心中那块压了多年的巨石，终于落霖。
他赶紧托偶尔往返的商船，捎信回漳州老家，将这里的真实情况告知那些仍在困苦中挣扎的亲朋。
与此同时，在浙江沿海，戚祚国的行动则带着另一种号召力。
他深知父亲戚继光在浙民心中的地位，率先服了戚氏家族，举族南迁台湾。
这一举动，不啻于一剂强心针。
无数曾追随戚继光抗倭、如今却生活困顿的“戚家军”旧部及其后代，闻风而动。
“少保公（戚继光）的家人都去了，那地方定然错不了！”信任，在这种时刻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
戚祚国将他们妥善安置在台湾南部适宜耕垦、地势平缓之处，组建屯田兵营，亦兵亦农，很快站稳了脚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泰昌三年，官方统计的移民数量虽未超过十万，但王六们的家书，戚家军的集体迁移，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关于台湾“土地肥腴、物产丰饶、官府宽厚”的消息，通过渔民、商贾、返乡探亲的移民之口，在福、广、浙沿海悄然传开，且越传越神。
到了泰昌四年，情况发生了质变。不再是零星的、被逼无奈的迁徙，而是出现了“呼朋唤友、结社联保”式的集体迁移潮。
整个村子、整个宗族，在德高望重的族长或胆识过饶乡勇带领下，变卖微薄家产，集资租用海船，浩浩荡荡驶向台湾。鸡笼、淡水、台南（此时明人多称大员）等港口，迎来了远比上一年更多的人口。
这股突如其来的、持续不断的人口外流，很快在东南沿海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那些昔日高高在上的地主士绅。
泰昌四年春耕时节，他们愕然发现，往年挤破头来争抢佃租的农户少了，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稀疏了。
原本佃户为了租到田地，不得不接受高达五六成甚至七成的地租，如今，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即便将地租降到四成，前来应租的人也寥寥无几。
“人都跑到那个什么台湾去了！”地主黄老爷气得摔碎了心爱的茶盏。
他派管家去催租，却发现王六那样的硬骨头走了，剩下的佃户腰杆似乎也硬了些，竟敢跟他讨价还价。
城镇里的工坊主和商户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
码头搬阅力夫、织坊的织工、营造的工匠……人手突然紧张起来，工价眼看着往上涨。
以往一个大钱能让人干一的活，现在不出三个大钱，根本找不到熟练工。
那些原本被视为“贱业”、可以随意压榨的底层劳力，突然有了选择——与其在这里受气，不如去海外博一个属于自己的田产和未来。
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撬动东南沿海延续了数百年的生产关系。
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窘境：要么继续提高佃户的分成比例，降低地租以留住人力；要么提高工钱，改善待遇以招募工人。
他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哀叹之声、上书抗议“与民争利”、“虚耗内地”的奏疏开始零星出现。
然而，这股移民潮的背后，是皇帝默许、军方执孝海商推动的合力，势不可挡。它像一条贪婪的巨蟒，不断吞噬着东南沿海过剩的、同时也是最不安定的人口，将他们转化为开拓台湾、巩固海疆的有生力量。
消息传回北京，朱常洛看着关于东南人口流动和地租工价变化的密报，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台湾的开拓，不仅仅是为帝国增添了一块疆土，更像是一剂外敷的良药，开始缓解帝国肌体内部那顽固的“内卷”脓疮。他提笔，在关于请求抑制移民的奏疏上，只批了两个字：
“缓议。”
除此之外，人口外流还带来另一个好处，那就是那些原本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织坊，为了完成约定好的订单，哪怕是出高价也招募不到足够的人手。
被逼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咬着牙，升级改造自己的纺织工具，引进大明皇家商行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水力纺纱设备。
虽然引进大明皇家商行的设备每年都要给皇家缴税，可是水力纺纱设备的产量更高，而且也更加节省人力和时间，这些原本顽固的织坊老板们，很快就获取了更多的利润，也逐渐相信并支持大明皇家商行的先进设备。
先进生产设备的应用，也更进一步推动大明各地对更加先进生产工具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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