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岳父讲的，他老家在松花江中游一个桨老牛窝”的渡口。是渡口，其实早八辈子没船了，江道几十年前改了主槽，原来的码头淤成了一片烂泥滩。但渡口遗迹还在，尤其是那根立在江边、半截埋在泥里的老铁桩。
铁桩有大腿粗，高出地面不到一米，露出的部分锈得看不出本来面目，却奇沉无比。前些年有收废铁的动过心思，带着气割枪来，割了半，铁水都流成堆了，那桩子愣是纹丝不动。更邪门的是，当晚收废铁那人就发起高烧，满嘴胡话，“船来了船来了，快让开”。家里人把他抬到江边，对着铁桩磕了十几个头，烧了一捆黄纸，烧才退下去。
岳父，这铁桩，是“老牛窝”的风水眼，是当年老船公用命换来的镇物，拔不得，也毁不得。
老牛窝这名字听着土，早年间却是松花江上有名的大渡口。为啥叫老牛窝呢？因为江到这里拐了个急弯，水流突然变缓，形成一个然的深水回涡，像牛卧在水里打滚压出的坑。船到这里，不用费劲就能靠岸，候风的、补给的、等客的，都爱在这儿停。鼎盛时，江边光茶馆就有四家，客栈三家，铁匠铺、杂货铺、大车店一应俱全，比有些县城还热闹。
那时候渡口归一个姓贺的老船公管。贺船公不是官，也不是地主，就是个撑船的，但他撑了一辈子船，闭着眼也能从江底摸出哪块石头有棱、哪块石头溜滑。过往船家都敬他三分，遇到风高浪急不敢过江的，都求他掌舵。
光绪三十四年的秋，老牛窝来了个怪人。
这人身穿半旧灰布长衫，头戴破草帽，挑着两个沉甸甸的木箱子，也不住店，也不问船，就蹲在江边对着水流发呆，一蹲就是三三夜。第三傍晚，他找到贺船公，自己姓章，是个看风水的，从奉来，追着一条“水龙”的脉走到了这儿。
“老掌柜，”章先生，“您这渡口底下，有条龙。”
贺船公以为他是江湖骗子，没搭理。章先生也不急，又：“这条龙不是真龙，是水脉聚得太旺、地气兜不住，自己养出来的‘灵’。按理这是好事，水龙在，江运就旺。可您这渡口的位置，正好压在水龙的脊背上。船来船往，锚爪抓底，橹桨搅水，踩踏、日日惊扰，这龙脾气再好，也快压不住了。”
贺船公听得将信将疑：“压不住会咋样？”
章先生指着江心那个深水回涡：“它一翻身，这渡口就没了。不出三年。”
贺船公干笑一声，没接话。他心里却在打鼓。这两年渡口确实不大太平，先是春有条大船在回涡里无端打转，舵怎么掰都掰不正，最后撞碎了码头边的护桩；入夏又淹死个半大孩子，明明水不深，人捞上来肚子却灌得滚圆，脸色青紫，像在水下被什么拽住脚了。
他沉默半晌，问：“先生可有法子？”
章先生：“有，但难。得给这龙安个‘笼头’。”
他的法子，是在渡口水流最急、正压在水龙“七寸”的位置，打下一根特制的铁桩。铁桩要用纯铁打造，一丈二尺长，入地九尺，露出三尺。桩身要刻满“镇水纹”，桩顶要铸成船锚形，四爪张开，死死扣住地脉。
“这桩就是笼头，”章先生，“压住龙的脊骨，它就翻不了身。往后逢初一十五，您还得在桩前烧一炷香，供一碗江米，算是给它的安抚。香不断，供不绝，它就能一直睡下去。”
贺船公犯了难。刻符的铁桩，一丈二尺长，这得找多大炉、多少铁？再他一个撑船的，哪有这许多银钱？
章先生：“钱我来想办法，桩我也能找人打。但有一条，我不能白干。”
“先生要多少酬劳？”
章先生摇摇头：“我不要钱。我只要这桩打进地里的那一刻，您亲手扶着桩顶，送它入土。”
“这有啥难？”贺船公不解。
“难在桩入地九尺的那一刻。”章先生盯着他的眼睛，“铁桩入土，等于给龙戴上笼头。笼头上缰绳的那头，得有人牵着。谁扶着桩子打的这最后一锤，往后这渡口的平安，就拴在谁命上。渡口旺，您寿长；渡口出事，您先挡。这不是咒您，这是规矩。”
贺船公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十六岁接过父亲的竹篙，在这江上撑了四十年船。他送过无数人过江，从挺着肚子的新媳妇，送到白发苍苍拄拐棍的老太太；他捞起过落水的船客，也捞起过淹死的陌生人。这条江养了他，他也欠这条江。
“我扶。”他。
三个月后，铁桩打成了。章先生从奉请来的老铁匠，烧了七七四十九的炉火，一锤一锤锻出这根一丈二尺、遍刻云水纹的铁桩。桩顶的锚爪张得老大，像四只死死抠住空气的手指。
打进桩那，整个老牛窝的人都来看。章先生掐准了时辰，午时三刻，日头最毒，阳气最盛。贺船公脱了鞋，赤脚站在江边淤泥里，双手扶着冰冷的铁桩，青筋暴起。
“落！”章先生一声喝。
老铁匠抡起大锤，“铛”第一锤，铁桩入土三寸，江水猛地退了三尺，像被什么东西抽了一口。
“铛”第二锤，桩入土一尺，岸边的柳树枝条齐刷刷一抖，枯叶落了满地。
“铛”第三锤，桩入土三尺，江心那个深水回涡忽然平静下来，像一面墨绿色的镜子，连一丝涟漪都看不见。
一锤一锤，铁桩一寸一寸沉入大地。打到第七锤时，贺船公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额头的汗珠子黄豆大，一颗一颗砸在桩顶。打到第九锤，他猛地一抖，像被什么撞了一下腰，却死死攥着桩沿，没松手。
“铛”最后一锤，桩入土九尺整。露在地面的只剩下三尺桩头，锚爪朝，锈迹斑斑。
江水彻底平静了。围观的几百号人鸦雀无声。
章先生长舒一口气，对贺船公拱了拱手：“老掌柜，往后这渡口，安稳了。您多保重。”
他挑着空木箱，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再没出现在老牛窝。
贺船公在原地站了很久，手还扶着桩头。有人看见他站起来时，腰明显弯了一些，那年他才五十六岁。
铁桩打进地里的第二年，老牛窝渡口破荒没出任何事故。第三年、第四年，都没樱从前那些邪性的漩微无端翻的船、淹死的人，统统成了回忆。
贺船公撑船撑到七十二岁，实在撑不动了，把竹篙传给儿子。他每傍晚还要拄着拐棍到江边，坐在铁桩旁边，抽一袋烟，望着江水出神。逢初一十五，他从不忘记带一碗江米，放在桩头，再点三根香。
有人问过他：“贺老爹，当年那章先生的是真是假？这桩子底下真有条龙？”
贺船公不答话，只是把烟袋锅在桩身上磕磕，磕出一蓬火星。
一九五六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老牛窝地势低，整个渡口被淹成一片汪洋，房屋倒了大半，唯独那根铁桩还在。水退后，人们发现桩身上的铁锈被冲得干干净净，露出底下青黑色的铁胎，錾刻的云水纹清晰如新。更奇的是，铁桩周围三十步内，淤泥里竟然刨出几十条死鱼，每条都有一尺多长，身上没有伤口，像是被活活震死的。
有人，那是龙翻身时，铁桩把它压回去了，水里的鱼是替它挡了灾。
也有人，那是贺船公在底下护着。
洪水那年，贺船公已经八十四岁，病在床上起不来。家人不敢告诉他渡口被淹，他却像有感应似的，那下午忽然清醒过来，让人扶他坐起身，望着窗外：“江退了，桩还在。”
当晚，他安静地走了。
贺船公死后，老牛窝渡口日渐萧条。新修的公路通了车，江运没落，船家一条一条转行，码头也一年一年淤浅。到七十年代末，最后一艘渡船被拖上岸，卖给收木料的，劈成了柴。
但铁桩还在。
八十年代有单位想开发江边旅游，嫌铁桩碍事，派人来拔。挖掘机钩子拴着钢丝绳，扯了半，铁桩纹丝不动，挖掘机自己倒憋熄了火。司机跳下来检查，发现钢丝绳崩断了好几股，断口齐刷刷的，像被利刃切的。
后来又有人动过气割枪，就是岳父的那个收废铁的。那人回去发烧胡话，到江边烧了纸才好转。
从此再没人敢打铁桩的主意。
岳父，他时候常在江边玩，最喜欢蹲在那根桩子旁边看船。老辈人叮嘱孩子，桩子可以摸，可以靠，但不能踢，不能用石头砸，更不能往上撒尿。谁不听话，贺老爹的烟袋锅敲头。
“贺老爹不是死了吗？”他问。
老壬他一眼：“死了也得敬着。”
岳父后来参了军，转业进工厂，在城里安了家。八十年代末他回老家，专门去江边看那根桩子。渡口早没了，江边新修了水泥堤坝，但那根铁桩还在，孤零零立在水泥地中央，像个被遗忘的老兵。
他走近去看，桩身上的云水纹依然清晰，只是锈迹又厚了一层。锚爪朝，四指张开，像在攥着什么，又像在等着什么。
他在桩前站了很久，摸出一根烟，放在桩顶。
“贺老爹，”他在心里，“渡口没了，船也没了，就剩您和这根桩子了。您爷俩好好守着吧。”
一阵江风吹过，铁桩发出一声极轻的嗡鸣，像老船公的一声叹息。
这个故事，岳父讲过很多遍。每次讲到最后，他都会沉默一会儿，然后：“有些东西，你看着是铁疙瘩，是废料，可在另一些人心里，那是命换来的，是几十年的香火供着的。这样的物件，不能动，也动不了。”
我后来专门查过一些资料，民间确实影镇水铁桩”“镇水铁牛”的遗存，大多是明清时期为镇压水患、稳固河堤所设。它们既是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也承载着那个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抗争。
老牛窝的这根铁桩，没有县志记载，没有文物编号，只有一个老船公用后半生健康换来的传。它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问号，也像一个坚定的句号。
前两年，听当地要建江滨公园，规划图上，铁桩的位置被画成了一座凉亭。岳父打电话给老家的人，托他们去打听。反馈，铁桩还在，规划的凉亭改了位置，绕着它。
“算他们识相。”岳父放下电话，难得笑了笑。
那根铁桩，应该还会继续立下去。立在水泥地中央，立在江水与大地之间，立在一个渡口早已湮灭、船只早已腐朽的时代里，等待永远不会再来的初一十五，等待那碗早已无人供奉的江米。
也等待偶尔有人驻足，摸摸它冰凉的锈迹，想起那个用命给江龙套上笼头的老船公。
在东北辽阔的黑土地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附着在老宅的房梁上、老树的根须下、老井的砖壁间、老渡口的铁桩里，沉默地见证着一代代人与脚下这片土地的谈判与和解。风水，或许从来不是什么玄妙的术数，而是一种朴素的契约，我敬你三分，你护我一世；我取了你的，必还你一些；我惊扰了你，必设法安抚。
这根拔不出的铁桩，就是老牛窝渡口与松花江之间，那份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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