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厂新厂房竣工后的庆功宴仿佛还在昨日。那傍晚，彩霞满，翠穿着刘明为她挑的浅蓝色连衣裙，站在崭新的厂房前，听着鞭炮声震响。刘明站在她身旁，设计师的自信笑容在夕阳下格外耀眼。老梅拍了拍刘明的肩膀：“年轻人，有出息！”那一刻，翠觉得未来清晰可见，像新厂房铮亮的钢架结构一样坚实。
三个月后，翠回到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岗位。新厂房投入使用，她的日常工作又回到了清点货品、登记出入库的节奏。不同之处在于，每个周末，刘明会来接她下班。他们一起穿过五金厂后门那条栽满梧桐的路，去镇上新开的餐馆尝鲜，或者就在河边散步，聊刘明正在设计的下一个项目，聊翠今整理仓库时发现的奇怪零件。
但近来，翠注意到刘明咳嗽声多了起来。
起初是轻微的干咳，刘明是秋干燥，多喝点水就好。后来咳嗽声变得沉闷，像是从胸腔深处费力地挤压出来。有次看电影时，他突然咳得弯下腰，翠慌忙拍着他的背，手心下能感受到他脊骨的起伏。
“你得去医院看看。”翠第一百次。
刘明摆摆手，脸色在电影院昏暗的光线中有些苍白：“最近赶工，累着了。等这个项目结束就去。”
那个项目是为县里一所学设计新教学楼。刘明书桌上的图纸越堆越高，烟灰缸里的烟蒂也越来越多——尽管翠反复提醒他少抽烟。深夜，翠值完夜班经过设计室，总能看到那扇窗户亮着灯，映出刘明伏案的剪影。
这在翠的再三催促下，她陪刘明去检查身体。
镇卫生院的医生听诊后皱起眉头：“肺部声音不对，建议去县医院拍个片子。”
县医院的x光室门口，翠攥着刘明的病历本，看着“家属等候区”几个褪色的红字。刘明从检查室出来时，故作轻松地对她笑了笑，但那笑容在走廊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单薄无力。
“可能就是肺炎，”他，“打几点滴就好。”
但当主治医生单独叫翠进办公室时，她看到了医生脸上那种见过太多悲剧的平静表情。
“初步看片结果不太好，”医生推了推眼镜，“右肺下叶有占位性病变，边缘不规则。需要进一步做增强ct和活检。”
翠不懂医学术语，但“不太好”三个字像冰锥刺进心里。“占位性病变是什么意思？”
医生沉默了两秒：“就是长了东西。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需要更多检查才能确定。”
那回家的路上，两人异常沉默。公共汽车在崎岖的县道上颠簸，刘明靠窗坐着，眼睛望着外面飞逝的田野。翠偷偷看他侧脸，发现他不知何时瘦了许多，颧骨微微凸起，眼下的青黑连成一片。
“会没事的，”翠握住他的手，感觉那只曾经灵活绘制各种图纸的手如今冰凉，“一定是误诊。”
刘明转头看她，努力笑了笑，没话。
增强ct安排在三后。这三，刘明仍坚持去上班，学教学楼的设计不能耽误，孩子们等着新教室。翠则请假陪他去医院，在等待的间隙里，她开始偷偷用手机查那些医学术语。每查一个，心就往下沉一分。
取结果那，空阴沉得像是要压到屋顶。翠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医生指着ct片上的阴影讲解，那些词句仿佛隔着水传来——“恶性肿瘤可能性大”、“已有淋巴转移迹象”、“需要病理活检确诊”……
“会不会是错了？”翠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他这么年轻会这样……。”
医生语气温和但坚定：“所以我们建议去省城的大医院再做一次全面检查。如果是误诊最好不过，但如果是真的，越早开始规范治疗，希望越大。”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翠在走廊长椅上坐了十分钟，努力平复呼吸和表情。当她回到等候区时，刘明正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眼神空洞。
“医生……”翠在他身边坐下，尽量让声音平稳，“建议我们去省医院再查一次，那边设备更先进。”
刘明抬起头，长久地看着她，然后轻轻点头：“好。”
省城肿瘤医院的人流量让两人都有些无措。到处是穿着病号服的人，有人戴着帽子遮住化疗后稀疏的头发，有人坐在轮椅上，眼睛望着窗外不知名的远方。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杂着各种食物和人体的气息。
一系列检查又花了一周时间。这一周，他们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房间窄潮湿，墙壁上印着不明的水渍。白奔波于各个检查科室，晚上回到房间，两人常常相对无言。刘明的咳嗽在夜里加重，有两次咳得停不下来，翠只能一边拍他的背，一边盯着旅馆斑驳的花板，等待黎明。
最终确诊那，是个罕见的晴。阳光透过医院走廊的窗户照进来，在磨石子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刺眼得不合时宜。
“肺腺癌，三期b。”医生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读一份普通报告，“已经不适合手术切除，建议先做基因检测，看是否有靶向药可用，同时配合化疗。”
翠感到一阵眩晕，她扶住桌角：“能治好吗？”
医生顿了顿：“我们会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现代医学进步很快，带瘤长期生存的病例越来越多。关键是积极配合治疗，保持良好心态。”
走出诊室，翠手里多了一叠厚厚的检查报告和治疗建议。纸很重，重得她几乎拿不住。走廊的长椅上，一位老太太正在安慰哭泣的女儿，低声着“会好的，都会好的”，那声音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刘明站在窗边，背对着她，肩膀微微塌着。翠走过去，想什么，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刘明转过身，眼睛红着，但脸上竟有一丝奇怪的平静。
“至少知道是什么了。”他，“比悬着好。”
那晚上，在旅馆里，刘明第一次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那种压抑的、几乎无声的哭泣，泪水顺着眼角滑进枕头。翠躺在他身边，紧紧抱住他颤抖的身体，自己的眼泪浸湿了他病号服的肩部。
“对不起，”刘明哽咽着，“对不起，翠...我还没给你想要的生活......”
“我不要什么生活，”翠的声音也哑了，“我只要你。你会好起来的，听见了吗？你必须好起来。”
平静下来后，两人开始面对现实问题。医生初步估计，前期基因检测、靶向药或化疗的费用，加上住院、辅助治疗，至少需要三十万。这还不算后续可能出现的耐药换药、并发症处理等费用。
三十万。对翠来，这是文数字。她在五金厂的月薪是两千八，刘明好些，作为厂里的设计师有四千出头。两人都没有多少积蓄——刘明的钱大多寄回了农村老家，帮父母翻修房子；翠则一直补贴着弟弟上大学的费用。
“我可以继续工作，”刘明，“一边治疗一边画图......”
“不行，”翠坚决摇头，“你必须专心治疗。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话虽这么，但她心里一片茫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借钱，可亲戚朋友大多不宽裕；然后是银行贷款，可他们没有像样的抵押物；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她想到了卖血，但随即意识到这想法多么荒唐而绝望。
回到五金厂的第二，翠去仓库上班时，感觉所有人都在看她。同情的、好奇的、欲言又止的目光，像细针一样扎在背上。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女工围过来，塞给她一些水果和营养品。
“翠，刘工的事我们都听了，”质检组的王姐握着她的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翠勉强笑笑，道了谢。下午清点库存时，她几次走神，把同样的货品数了两遍。仓库的窗户开着，能看见远处新建的厂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刘明的心血，是他几个月不眠不休的成果。而现在，设计它的人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第三早上，翠被老梅叫到办公室。老梅坐在那张用了十几年的旧办公桌后面，眉头紧锁。他示意翠坐下，沉默了好一会儿。
“刘明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老梅终于开口，声音低沉，“是个好孩子，太可惜了。”
翠低下头，忍住眼泪。
“厂里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老梅站起身，走到窗边，“我打算组织一次全厂捐款。虽然大家都不富裕，但人多力量大，能凑一点是一点。”
翠猛地抬头：“梅主任，这......”
“别推辞，”老梅转过身，眼神坚定，“刘明是我们为厂里新厂房建设做了那么大贡献。现在他有难，我们必须站出来。我已经让工会开始筹备了，明就发倡议书。”
那一刻，翠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这些来强装的坚强，在突如其来的善意面前溃不成军。她捂着脸，瘦削的肩膀不住颤抖。
老梅走过来，笨拙地拍拍她的肩，像父亲安慰女儿：“哭吧，哭出来好受点。然后擦干眼泪，陪着刘明一起打这场仗。你们还年轻，路还长着呢。”
捐款倡议书贴出来的那，五金厂的气氛有些凝重。公告栏前围了不少人，低声议论着。翠不敢去看，一整都躲在仓库深处整理货架。她害怕看到那些同情目光，更害怕看到冷漠或不情愿的表情。
下午，仓库门被推开，一群女工走了进来，为首的正是行政部王姐。她们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募捐箱，上面贴着“为刘明同志献爱心”的字样。
“翠，”王姐把募捐箱放在桌上，“这是咱们车间今上午募的，你先收着。”
翠看着那箱子，喉咙发紧：“谢谢，谢谢大家......”
“谢什么，”一个年轻女工，“刘工平时没少帮我们忙。上次我车间的设备布局不合理，还是他帮忙重新设计的，效率提高了不少呢。”
“是啊，新厂房的设计他熬了多少夜，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老公上次修房子，有些结构不懂，请教刘工，他周末特地跑来现场指导......”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着刘明曾经的好。翠这才知道，刘明在厂里默默做过那么多事——帮老工人设计省力的工具架，给子弟学免费做操场规划，甚至给门卫大爷修过收音机。他总是那么温和，那么愿意伸出援手，却从未炫耀过什么。
女工们离开后，翠打开募捐箱。里面大多是十元、二十元的纸币，也有几张五十、一百的，每一张都叠得整整齐齐。箱底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刘叔叔早日康复——王兵”。兵是厂里一个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刘明曾教过他画画。
那一刻，翠抱着募捐箱，哭得不能自已。
捐款活动持续了三。老梅带头捐了五千元——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各车间主任、班组长也都纷纷解囊。最让翠感动的是，一些家庭困难的工人也坚持要捐，哪怕只是五元、十元。搬运工老李，妻子长期卧病，家里两个孩子上学，他硬是塞了一百元到募捐箱里：“刘工给我儿子辅导过数学，这情我记得。”
第三傍晚，工会主席带着财务科的同事来到仓库，当着众饶面清点捐款。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各种面额的纸币铺满了桌子。计算器的按键声在安静的仓库里格外清晰。
“总计八万七千三百六十五元。”工会主席宣布。
人群中响起一阵轻微的叹息，不知是欣慰还是遗憾。八万多，距离三十万的治疗费还有巨大缺口，但这已经是这个普通工厂能挤出的最大善意了。
老梅站在人群中，环视着一张张朴实的脸，清了清嗓子：“这笔钱，是我们厂兄弟姐妹们的心意。另外，我以个人名义向县里几个兄弟单位发了倡议，看看能不能扩大募捐范围。”
他转向翠，语气放缓：“翠，你先拿着这笔钱，带刘明开始治疗。剩下的，我们一起想办法。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刘明也不是。”
翠深深鞠躬，九十度，保持了好几秒。起身时，她脸上有泪，但眼神比几前坚定得多：“谢谢，谢谢大家。这钱......这钱我一定用在刘明的治疗上，每一分都记清楚。”
“记什么记，”老梅摆摆手，“救命要紧。”
那晚上，翠带着厚厚的捐款名册和存有八万多元的银行卡去了医院。刘明刚做完一次检查，脸色憔悴，但精神尚可。翠把捐款的事告诉了他，把名册一页页翻给他看——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捐款金额，从五元到五千元不等。
翠:“这次多亏我们五金工厂，人多力量大，您们设计院人少，也捐不了多少……。”
刘明看着那些熟悉的名字，久久沉默。最后，他指着“王兵”三个字，嘴角微微上扬：“这孩子，上次还要当建筑师呢。”
“等你好了，继续教他。”翠握住他的手。
刘明点点头，望向窗外。夜幕已经降临，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远处工地上塔吊的红色信号灯在夜色中明明灭灭。
“我想继续工作，”他突然，“一边治疗，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设计。不能总让大家为我付出，我得做点什么。”
翠想反对，但看到刘明眼中的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不是绝望中的强撑，而是一种找到支点的平静。也许，有一点念想和牵挂，对他而言反而是好事。
“好，”她轻声，“但必须听医生的，不能累着
刘明笑了，这是确诊以来，翠第一次看到他真正的笑容，虽然疲惫，却依然温暖。
“翠，”他认真地看着她，“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翠的眼泪又涌了上来，但她这次笑着擦掉了：“傻子，我怎么会放弃你。我们还没一起去过海边呢，你过要带我去看真正的大海。”
“等病好了，第一件事就是带你去。”刘明承诺。
夜深了，病房里其他病人都已睡下。翠趴在刘明床边，半梦半醒间，感觉他的手轻轻抚过她的头发。窗外，城市依旧喧嚣，车流声隐隐传来。在这个充满消毒水气味的房间里，在这个被疾病阴影笼罩的夜晚，两颗心却靠得比任何时候都近。
前路漫长而艰难，治疗才刚刚开始，经济压力依然如巨石悬顶。但至少今夜，他们握着彼茨手，握着来自五金厂三百多名工友的心意，握着那八万七千三百六十五元背后的温度，觉得自己不是孤军奋战。
远方，五金厂新厂房的轮廓在夜色中沉默伫立，像一座钢铁铸就的誓言。而在医院的这个房间里，另一个誓言正在被病痛考验——那是关于爱、陪伴和绝不放弃的，柔软的誓言。
翠迷迷糊糊地想，明要去问问医生靶向药的具体情况，要去工会咨询大病救助的申请流程，还要抽空回仓库把这几的出入库记录补上......
生活还在继续，责任还在肩上。但此刻，让她再休息一会儿吧，就一会儿，在这难得的、有希望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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