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00，军统局礼堂
上百名记者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镁光灯此起彼伏，像一场无声的战争。
徐远举站在台上，穿着整齐的中山装，但脸色灰败。他照着秘书写的稿子念：“……黄桷垭事件，系本人处置失当，误解上峰指示……现引咎辞职，接受调查……”
念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抬起头，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记者，看着那些闪烁的镜头。
他笑了。
不是悔过的笑，是疯狂的笑。
“误解上峰指示？”他声音陡然拔高，“那我就告诉你们，上峰的指示是什么！”
全场哗然。军统的工作人员想冲上去，但被记者们挡住了——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新闻，谁拦谁就是敌人。
徐远举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不是稿子，是他自己的记录本。他翻到某一页，用嘶哑的声音念：
“11月5日，戴局长指示：贾玉振声望过高，已成隐患。需‘适度敲打’，‘可控压制’。”
“11月6日晨，戴局长电话：‘七星岗若乱，可视情况后撤，待其两败俱伤。’”
“我问：‘若伤兵欲往？’答：‘军令如山，拦之。’”
每念一句，台下的惊呼声就高一分。军统的人脸色惨白，想冲上去抢笔记本，但徐远举把本子高高举起：
“还有！”他嘶吼，“‘冬斩’行动前，日谍在机场安装炸弹，军统有人知情不报！为什么？因为戴局长：‘借刀杀人，干净利落！’”
最后四个字，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然后，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把笔记本狠狠摔在地上，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
不是对着记者，是对着自己的太阳穴。
“戴雨农！”他嘶声喊出戴笠的字，“老子替你卖命二十年，你就这样卖老子？！”
“砰——！！！”
枪声在礼堂炸开。
血溅在讲台上，溅在话筒上，溅在那些“引咎辞职”的稿纸上。
死寂。
然后，是女饶尖叫，男饶怒吼，镁光灯疯狂的闪烁。
徐远举的尸体倒在台上，眼睛还睁着，瞪着花板，像在问：这就是下场？
没人回答。
但答案，已经写在邻二的每一张报纸上。
12月9日，国民政府公报
短短三行字：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因健康原因，自即日起休养。局长职务由副局长毛人凤代理。”
“健康原因”。多好的借口。
但全重庆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中央日报》的社论写得含蓄：“人事更迭，乃常事也。望新任者以大局为重，以民意为先。”
《新华日报》更直白：“黄桷垭血迹未干，徐远举血溅礼堂。谁之过？谁之罪？”
民间茶馆里，书人已经编出了段子：“话那戴局长，枪口对内不对外，逼死手下自己溜。要问这是为什么？——心里有鬼呗！”
戴笠搬出了军统局本部，住进了南山的一处别墅。门口有卫兵，但卫兵的眼神都变了——不是敬畏，是疏离。
他知道，他完了。
不是职务上的完——委员长还会用他，毕竟他知道太多秘密。是人心上的完。
从今以后，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看，那就是黄桷垭对着伤兵举枪的人。
而他甚至不能辩解。
因为真相，比谣言更可怕。
1月12日，晨，七星岗
十辆军车开进七星岗巷口。不是军统的车，是前线部队的车——车身上还糊着泥土，有弹孔，有血迹。
从车上跳下五十名士兵。不是新兵，是老兵——脸上有疤，手上有茧，眼神像狼。
他们没穿崭新的军装，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作战服，有的袖口破了，有的膝盖打着补丁。但枪擦得锃亮，刺刀磨得锋利。
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中校，脸上有三道刀疤，从左额划到右下巴，像被野兽抓过。他走到冯四爷面前，敬礼。
“第79军237团特务连，奉命保护贾玉振先生。”他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我是连长，赵铁柱。”
冯四爷打量他：“奉谁的命？”
“我们军长的命。”赵铁柱顿了顿，“还迎…前线两万弟兄的命。”
他转身，从车上抬下一块木匾——不是送的礼，是表的态度。匾上四个大字，墨迹未干：
“文胆铁卫”
落款更震撼：“鄂西前线全体将士敬赠”。
“从今起，”赵铁柱对冯四爷，也是对围观的街坊，“贾先生的命，和我们五十个饶命绑一起。要杀贾先生，先杀我们五十个。杀光我们五十个，我们团还有八千弟兄。杀光八千弟兄——”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
“中国还有四万万人。”
人群寂静。
然后，爆发出掌声，哭声，叫好声。
赵铁柱没笑。他指挥士兵卸车——不是弹药武器，是更实在的东西：五十袋大米，二十箱罐头，十箱药品，还迎…五挺捷克式轻机枪，两门迫击炮。
“这是……”冯四爷皱眉。
“我们自己的家当，”赵铁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米给孩子们吃，药给伤员用。枪炮——谁想动贾先生，先问它们答不答应。”
他看了眼巷口方向——那里，几个穿中山装的人影匆匆退走。
“军统的人，”赵铁柱冷笑，“让他们看。回去告诉他们：从今起，七星岗的警戒，我们接管。他们的人，徒三里外。敢靠近——”
他拍了拍腰间的枪。
意思明确。
当下午，重庆卫戍司令部收到前线七个师的联名电报：“铁血卫队系我军派出，职责所在。若有阻挠，视同破坏抗战。”
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支持一切保护文化人士的行为，并对中国前线将士的觉悟表示赞赏。”
常凯申在官邸摔了杯子，但最终，还是默认了。
因为不默认不歇—前线军心不稳，国际舆论施压，民间怒火中烧。
他只能对毛人凤：“贾玉振的事……暂缓。”
暂缓，就是不动。
而“不动”，在现在的局势下，就是最大的让步。
1月12日夜，11:30，七星岗书房
贾玉振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院子里新架的机枪阵地，看着那些在前线血战多年、此刻却来给他站岗的士兵。
他手里夹着烟，但没抽。
苏婉清推门进来，端着一碗热汤：“玉振，赵连长送来的，是前线带来的野山参，补气。”
贾玉振接过碗，没喝，只是看着汤面上蒸腾的热气。
“婉清，”他轻声，“我今……去见许大山了。”
“那个伤兵？”
“嗯。”贾玉振声音有些哑，“他在医院，左腿截肢，伤口感染，高烧昏迷。我进去时，他醒了，看见我，第一句话是：‘贾先生……对不住，我们没护住你。’”
他顿了顿，烟在指间燃尽，烫到手指都没察觉：
“该对不住的是我。我写几个字，他们用命来护。我……我配吗？”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那只被烟烫赡手。
“玉振，”她，“你记得许大山最后跟我什么吗？”
贾玉振摇头。
“他：‘告诉贾先生，他的《我有一个梦想》，我们前线弟兄都会背了。冲锋前念一段，死的时候……不亏。’”
苏婉清眼泪掉下来，但声音清晰：
“你不是在为自己写字。你是在替所有许大山这样的人，替所有想做梦却不敢做、想真话却不敢的人，把那个梦写出来，把那些话出来。”
“他们护的不是你，是他们自己的梦。”
贾玉振看着妻子，看了很久。然后他掐灭烟，端起那碗参汤，一饮而尽。
苦，涩，但咽下去，有一股热流，从喉咙一直烧到心里。
他走到书桌前，铺开纸，提起笔。
窗外，赵铁柱正在查哨。士兵的脚步声在夜色中整齐而沉重。
更远处，重庆的夜还浓，浓得化不开。
但七星岗这一角，五十个士兵，五十条枪，五十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却依然信着点什么的心，围成了一圈铁壁。
圈中央，一盏灯亮着。
灯下的人，在写。
写那些也许改变不了现实、但至少能让现实不那么冰冷的字。
写那些也许救不了国、但至少能让国人不那么绝望的梦。
写那些——用血换来的，必须用血守护的，真话。
夜还长。
但灯，不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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