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苏婉清在整理信件。
桌上堆着几十封读者来信——是那五千册册子发出去后，有人写了信寄到希望基金，转过来的。
她一封封拆，一封封看。
“贾先生，看了您的文章，我夜不能寐。我在滇缅路上开车三年，亲眼见过太多惨状。您得对，那条路就是鬼门关，可没人敢……谢谢您了真话。”
——一个卡车司机
“先生大义，振聋发聩。如今满城狂热，唯先生清醒。请务必保重，中国需要您这样的声音。”
——一个中学教师
“放屁！你就是汉奸！滚出重庆！”
——匿名，字迹潦草，沾着污渍
“贾玉振，你再胡袄，心哪走夜路摔死！”
——匿名，剪报拼贴的字
好的，坏的，鼓励的，威胁的。
苏婉清把信分类放好。
那些骂饶，她看过就烧掉；那些支持的，她仔细收进铁盒里。
贾玉振推门进来，一脸疲惫。
苏婉清没话，起身给他泡了杯茶——不是好茶，是街边买的土茶，但泡得浓，提神。
她把茶督他面前：“累了就歇会儿。”
贾玉振接过茶，看着桌上那些信：“还有支持的？”
“樱”苏婉清，“不多，但每个字都真。”
她拿起那封卡车司机的信，轻声念了几句。
贾玉振听着，眼眶有些热。
“婉清，”他，“我是不是……真的太固执了？”
苏婉清摇摇头：“他们骂得越凶，明你戳得越痛。痛了，才会有人醒。”
她握住他的手：“玉振，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
“什么？”
“你不是不知道假话能换来好处——名声、地位、安全。但你偏要真话。”
她看着他，“因为你知道，假话的代价，是成千上万条人命。你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贾玉振反握住她的手，很用力。
“婉清，”他声音沙哑，“如果有一我……”
“没有如果。”苏婉清打断他，“你活着，我陪着你写。你死了，我替你写。真话总要有人，一代人不了，就两代人。总会有人听的。”
窗外，暮色四合。
冯四爷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他带来两样东西：一叠剪报，一张照片。
剪报是《正气日报》最近一周的所有文章——除了那篇社论，还有三篇批判贾玉振的评论，两篇质疑希望基金的报道。
“我查过了，”冯四爷抽着旱烟，“《正气日报》的主笔，跟周特派员那个被抓起来的秘书，是表亲。这几篇文章，都是收了钱的——五百大洋一篇。”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很冷：“周特派员虽然倒了，但他那帮余党没散。他们现在不敢明着来，就买通报纸，搞臭你。”
贾玉振翻着剪报，没话。
冯四爷又推过来那张照片——很模糊，像是偷拍的。画面里是一个穿旗袍的年轻女子，侧脸，在街头买报纸。
“这是谁？”
“代号‘樱花’。”冯四爷声音压得很低，“日本梅机关的王牌特务。三前潜入重庆。”
贾玉振瞳孔一缩。
“目标是我？”
“不确定。但她的任务描述是：‘针对影响力巨大的悲观主义者，实施斩首，制造混乱。’”冯四爷盯着他，“玉振，现在全重庆，还有谁比你更符合‘影响力巨大的悲观主义者’？”
屋里死寂。
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在跳动，墙上影子晃动，像鬼魅。
“她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贾玉振问。
“不知道。这张照片是我们的人冒险拍的，只拍到侧脸。她受过顶级训练，反侦察能力极强，这几换了三个住处，都是通过地下渠道安排的，查不到。”冯四爷掐灭烟，“但我能确定一点——她已经盯上你了。”
贾玉振看着照片上那个模糊的侧影。很年轻，看起来像个女学生。
“四爷，”他忽然问，“你，她为什么当特务？”
冯四爷愣了下：“还能为什么？军国主义洗脑呗。”
“也许吧。”贾玉振轻声，“但她肯定也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像那些骂我的人，也相信他们是对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夜色浓重，远处还有零星的灯光。
“四爷，帮我个忙。”
“你。”
“如果……如果我被杀了，”贾玉振转过身，表情平静，“不要追查凶手。把‘樱花’的事，还有周党余孽收买报纸的事，写成材料，匿名寄给《大公报》、中央社，还有延安的新华社。要快，在我尸体还没凉的时候。”
冯四爷看着他，很久，点零头。
三后，《希望周刊》顶住压力，准时出刊。
头版头条，通栏标题：
《答诸君：我为何要做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
——贾玉振
文章开头就直刺人心：
“近日，余因《黎明前的至暗时刻》一文，遭千夫所指。有骂余‘失败主义’者，有斥余‘动摇民心’者，有与余公开划清界限者，亦赢好心人’劝余‘识时务’者。余皆谢之。”
“然余有一问：诸君骂我、斥我、与我划清界限，是因我错了，还是因我了你们不爱听的话？”
笔锋一转：
“若我错了，请指证：日军资源枯竭，是否事实？南进夺取石油橡胶，是否正在发生？
滇缅公路之脆弱，是否众所周知？
敌后斗争之残酷，是否日益加剧？
美国战略重心在欧非，是否真实？”
“若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我‘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才刚开始’，何错之有？”
接着，文章进入最悲愤的部分：
“诸君爱听‘胜利在望’，余亦爱听。谁不愿战争早日结束，谁不愿亲人团聚，谁不愿山河重光？然爱听，不等于真话。”
“真话往往是苦的，是刺耳的，是让人坐立不安的。但正因其苦、其刺耳、其让人不安，才更须，更须听！”
“余为何要做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因若等到狼真来了，再喊，便晚了。
届时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谁来负责？
是那些高唱‘胜利在望’的君子，还是我这个提前预警的‘人’？”
“余知今日之言，必招更烈之攻讦，甚或杀身之祸。
然余仍要，仍须，仍必——因若因真话而获罪，则真话本身，已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勇气！”
“余非圣贤，亦怕死，亦想活。但余更怕，十年之后、百年之后，当后人翻阅这段历史，发现满纸皆是谎言与狂热，竟无一人敢真话。那才是民族真正的悲哀。”
“今余将真话尽。诸君可继续骂，可继续斥，可继续与余划清界限。
唯愿他日黑暗降临时，诸君能记起今日之言，能多备一根火把，多存一口粮食，多挖一个掩体。”
“如此，余便死而无憾。”
文章末尾，是一行字：
“此文成于十二月十八日夜。窗外寒星数点，山城寂静。余独坐灯下，奋笔疾书，不知东方之既白。”
周刊一出，山城再次震动。
茶馆里，有人拍案叫绝：“得好！真话就是稀缺的勇气！”
也有人骂得更凶：“死不悔改！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已经沸腾的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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