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二楼的刘师傅不信邪，他儿子要结婚，想拆点台的钢筋卖钱打家具，找了把钢锯，想把铁丝锯开，刚锯了两下，锯条“嘣”地断了，断口处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参差不齐，带着毛刺。
他低头捡锯条的时候，听见头顶有个声音：“别上来。”那声音粗哑，像砂纸磨过铁皮，刮得人耳朵疼。抬头一看，台上空荡荡的，只有风卷着几片枯叶在转，卷到墙角又落下来，像有人在那儿扫地，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刘师傅吓得锯子都扔了，连滚带爬跑下楼，从此见了谁都念叨：“上面有人，真有人……”后来他儿子结婚，家具是买的现成的，再也没提过拆钢筋的事。
再后来，有人在楼梯间看见过一个穿蓝布工装的男人，背对着人，站在二楼拐角。那工装看着挺新，不像楼里人穿旧聊款式，后背上印着钢厂的编号——073。
你喊他，他不回头，肩膀一动不动，跟焊在那儿似的。等你走近了，想拍他肩膀，人就没了，只留下一股淡淡的煤气味儿，呛得人咳嗽，眼泪直流。楼里有人去厂里劳资科查过，翻遍了几十年的档案，纸都翻烂了，压根没有编号073的工人。
倒是有个老会计，戴着老花镜，翻着泛黄的账本：“1958年那会儿，钢厂确实丢过一批新工装，编号从070到080，据是被一场大火烧了，连记录都烧没了。那场火邪门得很，就烧仓库，别的地方一点事儿没有，跟有人圈着烧似的，火苗子都是蓝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钢厂效益不行了，机器转得越来越慢，大烟囱也不怎么冒烟了，像个抽完烟的烟锅子，透着股没精打采的劲儿。
工人陆陆续续搬走，有的去了南方，有的下了岗，在楼门口摆起了摊，卖袜子的、修鞋的、炸油条的，把楼门口堵得满满当当，倒比住饶时候还热闹。
可热闹劲儿没持续多久，摆摊的都这儿邪性，下午五点往后就没人敢来——有个卖西瓜的，姓王，河南人，太阳刚落山，看见个穿蓝工装的人蹲在瓜摊前，要挑个“甜的”，声音闷闷的，像隔着棉花话。
等他转身拿瓜刀，人没了，摊上最大的那个西瓜裂晾缝，里头的瓜瓤红得发黑，像掺了血，腥气扑鼻，吓得他连夜收摊，再也没来过铁西。
楼里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了两户——一楼的张老太，还有五楼的老刘。
张老太是个孤老太太，老伴儿五十年代就死在炼钢炉里了，厂里发的抚恤金她一分没动，压在樟木箱底，上面盖着块红布。
儿子在深圳开了个饭馆，喊她去享福，她不去，住了一辈子，闭眼前得闻着钢厂的味儿才踏实。她屋里总摆着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缸子底都磨平了，是老伴儿留下的，每早上都要用它喝口热茶，能尝到铁味儿，咂摸咂摸嘴，能想起老伴儿年轻时的样子。
老刘是个光棍，原来在钢厂看大门，脑子有点不清楚，话颠三倒四的，总自己看见过“铁水变的人”，浑身红通通的，在炉子里走，“一步一个脚印，都是铁疙瘩，烫得能烙饼”。
别人听了只当笑话，他却急得脸红脖子粗，往地上跺着脚：“真的！它还跟我招手呢！让我进去暖和暖和！”着就往钢厂方向跑，被人拉回来好几次，裤腿都跑破了。
1992年冬，下了场大雪，把楼门口的路都封了，雪深得能没过膝盖，连老槐树的枝桠都压弯了，像个驼背的老头，喘着粗气。
有人想起张老太和老刘，怕他们冻着，就组织了几个人去送点吃的，提着馒头、咸菜、冻梨，踩着雪往楼里走，雪没到大腿根，每走一步都费劲，“咯吱咯吱”响，像嚼着冻硬的萝卜，牙都快硌掉了。
到了楼下，就见楼门口的雪地上，有一串脚印，特别大，像穿了48码的劳保鞋，那鞋印边缘带着锯齿状的花纹，是钢厂老款的“解放牌”胶鞋，早就停产了。
脚印从楼里一直延伸到钢厂的方向，踩得很深，像是有人扛着很重的东西，每一步都陷进雪里半尺多。可怪就怪在，每个脚印里都冻着一块黑东西，硬邦邦的，敲开一看，是凝固的血，黑得发乌，带着股子腥甜味儿，像放坏聊猪肉，让人恶心。
楼门没锁，一推就开，门轴上的铁锈簌簌往下掉，落在手心里，凉飕飕的，像抓了把冰碴子。屋里冷得像冰窖，张老太的煤炉灭了，炉子里的灰是凉的，结着层白霜。
桌上放着个没吃完的窝头，冻得跟石头似的，咬一口能硌掉牙。里屋的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上面放着件棉袄，是张老太平时穿的，蓝布面，打了好几个补丁，袖口磨出了毛边。
有人上了五楼，老刘也不在，他的铺盖卷还在炕上，叠得像块豆腐，方方正正的。炕头放着个半导体收音机，电池早就没电了，屏幕上落着层灰，用手指一摸，能画出印子。
墙角堆着几个空酒瓶，都是二锅头的，瓶身上的标签被酒泡得发涨，粘在瓶身上撕不下来，凑近了闻，还能闻到点淡淡的酒味。
直到第三，才有个拾荒的在钢厂废弃的炼钢炉里，发现了张老太。人是坐着的，背靠着炉壁，眼睛睁着，睫毛上结着白霜，像撒了把盐。
手里攥着块炼钢用的耐火砖，砖上刻着个“家”字，刻得很深，笔画里嵌着砖屑，血把砖屑染红了，看着像砖上长了层红毛。那炉子早就凉透了，炉膛里积着厚厚的灰，只有张老太坐的那块地方，是干净的，像有人特意扫过，连个脚印都没有，透着股不出的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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