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邺城铜雀台刚刚落成。曹操携诸子登台，命众人作赋。一位十九岁的少年挥笔立就，文职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之句令满座皆惊。曹操览毕，难以置信地问：“汝倩人邪？”——这真是你自己写的吗？少年从容答道：“言出为论，下笔成章，贡面试，奈何倩人？”这位少年，便是曹植，字子建，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才，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与文学上的不朽者。
一、邺下风流：被文学之神眷鼓青春
曹植生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比曹丕五岁。这个出生年份意味深长——正是曹操开始崛起之时。他的母亲卞夫人出身歌伎，却以贤德着称；他的同母兄长曹丕、曹彰、曹熊，构成了曹操诸子中最核心的一支。
曹植的早慧令人惊叹。十岁能硕诗经》《论语》数十万言，建安文学的开创者王粲初见曹植文章，叹为“人”。但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铜雀台赋。那篇即兴之作不仅文采斐然，更暗合了曹操的政治抱负：“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这些句子将建筑景观与政治象征完美融合，让曹操看到了一个兼具文学才华与政治敏锐的儿子。
此后数年是曹植人生的黄金时代。他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与王粲、刘桢、应玚、陈琳、徐干、阮瑀（即“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外的六人）诗酒唱和。这个文人圈子的活跃程度，堪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沙龙。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描绘帘时盛况：“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植被封为平原侯，食邑五千户。这是曹操诸子中封侯最早、食邑最厚者。更关键的是，曹操开始让他参与军国大事。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南征孙权，命曹植留守邺城，郑重嘱托：“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这番话几乎是在暗示：我将你视作继承人培养。
二、世子之争：从云而落的政治暗战
然而曹植的悲剧在于，他的才华是一把双刃剑。文思敏捷让他赢得父亲青睐，也让他养成了文人式的任性。与曹丕的谨慎克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植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评语）。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发生了改变曹植命阅两件事。一是曹植“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汉代宫廷规制，司马门只有子车驾才能通过。曹植此举被视为严重的僭越。二是曹操出征前，曹植在送行宴上再次展示才华，即席作赋；而曹丕采用吴质之计，“泣拜而别”，让曹操深感其诚。
真正致命的一击，是曹植最信任的谋士杨修之死。杨修，太尉杨彪之子，才思敏捷近乎曹植。他与曹植的关系，类似于诸葛亮之于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处死杨修。这个罪名意味深长——“交关诸侯”指的就是与曹植过从甚密。杨修之死，标志着曹操对曹植继承资格的最终否定。
同年十月，曹仁被关羽围于樊城，曹操命曹植为南中郎将、征虏将军，率军救援。这本是曹植最后一次挽回信任的机会。但临行前夜，曹丕邀他饮酒，“逼而醉之”。次日曹操召见，曹植“醉不能受命”。曹操大怒，彻底放弃了这个儿子。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曹丕继位魏王，开始了对曹植的系统性打压。这场兄弟阋墙的悲剧，因七步诗的传而广为流传：“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尽管《三国志》未载此诗，但它的艺术真实远超历史真实——它精准捕捉了曹植后期的生存状态。
三、黄初迁徙：在监视与恐惧中写作
曹丕称帝后，曹植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迁徙生涯。从临淄侯到安乡侯，再到鄄城侯、鄄城王、雍丘王，封地越来越偏远，待遇越来越苛刻。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监国谒者灌均诬告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欲治其罪，因卞太后干预，才贬爵了事。
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曹丕命诸侯王“游猎不得过三十里”，且设防辅监国之官严密监视。曹植在《迁都赋序》中写道：“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这并非夸张——曹魏诸侯王的待遇本就严苛，对曹植更是有意削减。
但正是在这段最黑暗的时期，曹植写出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作品。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他朝京师后返回封地，途经洛水，写下了千古名篇《洛神赋》。这篇赋的文学价值无需赘言，但其政治隐喻更值得玩味。赋职君王”对洛神的追求与失落，是否暗喻着曹植对政治理想的求而不得？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形象，是否寄托着他对自由人格的向往？
与《洛神赋》的凄美不同，曹植这时期的其他作品充满悲愤。《赠白马王彪》七章，写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与异母弟曹彪分别时。序文言明：“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诗职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之句，直指监国使者；“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之叹，道尽生命无常。
耐人寻味的是，曹丕对曹植的文学才华始终怀有复杂感情。他一方面打压曹植的政治存在，另一方面又让曹植的作品流传。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这种矛盾态度，或许是帝王心术，或许是兄弟之情未泯，又或许是作为文学家的惺惺相惜。
四、太和岁月：最后的挣扎与幻灭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去世，曹叡即位，改元太和。曹植一度燃起希望。他认为新帝登基，自己作为叔父，或许能获得参政机会。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曹植上《求自试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动饶政治请愿书之一。文中他自比“圈牢之养物”，恳求“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军事构想：或从东路伐吴，“浮舟潜海，东临吴会”；或从西路伐蜀，“乘危蹈险，突刃触锋”。他甚至提出只需“部曲数百”，就能建立功业。
这份表文展现了曹植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并非只会吟诗作赋的文弱书生，而是深谙兵法、胸怀韬略的政治家。他对下形势的分析精准透彻：“今江东之众，不过十万，而土地险阻，君臣苟安。西蜀之兵，不过数万，而山川重阻，百姓疲敝。”这些见解，与后来邓艾、钟会灭蜀时的战略判断如出一辙。
但曹叡的反应令人心寒。他下诏褒奖曹植的忠诚，却以“王宜专意雅颂，以继中声，不宜以政事为念”为由婉拒。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叔叔您还是好好写诗吧，政治不是您该操心的事。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曹植再上《求通亲亲表》，请求放宽对诸侯王的限制。文中痛陈：“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这种精神上的囚禁，比物质上的困顿更摧残人心。
曹叡依旧不允。但他提升了曹植的物质待遇，徙封浚仪王，又还雍丘王，食邑增至三千五百户。这种“给糖但不给刀”的做法，彻底断绝了曹植的政治幻想。
五、文学宇宙：中国文人诗的真正起点
当我们暂时抛开政治悲剧，审视曹植的文学成就时，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他是中国文学从民间歌谣向文人诗转型的关键人物，是五言诗的真正奠基者。
曹植现存诗九十余首，赋四十余篇，文论书信等百余篇。与父亲曹操的古直悲凉、兄长曹丕的婉约清丽不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评语）。他完成了诗歌从“言志”到“抒情”的转变。
以《白马篇》为例：“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这不仅是边塞诗的雏形，更开创了以第三人称塑造英雄形象的写法。“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结尾，将个人豪情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达到乐府诗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在诗歌形式上，曹植贡献卓着。他是最早大量创作五言诗的文人，使五言诗从此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形式。他完善了诗歌的声律技巧，虽然尚未形成严格的格律，但已注重平仄相间、音韵和谐。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然古质，殊自不同。”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曹植的游仙诗。《升蟹《仙人篇》《游仙》等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游仙传统。但这些诗并非单纯的宗教幻想，而是政治苦闷的寄停“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的困惑，“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的慨叹，都是现实压抑在想象中的反弹。
曹植的文论同样深刻。《与杨德祖书》提出“街谈巷，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强调向民间学习；《前录自序》主张“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追求刚健文风。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六、多维形象：圣人、酒徒与求仙者
历史上对曹植的评价呈现奇异的分裂。在官方史书中，他是“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的贤王（《三国志》）；在文学史中，他是“才高八斗”的才（谢灵运语：“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在民间传中，他是七步成诗的受害者；在道教典籍中，他竟被尊为神仙。
《法苑珠林》载曹植游鱼山，闻空中梵音，遂制《鱼山梵呗》，开创中国佛教音乐。这虽系附会，却反映了后人对他音乐造诣的认可。更神奇的是，《正统道藏》收录《曹植解道歌》，将他列为道教仙人。这种从文冉神仙的演变，是中国人对才的特殊纪念方式。
酒，是理解曹植的另一把钥匙。史书屡载其“饮酒不节”，诗歌中也常见酒意象：“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侍太子坐》）。但曹植的酒，并非纯粹的享乐，而是阮籍、刘伶式的“酒隐”——在酒精中逃避政治迫害，守护精神自由。
曹植的宗教信仰复杂多元。他既写游仙诗，又作《辨道论》批判方士；既受佛教影响制梵呗，又保持儒家士大夫底色。这种混杂性，正是汉魏之际思想转型的缩影——儒学独尊被打破，各种思想开始自由碰撞。
七、寂寞终局：东阿的最后一站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植被徙封东阿王。这里成为他人生最后的栖息地。东阿有鱼山，曹植常“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
此时他的诗文风格再度变化，从早年的华茂、中期的悲愤，转向晚年的沉郁。《释愁文》中，他将“愁”拟人化：“愁之为物，惟惚惟唬不召自来，推之弗往。”这已不仅是个人感伤，而是对存在本身的哲学追问。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曹植上《谏伐辽东表》。当时曹叡欲伐公孙渊，曹植从国力、民心、时多方面分析，认为时机未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参政尝试。表文职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的论断，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远见。可惜曹叡依旧未纳。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曹植被改封陈王。这是郡王中的最高爵位，食邑三千五百户。但对他而言，这不过是“囚徒的豪华牢房”。同年十一月，曹植在陈郡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一岁。临终前，他要求薄葬，“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个最后的要求，既是对曹魏皇室奢靡风气的反抗，也是对人生本质的彻悟——繁华终归尘土，唯有文章不朽。
曹叡追谥为“思”，后世称陈思王。《谥法》云：“追悔前过曰思。”这个谥号意味深长，既承认曹植有过，又肯定其悔意。但历史真正记住的，不是那个有过能改的诸侯王，而是“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谢又清发”（李白诗句）中的“建安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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