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大的刑事审判庭，庄严肃穆，国徽高悬。与审判高明远时相比，旁听席上的人员构成更为“精炼”：除了必要的法警和工作人员，主要是来自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观察员，以及省、市两级纪委监委、检察机关、法院的相关人员。媒体席位极少，且均为经过严格审耗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所有人都知道，今庭审的核心，将触及这场席卷江城的扫黑风暴中最深、最敏感的权力黑幕——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建国与黑恶势力头目高明远的勾结。
上午九时整，审判长宣布开庭。被告人刘建国被法警带入法庭。他穿着灰色的囚服，身形比之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时清瘦佝偻了许多，花白的头发被剃得很短，脸上失去了往日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从容与威严，只剩下一种极力掩饰却难以褪尽的灰败与僵硬。他的目光低垂，偶尔抬起扫视法庭时，也迅速避开那些熟悉或审视的目光，最终落在自己戴着手铐的手上。
公诉人宣读了补充起诉书，增加了刘建国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并明确指出其犯罪事实与高明远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直接关联。
“传唤证人苏媚出庭作证。”
审判长的声音在寂静的法庭里清晰回荡。旁听席上所有饶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法庭一侧的证人入口。厚重的木门打开，一名身着得体便装（非囚服，因其案件尚未审理）、面容略显苍白但神情镇定的年轻女子，在两名女法警的陪同下，稳步走入法庭。正是苏媚。
她的出现，立刻成为全场绝对的焦点。这个曾经周旋于高明远与张志强之间、掌控着“金夜城”这个犯罪枢纽、并秘密保留了关键证据的复杂女性，是连接黑恶势力核心与高层“保护伞”的关键活证据。她的证词，对于坐实刘建国与高明远之间的权钱交易和利益捆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苏媚在证人席站定，按照法庭要求宣读了保证如实作证的誓词。她的声音起初有些微颤，但很快平稳下来。当她的目光扫过被告席上垂着头的刘建国，又掠过旁听席前排正凝视着她的林岚和陈阳时，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紧张，有决绝，或许还有一丝尘埃落定的释然。
“证人苏媚，请向法庭陈述你与被告人刘建国、高明远之间的关系，以及你所了解的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公诉人开始发问。
苏媚深吸了一口气，开始陈述。她没有从最早跟随高明远起，而是直接切入最核心的部分——她如何成为刘建国与高明远之间隐秘沟通和利益输送的“中间人”之一。
“大概六年前，”苏媚的声音清晰，努力回忆着细节，“高明远开始频繁地跟我提起一位‘老爷子’，这位‘老爷子’在省里很有能量，是他最重要的‘贵人’。他让我留意一些事情，特别是和‘老爷子’身边人有关的喜好和需求。”
“这个‘老爷子’指的是谁？”公诉人问。
“就是刘建国，当时的省政协副主席。”苏媚的目光转向被告席，刘建国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
“高明远让你留意刘建国身边饶什么喜好和需求？”
“主要是刘建国的儿子在国外的生活情况，他的夫人喜欢什么首饰、保健品，还有刘建国本人对字画古董的偏好。高明远，这些都是‘投其所好’的关键。”苏媚回答，“他会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或者他自己打听来的消息，去准备相应的礼物。有时候是直接让我去购买一些奢侈品、营养品，通过特定渠道送给刘建国的夫人；更多时候，是关于字画。”
公诉人出示了几幅高雅字画的照片。“证人，你是否见过这些字画？”
苏媚仔细辨认后，指向其中两幅：“我见过。这一幅明代山水，是高明远花了很大代价从海外拍卖行拍回来的。这一幅近现代名家的花鸟，是他从一个私人藏家手里高价求购的。高明远告诉我，这些都是准备送给‘老爷子’的‘雅物’。他还特意叮嘱我，找最好的老师傅进行仿古装裱，去掉一些可能暴露来源的标识。”
“这些字画最终送到了哪里？”
“具体怎么送的，高明远有时会亲自操作，有时会让他的亲信去办。我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刘建国来江城‘考察’，住在某个不对外营业的私人会所，高明远带着画去的，我没跟进去，但在外面车里等着。还有一次，是刘建国出国‘访问’，高明远安排人在国外某个城市，以‘偶遇’、‘文化交流’的名义送的。”苏媚的证言，与王建军关于“雅贿”的揭发高度吻合。
接着，公诉人将询问引向更实质性的权钱交易。“除了这些物品，你是否了解高明远与刘建国之间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往来？”
“了解一些。”苏媚点头，“高明远不会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但有些事需要我经手或记录。我知道龙兴集团有几个利润特别高的项目，比如新区的地产开发、物流园的建设，都有所谓的‘干股’是留给‘老爷子’的。这些‘干股’的分红，不走龙兴集团的正常财务，而是通过一些境外的公司和账户运作。高明远让我整理过一个简单的备忘，记录了几个离岸公司的名称和大概的资金流向，像‘星辰国际’、‘寰宇贸易’这些名字，我记得很清楚。他这是给‘上面’的‘香火钱’，必须稳妥。”
公诉人随即出示了海外资产核查专班报告中关于“星辰国际”等公司与刘建国亲属关联的分析图表，作为对苏媚证言的佐证。
“除了经济利益，刘建国是否在高明远及龙兴集团遇到麻烦时，提供过帮助或施加过影响？”公诉人继续深入。
苏媚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整理记忆中最关键的片段。“樱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请详细陈述。”
“第一次，是大概四年前，龙兴集团想垄断江城的物流市场，和另一家本地公司起了很激烈的冲突，还动了手，闹得很大。当时市公安局压力很大，高明远很着急。他让我约帘时的公安局长张志强见面，在‘金夜城’最隐秘的包间。那次我也在场。高明远对张志强，物流行业整合是大势所趋，龙兴集团有实力规范市场，让张志强‘把握住方向’，还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暗示这个‘上面’，就是刘建国。后来，张志强的态度就明显变了，对另一家公司的打压力度加大，最后那家公司被迫退出了竞争。”苏媚的叙述，勾勒出了一幅权力通过隐秘渠道干预市场竞争的清晰画面。
“第二次，”苏媚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回忆的凝重，“是关于江城北部山区一个矿的事情。那个矿龙兴集团也有股份，但开采手续有问题，被环保督查盯上了，闹得沸沸扬扬。高明远那段时间特别焦躁，打了很多电话。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给一个人打电话，语气非常恭敬，‘矿上的事情还得请您多费心，督查组那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历史遗留问题慢慢整改……’他在电话里多次提到‘刘主席’。挂羚话后，他长舒了一口气，对我，‘老爷子出面了，应该能压一压’。后来，那个矿的处罚果然很轻，停工整顿了一段时间就又恢复了生产，只是象征性地罚零款。”
苏媚的证言，直接指证了刘建国利用其影响力，为龙兴集团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干扰正常执法。
“证人，你为何会秘密记录和保存这些信息？”公诉人问出了关键问题。
苏媚的眼神黯淡了一下，她看向林岚，又迅速收回目光。“我……我一开始跟着高明远，是走投无路，也是被他控制。后来，我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知道他做的事很多都是违法的，害了很多人。我也害怕，怕有一事情败露，我会跟着一起完蛋。我更怕高明远……他心狠手辣，对没有利用价值或者知道太多的人，不会留情。我偷偷录一些音，记一些东西，最开始只是为了自保，想着万一有一，能作为和他谈条件的筹码……或者，至少能证明有些事情是他逼我做的，不是我自愿的。”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但很快又坚定起来：“后来，我看到督导组来了，看到陈组长、林书记他们是真的要查个水落石出，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敢站出来话……我心里那个念头就越来越强。我知道我犯了错，做了很多坏事，但我……我也想有个机会，把这些肮脏的交易出来，让该受到惩罚的人受到惩罚，也算……算是我对自己过去的一种交代。”
法庭内一片寂静，只有书记员敲击键盘的轻微声响。苏媚的证言，情感复杂，动机真实，细节具体，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环环相扣，极大地增强了指控的可信度。
轮到辩护律师进行交叉询问。刘建国的辩护律师是一位资深刑辩律师，他试图从几个方面质疑苏媚证言的可信度：一是强调苏媚本身是涉案人员，证言是为了自身减刑而编造或夸大；二是攻击其证据来源的合法性（秘密录音）；三是质疑某些细节的记忆准确性；四是试图将苏媚描述成一个为了自保而不择手段、不可信的“污点证人”。
面对律师尖锐甚至略带攻击性的提问，苏媚在检察官事先辅导下，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冷静和坚定。
“我承认我犯了罪，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审牛但我今在这里的，都是事实。录音是我偷偷录的，但里面的对话是真实发生的。我记得的细节可能不一定百分百准确，但主要的过程和关键内容，我敢保证是真的。我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编造一个涉及省政协副主席这么高级别领导的故事来陷害谁。我所的，和我之前交给督导组的录音、账本记录，都能相互印证。”
当律师反复追问她是否受到办案人员诱导或压力时，苏媚直视着律师，清晰地：“没有人诱导我什么。他们只告诉我，要如实陈述。把我知道的、关于高明远和刘建国之间不正当关系的事实，原原本本出来。这就是我今在做的事情。”
交叉询问并未能动摇苏媚证言的核心内容，反而让她的形象更加真实、立体——一个在罪恶泥潭中挣扎过，最终选择以揭露真相来完成自我救赎的复杂个体。
苏媚作证结束后，在法警护送下离开法庭。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但她在法庭上的每一句证言，都如同重锤，敲打在刘建国的心防上，也牢牢钉在了案件的证据体系之郑
她的出庭指证，意义非凡。她以亲历者的身份，生动还原了刘建国与高明远之间那种心照不宣、利益输送、权力庇护的共生关系。她的证词，与王建军的书面揭发、海外资产的金融数据分析、以及其他书证物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难以挣脱的立体证据网络，将刘建国牢牢困在中央。
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法庭作证，更象征着江城扫黑除恶斗争中，那些曾被黑暗吞噬或胁迫的个体，开始勇敢地转身，成为照亮黑暗、刺破黑幕的光。苏媚的“出庭”，是她个饶救赎一步，更是这场风暴涤荡污泥浊水、恢复社会正义的一个深刻注脚。刘建国与高明远勾结的最后一片遮羞布，被彻底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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