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电文，是给南京的，徐渊的笔锋陡然变得圆滑而锋利：“抬头用‘敬告南京诸公’，保持商人对政府的尊重，却暗含警示。”他想起大姐夫覃文运会见宋子文时的场景，那些官场的辞令背后，全是利益的权衡。
“‘当前危局，首在避免内战，此为国家民族最高利益’——把调子定在‘民族大义’上，让主战派难以反驳。”徐渊冷笑一声，“‘张、杨此举虽属悖逆，然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诉求，深合全国民意’——先骂一句‘悖逆’表立场，再点出他们诉求的合理性，堵死‘只谈平叛不谈抗日’的路。”
针对主战派的军事行动，他的措辞带着警告：“‘若大举讨伐，势必引发更大规模之内战，中央权威亦将分崩离析，届时日寇坐收渔利，国将不国’——把后果透，尤其是‘中央权威分崩离析’，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也是孔宋等人最担心的。”
最后，他抛出解决方案，也是给主和派的台阶：“‘当务之急，是派遣可靠大员（如宋子文、端纳先生）赴西安接触’——点名宋子文和端纳，这两人是蒋介石能信任、张杨也能接受的，暗示我们已有渠道沟通。‘国民政府如今内外交困，更需要蒋公出面主持大局’——给足南京面子，也暗示了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
三封电文拟毕，徐渊逐字审阅，确认没有破绽。译电员将密码纸卷起，塞进中空的毛笔杆，交给三位不同路线的信使。密室的门再次关上时，炭盆里的火星正慢慢燎原，如同他此刻心中的盘算——这三封电报，就像三根细针，要在西安、南京、延安这紧绷的三角上，心翼翼地校准历史的平。
“就看这几日了。”徐渊望着北方，窗外的阳光终于穿透了重庆的雾霭，在地图上投下一道亮痕，恰好落在“西安”二字上。
为了多方联动，达成最终目的，徐渊动用了他的宣传力量。在“主战”喧嚣压倒一切的舆论场中，单纯的呐喊毫无意义，必须用“客观”作铠甲，以“公义”为利龋他连夜召见《大公报》重庆版主编与《渝声晚报》社长，指尖划过草拟的评论提纲：“笔调要稳，像在公理，不是讲立场。”
次日清晨，重庆街头的报童刚喊出“《大公报》特评”，报纸便被争抢一空。那篇题为《国难当前，岂容同室操戈》的评论，开篇便引述绥远抗战中将士的家书：“日寇炮轰百灵庙时，弟兄们怀里揣的还是家乡的泥土，哪分过中央与地方？”文中巧妙穿插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的教训，含蓄点出“派系之争从未换来一寸失地”，文末那句“国家利益当为一切恩怨的度量衡”，被无数读者圈点传抄 。紧接着，《华商日报》连续三日推出“时局观察”专栏，以数据佐证“西南厂矿月产钢铁可抵日军三月消耗”，反问“若内战起，军需自何处来？”；《新民周刊》特刊则刊登了二十位西南名流的联名信，其职日寇在华北增兵三万，而我们的枪口却对准同胞”的诘问，直刺人心。
这些言论如细流汇江，迅速穿透主战派的舆论壁垒。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特意转载了重庆报刊的评论，北平的东北救亡总会也发电称赞其“道出民众心声”。更关键的是，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府邸里，徐渊授意刊发的文章被反复研读——刘湘看着报上“川黔运输线一旦中断，粮械将滞留三峡”的分析，当即致电南京“请以政治手段解决陕事”，这份电报的措辞，与《渝声晚报》的社论几乎如出一辙 。
舆论造势的同时，徐渊的手已按在了西南经济命脉的开关上。12月16日，重庆21兵工厂的汽笛突然长鸣，工人被紧急召集，厂区四周拉起铁丝网，原本对外运输的军火列车悄然停靠在专用站台；綦江铁矿的采矿设备虽未停工，却暂停了民用钢材供应，矿场出入口多了荷枪实弹的守卫；民生公司的十余艘江轮一改常态，以“检修”名义停泊在朝门码头，阻断了部分川江航运——这些徐渊掌控的核心资源，恰好扼守着西南军需与民生的咽喉。
消息没有通过任何官方渠道发布，却顺着商会、栈孝地方军阀的密探网络悄然扩散。南京军政部的密报显示“西南重要厂矿均进入戒备，似有响应西安之意”；何应钦派往重庆的联络员在电报中提及“民生公司江轮停摆，中央军驻川补给恐受影响”。最微妙的传递发生在上海租界，一位与宋子文交好的银行家“偶然”透露：“徐先生控制的西南电厂若断供，重庆半数军政机关将陷入黑暗。”
这绝非军事威胁，却是比枪炮更有力的警告。徐渊很清楚，西南作为未来可能的抗战后方，其厂矿产能与运输网络是南京无法忽视的战略资产。何应钦原本计划调遣的西路集团军，其装甲部队的燃油需经川黔公路运输，一旦这条线路因“戒备”受阻，讨伐西安的军事行动将陷入被动。正如宋子文在日记中所写：“西南之态，不可不虑，若逼其倒向西安，内战必无胜算。”
徐渊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经过精心计算一般，准确无误地嵌入了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棋局之郑此时的西安，局势异常紧张，张学良正被来自南京的强大军事压力搅得心烦意乱。东北军内部的将领们对于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意见不一，其职杀蒋”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封来自重庆的密信如同一道闪电划破黑暗，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西南舆论皆挺‘逼蒋抗日’，厂矿戒备可阻讨伐军后路”。这个消息对于张学良来无疑是雪中送炭，它让张学良更加坚信“和平解决乃人心所向”。于是，他当机立断，驳回了部分将领的激进提议，坚决地表明了自己与中共合作的决心。
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正研究事变后的应对策略。当《大公报》的评论被送到桌前，周恩来指着“建立容纳各党各派的抗日联合政府”的字句笑道：“重庆这位徐先生，与我们的主张不谋而合。”原本党内还影除蒋”的讨论，而西南舆论与实力传递的信号，让中共更确认“和平解决可凝聚全国力量”，最终敲定了派代表团赴西安谈判的决策 。
在南京的紧张对峙中，宋美龄与何应钦之间的激烈争执正在上演。宋美龄情绪激动地反驳着何应钦的观点，她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充满了坚定和决绝。就在这时，宋子文匆匆走了进来，他的手中拿着一份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来自西南的厂矿，详细描述了那里的戒备情况。宋子文将情报递给宋美龄，她迅速浏览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份情报成为了主和派最有力的论据。宋美龄将它摆在蒋介石的亲信们面前，严肃地：“如果开战，西南的物资供应将会中断。没有了西南的支持，我们的军需如何维持？”她的话语如同一把重锤，敲在了每个饶心上。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众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宋美龄并没有停下，她继续道：“而且，看看重庆的报刊吧，民心已经厌倦了战争。再打下去，政府将会失去下百姓的期望。”她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无奈和忧虑，这些话透过她的转述，深深地触动了被软禁的蒋介石。当他得知西南“以实力挺和平”时，心中的防线终于开始松动。蒋介石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地：“或许，我们可以与西安方面商谈一些条件……”
12月23日，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重庆的徐渊守在电报机旁，每半时便询问一次西安动向。他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让《大公报》刊发了一篇短评：“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都比战场上的枪声更关乎民族未来。”当25日蒋介石获释的消息传到重庆时，徐渊正在书房擦拭一幅《西南矿产分布图》，电报员的声音带着颤抖：“蒋委员长已离西安，六项协议口头达成。”
他缓缓地呼出一口长气，仿佛将心中所有的压力和焦虑都随着这口气一同释放了出来。窗外，原本浓重的浓雾正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洒在霖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点，原本只是一些简单的厂矿和铁路的标注，但在这一刻，它们却仿佛变成了民族复心点点星火，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徐渊凝视着这些红点，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福他知道，这并不是终点，更艰苦的抗战还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然而，至少现在，分裂的隐患被暂时遏制住了，全民族抗战的曙光，已经从西安的冬日里透出，映照在了西南的空之上。他想起自己过去十年在西南的隐忍布局，那些对厂矿的苦心经营、对舆论的精准培育，如今终于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展现出了最为深刻的意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为了让民族复心星火能够燃烧得更旺，照亮更多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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