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历史下游的徐渊结合当下的经历，对民国的这些大人物又有了新的理解。蒋介石之所以决意发动清党，并非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其政治野心、阶级立场与国内外势力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彻底背叛。
首先是意识形态与权力斗争的根本冲突。
国共合作（党内合作）之初，中共及背后的共产国际希望借助国民党的平台发展自身力量，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如湖南农民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这让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感到恐惧。
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军权，但其权力基础并非建立在激进的工农运动之上，而是依赖于江浙财阀、旧军阀倒戈部队和地主乡绅。这些势力是工农革命的直接对象，他们强烈要求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运动，以保护其既得利益。
其次争取国内外支持的现实需要。
北伐军费耗资巨大，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首的江浙资产阶级（“江浙财阀”）为蒋介石提供了巨额财政援助（先后提供了约700万银元，徐渊也象征性的出了一部分）。他们的条件是：反共、停止工农运动、维护上海秩序，以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
北伐期间发生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等事件，震动列强。他们惧怕一个由“赤化”势力主导的统一中国。尤其是日本和英国，不断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其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他们也将蒋介石视为一个可以谈泞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温和”代理人。
最后也就是蒋介石个饶政治野心了。
这位出身浙江奉化的所谓“革命军人”此时并非国民党内唯一的领袖，他面临着来自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徐谦等）和国民党左派的竞争。“清共”可以消除党内对手借助共产党力量挑战其权威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暴力清洗建立其个人独裁统治。他企图以“反共”为旗帜，整合右派势力，成为国民党的唯一核心。
清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周密策划的系统性暴力行动，结合了政治欺骗、舆论准备、黑帮暴力与军队镇压。
北伐期间，国民党右派就开始散布“共产党借容共篡夺国民党”、“工农运动过火”、“破坏北伐”等言论。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 其麾下控制的报纸大肆宣传“工人纠察队将要袭击龙华驻军”等谣言，为武力镇压制造借口。同时组织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简称“工联会”）等黄色工会，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对抗。
这位像流氓头子远胜政府领袖的半吊子政客，深知直接动用军队屠杀工人会引起国际舆论反感，且军队中也有部分官兵同情革命。因此，他选择了与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紧密勾结。
地痞无赖们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等伪装组织，由他们充当暴力行动的急先锋和“白手套”，以便事后推卸责任。
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第一军（何应钦部）和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调防上海，替换掉对工人抱有同情心的北伐军（薛岳师），完成了军事包围。
派遣代表与驻沪的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进行沟通，后者承诺其驻军将“保持中立”，并允许蒋介石的军队通过租界，从而为突然袭击提供霖理便利。
整个过程是一场有预谋、分步骤的残酷镇压。
徐渊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公馆中冷眼旁观，他已经警告过与自己有过接触的左翼作家夏言、陈汉生等人，也郑重其事的把可能的情况分析给了疑似（实际上基本确定）地下党的远亲徐驰卿，后续发展如何，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蒋介石在4月初于上海召开一系列秘密会议后，就下定了“清党”决心。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试图缓和国共关系，但为时已晚，反而麻痹了部分共产党人。
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罢工、集会、游行，为镇压提供法律依据。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密令。深夜，杜月笙诱捕并残忍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砍掉了工人运动的指挥中枢。
4月12日凌晨，数百名青帮流氓，臂缠“工”字袖标，手持武器，从法租界乘汽车四处出击。他们袭击了上海总工会所在的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东方图书馆）等十余处据点，双方发生冲突。早已部署好的第二十六军士兵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赶到现场，他们欺骗工人纠察队，要求双方放下武器。当工人信以为真停止抵抗后，军队立即翻脸，强行收缴了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的全部武装，并占领了各据点，抵抗者被当场枪杀。
4月12日白，上海各区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要求发还枪支、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工人。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组织了10万余工饶游行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时，周凤岐部队竟然用机枪向密集的游行人群疯狂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顿成血海。
随后，军队开始全市大搜捕，凡是他们认为的“共产党分子”或激进工人，即行逮捕、枪杀。上海总工会、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等机构被强行解散。
4月14日-15日，镇压蔓延至上海各区，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持续进校据不完全统计，在政变后的三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以上海“四一二”为信号，蒋介石控制下的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地相继发动了同样的血腥“清党”运动。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正式“分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总体而言，“四·一二”政变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决定性分水岭。他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颠覆性的转变：他从一个代表各革命阶级联盟（工人、农民、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军领袖，彻底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独裁者。
政变前，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地位虽高，但仍受到党内左派（如汪精卫）和共产党势力的制约。他的权力基础是“国民革命”，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进步性。
政变后，他通过暴力手段清除脸内最重要的制约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现了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的绝对独裁。随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左派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很快实现“宁汉合流”，最终会成为中华民国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力不再基于革命共识，而是基于军队、特务组织和官僚体系的暴力支撑。
与此同时，他彻底背叛了革命的工农阶级和资产阶级，转而积极与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如江浙财阀）、地主豪绅和旧式军阀结盟。这些人也将成为他新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支柱。某种意义上这同时意味着他的统治基础从“全民革命”急剧收窄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上海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被血腥镇压，工农运动被残酷扑灭。这使得蒋介石及其政权在工人和农民眼中，从“革命统帅”变成了“刽子手”和“新军阀”。他失去了中国最广大人口的支持，为其政权未来的脆弱性埋下了伏笔。
对于已经沦为“权力动物”的蒋某人来，好处也很明显。城市的资本家们欢迎政变，因为他们害怕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损害其利益；农村的地主豪绅则欢呼雀跃，因为农民协会的革命行动被终止。蒋介石成为了维护旧有剥削秩序、镇压社会革命的“守夜人”，从而赢得了这些上层阶级的效忠和支持。
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蒋介石彻底抛弃。在革命阵营内部和进步人士看来，蒋介石的行为是对孙中山遗志的公开背叛，是一场赤裸裸的反革命政变。他从“总理信徒”的光环中跌落，其政权的革命合法性荡然无存。从此，中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开始称其为“蒋介石匪帮”，其道义形象一落千丈。
他的统治不再以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号召，而是转向强调传统伦理（如“新生活运动”）、社会稳定和坚决反共的保守主义。其政权的核心任务从“完成国民革命”变为“维持统治”和“剿共”。
蒋介石与苏联的彻底决裂，苏联顾问被驱逐，共产主义的影响被清除。政变极大地赢得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好福因为他们一直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视为苏联支持的排外运动。蒋介石通过镇压“激进”的工农运动并向他们示好（如承诺保护外国在华利益），逐渐被西方视为一个可以打交道、能够维持“秩序”的稳定力量，这为他后来争取外国支持和援助奠定了基础。
一系列的变化是矛盾且致命的！他虽然在短期内通过暴力巩固了个人权力，但却因此失去了民心，与中国最迫切的社会革命需求（土地革命、反帝斗争）相对立。这导致了他的政权始终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力量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最终决定了中国未来二十多年内战的历史走向，也预示了其政权最终失败的命运……
除开未来的深远影响，眼下局势已然清晰明了，手握军权、又通过政治清洗逐步收拢党权的蒋介石，已然一跃成为中华大地上最具分量的“实力派”。
在局势稍作平稳，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的徐渊也准备展开行动。他虽然打心底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不认同，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审时度势的手段从中攫取应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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