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凯伊文书提供的账册像一盏明灯，照亮了科瓦斯纳县腐败蛛网的每一个角落。米哈伊王储在震惊之余，也感到一丝庆幸——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但如何运用这个武器需要极度谨慎。直接公开账册会打草惊蛇，也可能在当地引发政治地震。与波佩斯库摊牌时机未到，县长的背后显然有更强大的保护伞。
米哈伊采取了双轨策略。明面上，他继续推进温和的改革措施，给人以“王储在困难面前退缩”的假象；暗地里，他让弗拉迪米尔和两名可信的侍卫暗中调查账册中提到关键人物和资金流向。
第一个改革尝试从最简单的环节开始——政务公开。米哈伊要求县政府在广场设立公告栏，所有政策法规、税收标准、土地争议处理流程都必须用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同时公示。他还引入了一个简单的反馈机制：任何公民对公示内容有异议，都可以投入特制的意见箱，钥匙由王储办公室直接保管。
这个措施立刻产生了效果。公告栏前每都挤满了不同民族的居民，有人认真抄写条文，有人激烈争论，更多人则尝试使用意见箱。第一个月，王储办公室就收到了超过两百份投诉和建议，远超县政府以往一年的信访量。
波佩斯库对此不以为然：“殿下，这些琐碎的抱怨只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
“了解民情怎么会是浪费时间？”米哈伊反问。他每晚上都亲自阅读这些信件，虽然大多言辞激烈、缺乏条理，但拼凑出的图景比任何官方报告都真实。
第二个措施是建立民族事务协调机制。米哈伊绕过县政府常规架构，直接邀请各民族社区推举代表，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气氛紧张，匈牙利族代表与罗马尼亚族代表分坐长桌两侧，彼此连目光都不愿接触。
“我知道你们互不信任，”米哈伊开门见山，“但请思考一个问题：是继续这样争斗下去，让某些人从中渔利，还是尝试寻找共同利益？”
他拿出政务公开后收集到的数据：超过六成的投诉针对的是官僚体系的低效和腐败，只有不到三成直接与民族矛盾相关。
“看，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米哈伊指着数据。
咨询委员会最初几次会议几乎都是在争吵中度过的。但随着讨论深入，代表们开始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共同点：无论是匈牙利族商人还是罗马尼亚族农民，都苦于苛捐杂税；不同民族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所有社区都需要更好的道路和医疗设施。
米哈伊趁热打铁，推动成立邻一个跨民族合作项目——联合监督组，负责跟踪县政府对民众投诉的处理情况。这个举措直接触动了腐败网络的利益。
抵抗很快以各种形式出现。先是县政府各部门以“需要请示上级”为由拖延处理投诉；接着当地几家报纸开始刊登匿名文章，质疑咨询委员会的合法性；最后甚至发生了王储办公室夜间被闯入的事件，幸好账册已被转移到安全地点。
“他们害怕了，”弗拉迪米尔在检查被悄文件柜时，“殿下，我们应该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米哈伊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克制。他只是加强了办公室的安保，对外宣称失窃的只是“普通文具”。这种反应让波佩斯库等人误判形势，认为王储在压力面前退缩了。
暗地里，米哈伊的调查取得了关键进展。通过追踪资金流向，他们发现布加勒斯特的那个账户属于一个名桨特兰西瓦尼亚发展基金会”的组织，而该组织的理事名单上，赫然有着内阁某重要部长的名字。
与此同时，米哈伊开始推行第三个，也是最大胆的改革——税务试点。他选择了一个罗马尼亚族和匈牙利族混居的乡镇，推行全新的税收评估体系：由跨民族委员会共同参与评估，所有交易和资产明细完全公开，税款使用情况全程可追溯。
试点最初困难重重。当地匈牙利族地主抵制“侵犯隐私”，罗马尼亚族农民则怀疑这又是新骗局。米哈伊亲自驻点两周，主持每一次评估会议，调解每一个争议。
试点成功的转折点来自一个意外。在评估一块争议林地时，罗马尼亚族村长和匈牙利族地主吵得不可开交，直到一个德意志裔林业专家——米哈伊特意邀请的中立第三方——指出这片林子正遭受严重的虫害。
“如果继续争吵下去，等虫子吃光树木，你们争的还有什么意义？”专家的问题让双方都沉默了。
在米哈伊的协调下，地主和村庄达成了临时协议：共同出资治理虫害，未来的收益按比例分配。这个案例成为整个试点的转折点，其他争议也陆续找到妥协方案。
试点三个月后，结果令人振奋：该乡镇的税收合规率上升百分之四十，民族间的冲突投诉下降百分之六十，连当地经济都因为环境改善而有所增长。
然而，就在米哈伊准备向全县推广试点经验时，来自布加勒斯特的阻力终于浮出水面。内阁发来公文，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地区紧张”为由，要求暂停税务试点的“过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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