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的灯光永远惨白，像一张永不疲倦的审判席。我值夜班的第三个年头，已见证过太多人性边缘的故事。但那一晚，林国栋父子走进来的情景，仍如一道无法愈合的刀疤，深深刻在我记忆的皮肤上。
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急诊大厅的自动门滑开。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男孩冲进来，步伐慌乱得像踩在滚烫的铁板上。
“医生！医生在哪里？！”男饶声音撕裂了候诊区的空气。
我立刻从分诊台后站起。男人约莫四十岁，穿着皱巴巴的衬衫，领口歪着，头发凌乱。但他怀里的男孩才是焦点——大约八九岁，左额角裂开一道三公分的伤口，血已凝结成暗红的痂，但新鲜的血液仍沿着太阳穴往下淌，染红了孩子的校服衣领。
男孩不哭不闹，只是安静地靠在父亲肩上，右手紧紧攥着父亲衬衫的领子。
“什么情况？”我问，同时引导他们走向处置室。
“我...我用椅子砸了他。”男人声音哽咽，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石头。
候诊区的其他患者和家属不约而同地转过头。角落里，一个手臂骨折的少年忘记了自己的疼痛，张着嘴看着这一幕；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下意识地收紧手臂；角落里等待的老大爷摘下老花镜，沉重地叹了口气。
这就是医院的群像——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却在某个瞬间成为他人悲剧的旁观者。痛苦在此处是共通的货币，只是面额不同。
处置室里，我让男孩躺在检查床上。他叫林，九岁，学三年级。
“，告诉医生叔叔，疼吗？”我一边准备清创器械，一边问。
男孩摇头，但当我用碘伏触碰伤口边缘时，他还是本能地缩了一下。
“对不起，医生，对不起...”林国栋站在一旁，双手不停颤抖，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暗红色的痕迹——那是他孩子的血。
“爸爸，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孩子的伤可能会影响处理方式。”
林国栋靠在墙上，像被瞬间抽去所有力气：
“他今数学只考了10分。老师发来信息，问我孩子最近怎么了。我...我最近被公司辞退了，三个月没找到工作，房贷、车贷...”他抓着自己的头发，“他之前都考八九十分的，这次居然只考了10分！我问他为什么，他一句话不。我气疯了，抄起餐椅...”
林国栋突然崩溃了。
“我砸过去的时候，他没躲...”男人泣不成声，“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椅子腿砸中了他的额头，血一下子涌出来。那一刻，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东西...那不是恐惧，是别的...”
“是什么？”我问，同时检查伤口深度。还好，不需要缝合太多针。
“是...理解。”林国栋吐出这两个字时，整个人滑坐到地上，“他理解我的愤怒。他知道我失业了，知道我压力大。他故意不躲...他在用这种方式惩罚我。”
我被这个解读震撼了，转头看向床上的。男孩的眼泪终于流下来，和血迹混在一起。
“不是的，爸爸。”的声音很轻，很坚定，“我是想，如果我躲开了，椅子会砸到妈妈的照片。”
处置室里突然安静得可怕。
林国栋像被雷击中般僵住，然后开始用双手疯狂扇自己耳光，一声声清脆响亮。接着，他用头撞向墙壁，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不要！爸爸不要！”从床上弹起来，不顾头上的伤口还没处理完，光着脚跑到父亲身边，用的身体挡在墙与父亲之间。
“爸爸不要打自己！”他抱住父亲的头，泪水滴在父亲的头发上，“是我的错，我不该只考10分，我以后一定考一百分...”
我拉过林国栋，给他注射了少量镇静剂。他瘫坐在椅子上，眼睛空洞。
“妈妈的照片？”我一边为缝针，一边轻声问。
“妈妈去年生病走了。”平静得不像个孩子，“我们家的全家福在餐桌边的墙上。爸爸扔椅子的话，会砸到妈妈。我不想妈妈的照片被砸坏。”
林国栋发出了野兽般的哀嚎。
处置完毕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被血渍沾染的试卷。正面是鲜红的“10分”，翻到背面，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爸爸找工作指南
1.上网查面试技巧(问王叔叔借电脑)
2.给张阿姨打电话(她公司可能在招人)
3.爸爸的西装要熨一下(我学会了用熨斗)
4.做简历(我可以帮爸爸打字)
5.不要灰心，我和爸爸在一起...”
“考试的时候，我没做数学题。”低头，“我在想爸爸的事情。老师发下试卷，我就开始写这些。后来交卷时，忘记翻过来做正面了。”
林国栋夺过试卷，盯着背面那些稚嫩的字迹，整个人剧烈颤抖。他将脸埋在试卷里，哭声从指缝中漏出，压抑而绝望。
我给包扎好，开了消炎药，建议他们第二去儿科做详细检查，观察是否有脑震荡。
“医生，我会坐牢吗？”林国栋突然问，眼睛红肿。
“我是医生，不是法官。”我平静地，“但需要父亲，而不是囚犯号码。”
他们离开时，林国栋紧紧抱着儿子，像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趴在父亲肩上，对我挥手再见，头上的白色纱布在灯光下格外刺眼。
那之后，我常常在急诊室见到各种伤痕——车祸的外伤、家暴的淤紫、意外的骨折。但有一种伤痕，x光照不出，纱布盖不住，它藏在皮肤之下，血液之中，成为一个家庭永久的印记。
三个月后，我在门诊再次遇见他们。林国栋找到了新工作，虽然收入不如从前，但眼里的光回来了。的伤口留下了一道浅色疤痕，被刘海巧妙地遮住。他这次数学考了98分。
“医生叔叔你看。”他骄傲地展示试卷，然后翻到背面——那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用红笔画的爱心。
“背面的清单呢？”我问。
“不用啦。”笑着，“因为爸爸已经找到工作了，最重要的是...”他转向父亲，“爸爸学会了不打人，我学会了躲开。”
林国栋的眼圈又红了，但这次是因为别的。
离开诊室时，我听见声：“爸爸，如果我下次考不好，你还会生气吗？”
“会。”林国栋诚实地，“但我会生气地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然后我们一起看错题。永远不会再有椅子，我保证。”
“我相信你，爸爸。”
医院走廊里，父子的背影渐渐走远，融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郑急诊室的群像不断更迭，每个人都有伤口要愈合，每个人都有故事在继续。只是有些人幸载在血迹中找到了出路，而有些人永远迷失在愤怒的迷宫里。
作为医生，我能缝合皮肤上的裂口，却缝合不了那些看不见的伤口。但至少那晚上，我见证了一个伤口开始愈合的时刻——在椅子砸下之后，在血迹凝固之前，在一个孩子决定不躲闪的勇气里，在一个父亲学会停手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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