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春风刚吹绿黄土坡的田埂，“红玉种植基地”的塑料大棚就立起了成片的骨架。石头戴着安全帽，指挥工人给黄瓜秧搭架，手机里传来苏晓雅的声音：“石头哥，新加坡的酱菜订单又追加了，娘让你盯着基地的蔬菜品质，千万别出岔子。” 他刚挂电话，就看见聂红玉抱着沈念红，在老会计的陪同下往村学的方向走——这是她每次回黄土坡必去的地方。
村学还是二十年前的旧模样，土坯墙裂着缝，糊着的报纸都褪成了黄颜色。操场是凹凸不平的黄土地，一刮风就扬沙，孩子们在沙堆里追逐，校服上沾着泥点。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哗哗响。聂红玉走到窗边，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正站在黑板前讲课，粉笔断了半截，她就用手指沾着粉笔灰写，冻得通红的手背上裂着口子。
“那是王老师，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儿三年了，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块，还经常拖欠。” 老会计叹了口气，“去年冬雪大，她踩着雪来上课，摔断了腿，在家躺了半个月，还惦记着学生，让隔壁村的老师帮忙代课。” 聂红玉看着教室里的孩子，他们坐着破旧的木凳，课本卷着边，却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盯着黑板，忽然想起1970年的自己——那时候黄土坡连个正经老师都没有，她只能用酒店培训手册的背面，教石头认字。
下课铃响了，王老师走出教室，看到聂红玉，赶紧擦了擦手上的粉笔灰，有些拘谨地打招呼：“聂总，您来了。” 她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絮，鞋子上沾着泥。“孩子们的课本不够，我正想跟您，能不能帮着凑点钱买些新书。” 聂红玉刚要开口，就看见一个男孩跑过来，举着一张画：“王老师，这是我画的您，您就像红高粱一样好看。” 王老师笑了，眼睛里闪着光，那是比任何物质都珍贵的满足。
回到北京的当晚，聂红玉就召开了董事会。她把在黄土坡拍的照片铺在会议桌上——裂着缝的教室、冻裂手的王老师、卷边的课本，一张张都戳人心窝。“咱们‘红玉’现在日子过好了，该给这些孩子、这些老师做点实事了。” 聂红玉的声音很沉，“当年我在黄土坡，要是有个好老师，石头也不会错过那么多读书的机会。现在咱们有能力了，不能让下一代还受这份苦。”
“我同意！” 陈教授第一个表态，他推了推老花镜，“我当年下放的时候，就想着要是能有个像样的教室，多少孩子能走出大山。教师是根，根壮了，树才能长得高。” 沈廷洲也点头：“红玉得对，咱们不能忘本。不过咱们得想清楚，资助教师不是数目，钱要花在刀刃上。”
老周却皱着眉，手指头在计算器上敲得飞快：“聂总，去年咱们捐了十万块建留守儿童之家，今年又要建种植基地，再搞教师扶持，资金压力太大了。再，这些是公益，对咱们生意没好处啊。” 几个股东也附和：“是啊聂总，咱们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还是以赚钱为主。”
聂红玉拿起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王老师：“这位王老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的课，每月工资不够糊口，却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孩子买文具。咱们的酱菜能卖到南洋，靠的是黄土坡的土地，靠的是乡亲们的支持，现在帮他们，不是亏本，是报恩。” 她顿了顿，又，“而且，咱们的‘红玉助学基金’要升级成‘红玉慈善基金会’，专门做乡村教育扶持，这不仅是公益，更是‘红玉’的口碑——一个有良心的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她拿出早就做好的方案，上面写着“乡村教师扶持计划”的具体内容：每年资助1000名贫困地区乡村教师，每人每月补贴200块工资；为受助学校配备教学设备，包括黑板、课桌椅、图书；每年组织教师去北京培训，费用全免；在条件艰苦的地区，建“红玉教师公寓”，解决教师住宿问题。“这些钱，从咱们的利润里出，拿出全年利润的10%，足够支撑这个计划。” 聂红玉的话掷地有声，老周看着方案，终于点零头：“聂总，我信你，就按你的办。”
基金会的筹备紧锣密鼓地展开。苏晓雅负责对接教育部门，统计贫困地区教师名单；石头负责教师公寓的设计，他特意采用了黄土坡的建筑元素，既保暖又省钱；沈廷洲联系施工队，确保建材质量；聂红玉则亲自起草扶持协议，每一条都写得细致——补贴按月足额发放，设备要符合教学标准，培训要请北京名校的老师授课，这些都延续了她当年做酒店管理的严谨。
消息传到汤书记耳朵里，他特意上门拜访：“红玉，你这是做了件大好事！市里正愁乡村教育的问题，你这个计划刚好能帮上大忙。我已经跟省教育厅打招呼了，他们会给咱们提供政策支持，帮着筛选受助教师，保证公平公正。” 他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省里要评选‘公益模范企业’，我已经把‘红玉’报上去了，这是实至名归。”
可麻烦也随之而来。钟守刚不知道从哪儿听了基金会的事，又开始在背后搞鬼。他跑到黄土坡，跟乡亲们散播谣言：“聂红玉搞基金会是假的，就是为了骗政府的补贴，你们别上当！” 有几个不明真相的老人，真的去问老会计：“聂总不会骗咱们吧？” 老会计气得直跺脚，赶紧给聂红玉打电话。
聂红玉没恼，反而觉得这是个澄清的机会。她让苏晓雅把基金会的账目公开，贴在各个分店和黄土坡的公告栏上，每一笔捐款、每一笔支出都写得明明白白。然后她亲自回了趟黄土坡，召开了村民大会，把王老师请上台。“王老师，您，咱们的补贴是不是真的？” 王老师拿着刚领到的200块补贴，激动地：“是真的！聂总不仅给我们发补贴，还答应给学校建新房，以后孩子们再也不用在漏风的教室里上课了！”
钟守刚也混在人群里，见势不妙想溜，被沈廷洲拦住了。“你散布谣言，破坏公益，今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沈廷洲的声音像惊雷，钟守刚吓得腿都软了。乡亲们也反应过来，纷纷指着他骂：“你就是见不得聂总好！”“以前你就总搞破坏，现在还来骗人！” 钟守刚灰溜溜地跑了，从此再也不敢来黄土坡捣乱。
1996年4月，“红玉慈善基金会”启动仪式在“红玉家常菜”总店举校仪式现场布置得简朴却温馨，墙上挂着乡村教师的照片，还有孩子们写的感谢信。省教育厅的领导来了，汤书记来了，受助教师代表来了，连新加坡的林福生都特意发来了贺电，要在南洋华侨中宣传这个计划，号召大家一起支持乡村教育。
王老师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她穿着聂红玉送的新棉袄，手里攥着发言稿，声音哽咽：“我在黄土坡教了三年书，从来没想过能拿到补贴，能去北京培训。聂总常，不能忘本，她真的做到了。我代表所有受助教师保证，一定好好教书，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不辜负‘红玉’的期望。”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聂红玉走上台，接过省教育厅颁发的“公益模范企业”牌匾，然后举起话筒：“今站在这里，我想起1968年的黄土坡——那时候我刚到这儿，连饭都吃不饱，却看着孩子们因为没老师，只能在田埂上瞎跑。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一我有能力了，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有书读，有好老师教。”
她指着台下的石头：“我儿子石头，当年就是在黄土坡的土坯房里认字的，现在他成了‘红玉’的骨干。我孙子念红，现在有最好的条件，可还有无数像当年石头一样的孩子，他们需要帮助。” 聂红玉的声音提高了几分，“‘红玉’的根基在黄土坡，在乡亲们的支持里，现在咱们把利润拿出来做公益，不是施舍，是回报。我希望‘红玉’的这份初心，能像红高粱一样，在黄土坡扎根，在更多地方发芽。”
启动仪式结束后，聂红玉带着王老师等几位受助教师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她早就联系好了，让这些老师跟着名校的教授听课、学习教学方法。王老师站在北师大的教室里，摸着崭新的多媒体设备，激动得不出话：“这要是能用到我们村学，孩子们肯定高兴坏了。” 聂红玉笑着：“放心，下个月就给你们送过去。”
柳氏也没闲着，她召集家里的女眷，给乡村教师做棉鞋。“当年红玉在黄土坡，脚冻得肿，现在这些老师也不容易，咱们做几双棉鞋，让他们暖和暖和。” 她的手不太利索，针脚没以前细密，却每一针都透着心意。聂红玉看着婆婆，心里暖暖的——这个曾经嫌弃她成分的农村妇人，如今也成了公益的一份子，这就是最动饶改变。
夏的时候，第一所“红玉教师公寓”在黄土坡建成了。两层楼，刷着米黄色的墙漆，每个房间都有暖气、书桌和衣柜。王老师搬进公寓的那，特意请聂红玉来做客，做了黄土坡的家常菜——蒸红薯、炒土豆丝，都是当年聂红玉常吃的。“聂总，您尝尝，这是用基地种的土豆做的，比以前的好吃多了。” 王老师笑着，眼里满是感激。
公寓楼前的空地上，孩子们围着新送来的图书和篮球，笑得合不拢嘴。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跑过来，给聂红玉递了一朵野花：“聂奶奶，王老师您是好人，以后我也要像您一样，帮助别人。” 聂红玉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好孩子，好好读书，以后考去北京，去更远的地方。”
这时候，石头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报表：“娘，咱们的扶持计划已经覆盖了十个县，1000名教师都领到了补贴，还有二十所学校的设备也到位了。省教育厅，下个月要在咱们这儿开现场会，让其他企业都学学咱们的经验。” 聂红玉接过报表，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却比任何外贸订单都让她踏实。
晚上，聂红玉和沈廷洲坐在教师公寓的院子里，看着满的星星。沈念红在她怀里睡熟了，嘴巴偶尔动一下。“廷洲，你咱们做的这些，值吗？” 聂红玉轻声问。沈廷洲握住她的手：“怎么不值？你看那些孩子，那些老师，他们的笑脸就是最好的回报。当年我爹，做人要积德，咱们现在做的，就是积德的事。”
他顿了顿，又：“我跟汤书记商量好了，明年在黄土坡建一所‘红玉希望学’，用最好的建材，请最好的老师。让咱们的念红，以后也来这儿看看，知道他的名字里，藏着这么多故事，这么多责任。” 聂红玉笑了，靠在他的肩膀上，晚风带着红薯的香气，温柔得像当年在黄土坡的夜晚。
第二一早，聂红玉去了柳氏当年住的窑洞。窑洞里的纺车还在，墙上挂着她当年教石头认字的木板，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她把沈念红的鞋子放在纺车上，轻声：“娘，咱们的基金会启动了，帮了好多老师和孩子。您当年总，做人要实在，现在咱们用实在的行动，回报这片土地。您放心，‘红玉’的初心不会丢，黄土坡的根，咱们会守一辈子。”
春风吹过窑洞，带来了基地里西瓜的清香。聂红玉走出窑洞，看到王老师带着孩子们在田埂上认蔬菜，孩子们的笑声传遍了整个黄土坡。远处的“红玉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黄瓜，准备越北京的酱菜厂；“红玉教师公寓”的窗户里，亮着温暖的灯光，那是老师在备课的身影。阳光洒在黄土坡上，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回到北京后，聂红玉召集团队开会，宣布了新的计划：“咱们的基金会要搞一个‘红玉教师奖’，每年评选100名优秀乡村教师，奖金一万块，还要组织他们去国外考察学习。另外，咱们和师范学校合作，设立‘红玉奖学金’，资助贫困师范生，让他们毕业后愿意去乡村教书。”
会议室里，掌声雷动。苏晓雅激动地：“聂总，我已经收到了好多老师的感谢信，还有孩子画的画，都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了。” 老周也笑着：“现在咱们‘红玉’的名声更好了，不少客人来吃饭，都冲着咱们的公益来的，营业额比去年涨了不少。” 聂红玉笑了——她做公益从没想过回报，却收获了最珍贵的口碑。
1996年的秋，“红玉希望学”在黄土坡正式开工。奠基仪式上，聂红玉抱着沈念红，和王老师、汤书记、老会计一起铲下第一锹土。沈念红在她怀里咯咯地笑，手挥舞着，像是在为这所学校祝福。周围的乡亲们、孩子们都欢呼起来，声音传遍了整个黄土坡。
那晚上，聂红玉收到了林福生的邮件，附件里是南洋华侨捐赠的图书清单——他把“红玉”的公益计划告诉了华侨们，大家纷纷捐款捐物，要一起支持乡村教育。邮件里写着：“聂总，您用‘红玉’的味道连接了南洋和家乡，现在又用公益连接了爱心。这份初心，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聂红玉看着邮件，抱着沈念红，笑了。她知道，“红玉”的故事早已超越了生意本身——从1968年黄土坡的土坯房，到1996年的慈善基金会；从解决温饱的酱菜，到温暖人心的公益，“红玉”的根，永远扎在黄土坡的土地里，扎在“不忘本、守初心”的信念里。
夜深了，沈念红在她怀里睡熟了。聂红玉站在窗前，看着“红玉家常菜”的招牌在灯光下格外明亮，看着远处“红玉食品”新厂房的轮廓在夜色中逐渐清晰。她知道，无论“红玉”走得多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黄土坡的清风永远是她的方向，乡村教师的粉笔声、孩子们的读书声，永远是最动饶回响。而这份公益的初心，会像沈念红的名字一样，被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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