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省的初夏裹挟着湿热的风，红豆集团总部大厦前却寒意森森。创始人杨国忠突发心脏病离世的消息刚过七日，一则爆炸性新闻便席卷全网——其四名非婚生子女杨森、杨林、杨树、杨叶联合将婚生独女杨玉环告上法庭，要求分割价值180亿元的家族信托基金，一时舆论哗然。
中纪委专案指挥中心内，秦川盯着屏幕上滚动的舆情，指尖划过杨国忠的公开履历。这位以“朴素企业家”人设闻名的集团掌舵人，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接受采访时总“我一年花钱不到三万块，最爱喝白粥配咸菜”，更屡次强调“我赚的钱都是国家的，迟早要回馈社会”。可这份深入人心的形象，却在他离世后被一场遗产争夺战击得粉碎。
“秦书记，江南省纪委报送的线索到了。”李莫愁推门而入，递上厚厚的卷宗，“杨国忠的180亿信托基金设立于2010年，受益人事先登记为‘法定继承人’，但未明确具体名单。现在四名非婚生子女拿出了亲子鉴定报告和杨国忠生前的转账凭证，主张自己的继承权；杨玉环则提交了父亲2023年签署的遗嘱，注明信托基金由其全额继承，双方争执不下。”
秦川翻开卷宗，杨国忠的生活细节与信托条款形成刺眼对比：公开场合他吃穿用度极尽节俭，私下却通过离岸公司设立复杂信托架构，180亿资产涵盖股权、不动产、海外存款，且信托章程中存在多处模糊表述，为日后争夺埋下隐患。更耐人寻味的是，红豆集团作为地方重点国企改制企业，杨国忠持有的核心股权中，有30%源自国有资产量化分配，这180亿信托基金，恰有相当比例与该部分股权的增值收益挂钩。
“舆论焦点在‘人设崩塌’，但核心是国有资产是否通过信托架构被违规转移。”秦川的目光落在“国家的钱”这句公开表态上，“通知专案组，立即赴江南省介入调查。一是核查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源，重点查清国有股权增值部分是否合规纳入；二是核实信托设立、变更的全部流程，是否存在规避国资监管的违规操作；三是调取杨国忠生前的资金往来，厘清非婚生子女主张的‘抚养关系’是否属实。”
专案组抵达杭城时，法院已受理案件，庭审日期临近，双方律师正激烈博弈。杨森四饶代理律师公开表示：“杨国忠先生生前一直履行抚养义务，每月向四名子女支付生活费，这足以证明他认可子女的继承权，信托基金作为遗产，理应平均分配。”而杨玉环方则反驳：“父亲的遗嘱合法有效，且信托设立初衷是保障集团稳定发展，四名原告此前从未公开认亲，如今争夺遗产有违公序良俗。”
核查工作在舆论漩涡中推进。财务组调取了红豆集团改制以来的股权变更记录，发现2015年国资退出时，杨国忠通过“管理层收购”获得的股权，评估价低于同期市场公允价值约23亿元，而这部分股权的增值收益，正是信托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明显存在国资贱卖嫌疑。”办案人员指着评估报告中的漏洞，“评估机构与杨国忠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履行公开竞价程序，违反了国企改制的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信托核查组也有重大发现：2023年杨国忠变更遗嘱时，曾试图修改信托受益人范围，将四名非婚生子女纳入其中，但因涉及国资关联资产，未获集团董事会及国资监管部门同意。而他最终签署的遗嘱，既未经过公证，也未告知信托受托人，其法律效力存在重大争议。更关键的是，信托基金中约60亿元资产，是通过关联交易低价转移的集团核心资产，涉嫌掏空公司、侵占国资权益。
“杨国忠的‘朴素人设’背后，是精心设计的利益输送链条。”秦川看着核查报告，语气凝重，“他一边标榜‘钱是国家的’，一边通过违规改制、关联交易将国资转化为私人信托资产，死后引发遗产争夺，本质是国有资产保护的缺位。”
就在庭审前夜，专案组找到了关键证人——信托公司前高管。对方提供了杨国忠生前的录音证据，录音中他明确表示：“信托里的钱有一半是从国企改制里赚的，得想办法留给所有孩子，不能让国资那边发现破绽。”结合此前查清的股权贱卖、资产转移证据，一条“违规侵占国资—设立家族信酮试图跨代转移”的完整链条浮出水面。
庭审当日，当专案组将国资流失的核查证据提交法院时，全场哗然。杨森四饶继承主张因涉及违规资产而失去基础，杨玉环的遗嘱也因资金来源涉嫌违法而被认定部分无效。法院当庭裁定，终止遗产分割诉讼，将案件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消息公布后，舆论反转。网友纷纷感慨：“比起遗产争夺，更该查的是国资怎么变成了私人信捅“人设崩塌事，侵占国资事大”。红豆集团随即启动国资追偿程序，180亿信托基金被依法冻结，等待进一步的资产甄别与返还。
江南省的夜色中，秦川站在专案组驻地的窗前，看着城市的灯火。这场由遗产争夺引发的调查，撕开了企业家“完美人设”的伪装，更敲响了国有资产保护的警钟。无论手段多么隐蔽，无论包装多么光鲜，任何觊觎、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终将在反腐利剑下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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