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的寒意裹着细雨，敲打着中纪委办公大楼的玻璃窗。秦川的办公桌上，摊着一沓刚从江南省加急送来的调查报告，纸页上的铅字，字字都透着一股令人脊背发凉的荒诞。
北方博物院文物案的调查刚有眉目，江南省江东博物院的举报信就雪片般飞来。举报人不是旁人，正是潘家旁支、常年驻守江东博物院参与文物修复的庞叔令。信里的内容，比《晃山一隅图》拍出价更让人齿冷——一幅盖着“赝品”红章的《晃山一隅图》残卷，竟在秋拍会上被喊到8800万的高价，而这幅残卷，本该躺在江东博物院的库房里，标注着“2014年注销”。
“不是偷作祟，是流程自己塌了。”秦川捏着报告，声音沉得像淬了冰。
专案组连夜整理出的线索，条条都戳中了制度的软肋。2012年，这幅《晃山一隅图》残卷被判定为赝品，可判定依据里，既没有高清的比对照片，也没有科学的理化检测报告，更没有专家签字的鉴定意见书；2014年的注销记录，更是潦草得离谱，销毁或退回的去向一栏空白，经手人签名模糊不清。十年后庞叔令翻库，发现包括这幅残卷在内的五件文物不翼而飞，库房的台账却干干净净，仿佛那些国宝从未存在过。
最可怕的，是那个被当成铁律的“位移记录”。
本该填满经手人、时间、缘由、去向四栏的卡片，在2005年系统升级时，被批量导入成了“默认未移动”。位移栏的数字“0”，像一张隐身符，罩住了文物被悄悄挪出库房的所有痕迹。技术升级本是补洞，到头来却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毯，让那些见不得光的脚步，踩得更轻，走得更远。
“借展”，成了他们堂而皇之的借口。
面对调查组的质询，江东博物院的负责人支支吾吾，只当年是“合作方借展”，流转途职因故流入市场”。可当被追问合作方是谁、合同在哪、保险单号多少时，对方却以“涉及第三方隐私”为由，死死闭住了嘴。那把本该守护国宝的钥匙，早被切成了无数瓣，握在不同饶手里，只要需要，就能随时拎走一卷古画，解自己的燃眉之急。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博物院的免费门票。
“免费”二字，竟成了黄牛手里的撬棍。国庆期间，每2.2万张预约票，口子一开就被秒空。闲鱼上，一张免费门票被炒到两百元，十分钟就能成交四十单。警方顺藤摸瓜抓了六十多人，才发现博物院的票务系统漏洞百出——接口没加密，验证码不刷新，限流只认Ip不认账号。就像一道玻璃门，只用一根细线系着，游客盯着加载圈骂网速，黄牛却用脚本把票池搬空，两边的等待，错位得刺眼。
拍卖图录上，《晃山一隅图》残卷被标注为“北美私人旧藏，八十年代购于东京画廊”，可院内台账明明白白写着“2009年入库”。时间线拧成了麻花，却没人被问责。只因文物一旦被“注销”，就从国有资产变成了“待处理物品”，流向不必上报财政，制度的暗河，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把国宝漂出了公家账本。
秦川看着报告里附的照片——博物院连夜开库接受媒体采访，镜头扫过一排排整齐的文物盒，标签被打码，编号被遮挡，国宝的真容，藏在层层叠叠的阴影里。这座本该储存民族记忆的宫殿，自己的记忆却虚得像一团雾。
“弱证据，弱技术，弱透明。”秦川低声重复着这三个词，指尖用力，几乎要将纸页捏碎，“这不是个别缝，是一整个洞！”
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江南省文旅厅的负责人打来的，声音里满是焦灼：“秦书记，我们已经紧急通知全省文博单位，对十年内所有注销、借展、修复的文物做全面回看，一物一档，影像全留痕！票务系统也接入了公安实人认证接口，外挂直接立案！”
秦川沉默片刻，问道：“若不是庞叔令打官司，若不是《晃山一隅图》残卷被拍场的灯光照亮，这些补丁，会打吗？”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秦川站起身，望着夜色中沉沉的京城。他想起潘家后饶泣血控诉，想起庞叔令翻库时的震惊，想起那些被贴上“赝品”标签、悄悄流向市场的国宝。
“通知专案组，”秦川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明一早，兵分两路，一路进驻江东博物院，封存所有台账和文物库房；一路追查《晃山一隅图》残卷的拍卖资金流向，顺藤摸瓜，挖出背后的利益链条！记住，我们要查的，不只是几件文物的去向，更是那些被蛀空的制度，那些被漠视的责任！”
雨声敲打着玻璃，像是在为这场新的硬仗，敲响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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