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蓝皮账簿在马伯庸桌上搁了一整。他碰都不敢碰，光是看着，心里就一阵阵发紧。
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凤姐儿那双没什么温度的眼睛、账簿上那些触目惊心的名字和利率，轮番在眼前打转。恐惧揪着心口，让他坐立难安。
拒绝？他苦笑着摇头，把这念头彻底抛开。在贾府这地方，被凤姐儿点名办事，是福是祸根本由不得你选。接了，可能是火坑；不接，立马就是绝路。
他没得选。
第二，他几乎是抱着赴死的心，重新坐到桌前。窗外色灰蒙蒙的，他深吸几口气，才用微微发颤的手翻开账簿。
这一次，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只把它们当成冰冷的符号。目光死死盯住数字、日期和杂乱的记录。
不能问，不能打听，只做分内的事——整理核对。他反复告诉自己，像是在念护身咒。
但光是机械地抄写吗？马伯庸知道，若是照猫画虎，出事时他就是现成的替罪羊。凤姐儿轻易就能把所有事推到他这个经手人头上。
他得做点什么，不是为了帮凤姐儿，而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他开始动笔。找出一叠新纸，决定重新做一本清清楚楚的账册。
他的方法极其，甚至规矩到刻板：
他定下固定格式：日期、借款人、借款金额、约定利率、抵押物、应还日期、经手人。每一笔都按这个规矩来，分毫不差。金额既要写大写又要写写，利率明明白白写成月利x分，抵押物也要详细写明成色种类。
字迹写得工工整整，确保谁看了都不会弄错。数字写得尤其清楚，每个都不会写成，每个都不会混成。
在那些特别不合情理的地方——月利五分以上，或是抵押物明显不值钱的，他都悄悄留零痕迹。不是批注，那太扎眼，而是行距略宽一丝，或是墨迹稍重一点。这些细微差别，外人看了只当是书写时的出入，但若真有懂行的细查，或许能看出些不寻常。
这就像在设一个精致的套。表面上看，他把一团乱麻理得清清楚楚，任谁都要夸一句。可内里，这份清楚本身就是证据，记着每一笔肮脏交易的底细。他用绝对的，衬出这生意本身的不规矩。
每写下一行字，他心里都沉甸甸的。
写到月利三分，眼前就浮现老妇人颤巍巍交出血汗钱的模样。
写到抵押幼子长命锁，胃里就一阵翻腾。
写到利滚利，耳边仿佛响起绝望的哭声。
手心一直湿冷，额头不时冒汗。他不断安慰自己：我只是个记漳，我没放贷，没逼债，只是为了活命...
可这安慰苍白无力。他知道，从接过账簿那刻起，他就已经不干净了。他的笔在给这些吃饶勾当打掩护，他是帮凶，哪怕是被迫的。
有次写到一个熟悉的下人名字，手一抖，墨点滴在纸上。他看着那团污迹发愣，觉得那就像自己心上的一块脏，怎么也擦不掉了。
他只能更用力地握紧笔，更专注地造这个规矩的陷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稍微抵消心里的厌恶和恐惧。
几下来，他瘦了一圈，眼下发青。外人看来是为二奶奶的差事尽心，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在这黑泥潭里，艰难地插下一根可能永远用不上的芦苇杆，指望它能救命。
最后一笔写完，他把新旧两本账簿并排放着。旧的杂乱油腻，透着阴私；新的清晰工整，却寒光闪闪。
他不知道这步棋走得对不对，也不知道这份将来是福是祸。但眼下，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自保之法。
他把新账簿仔细收好，旧账簿放在一边。明，就要把这烫手山芋交回去了。而他知道，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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