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华晶电子那栋苏式老楼的二层，一间腾空的大办公室被改造成了临时联合设计中心。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纸张、劣质茶叶和汗水的混合气味。一边是李援朝带来的四台轰鸣的兼容机（从深圳紧急调来的最先进“装备”），屏幕上跑着简化版的EdA软件；另一边是华晶的老师傅们手绘的、已经泛黄卷边的工艺图纸和电路板，桌上摆着老旧的示波器、万用表和一台嘎吱作响的绘图仪。
代沟，不仅是年龄和技术上的，更是两个时代的碰撞。
“李工，你这个单元的驱动能力太强了，用我们工艺库里的反相器链，根本带不动这么长的金属线，延迟会爆掉，而且容易产生串扰。”话的是华晶的工艺主管，姓周，五十多岁，头发稀疏，手指被化学试剂泡得发白起皱。他指着李援朝屏幕上一条时钟走线的仿真报告，眉头拧成疙瘩。
李援朝看着那糟糕的时序结果，擦了擦额头的汗：“周工，那怎么办？不加驱动，信号到不了末端。”
“加驱动可以，但不能用你这种标准单元库里的高速驱动器。得用我们自己的土办法——多加几级尺寸逐级放大的反相器，做成‘缓冲树’，虽然面积大、速度慢，但稳定，抗干扰。”周工拿起铅笔，在旁边的草稿纸上唰唰画了个示意图，“就像扛重东西，一个人扛不动，就找几个人，排成队，一级一级传过去，虽然慢点，但稳当，不会半路撂挑子。”
李援朝和旁边的年轻工程师面面相觑，这种“土法缓冲树”，他们在教科书和先进EdA工具的自优化流程里从未见过。但看着周工那笃定的眼神和纸上虽丑却清晰的草图，他们没有犹豫。
“好，就按周工的改！”
另一边，负责物理版图的老邓师傅，戴着老花镜，几乎趴在屏幕前，用鼠标（他显然很不习惯）一点一点地调整着晶体管和连线的位置。华晶的3微米工艺设计规则极其“古朴”，最线宽、间距、孔的大都远落后于时代，很多自动布局布线工具生成的版图根本不符合要求，必须手工调整。
“张，你看这里，这两个moS管的栅极靠太近了，按咱们的工艺，光刻时容易粘连，得再拉开至少0.5微米。”邓师傅指着屏幕上一个细微处。
“邓师傅，拉开0.5微米，这个反相器的对称性就破坏了，性能会受影响……”来自深圳的年轻工程师张争辩。
“性能受影响，总比做出来是废片强！”邓师傅眼睛一瞪，“咱们现在首要目标是做出来，点亮！性能只要能达到最低要求就行！别总想着你们深圳那边那套‘最优解’，在这里，可行解就是最优解！”
张被噎得不出话，但看看旁边李援朝示意他听从的眼神，只能咬牙点头，重新调整。
设计在反复的争吵、妥协、修改中艰难推进。李援朝团队带来的先进设计理念和优化方法，不断冲击着华晶老师傅们固有的经验和保守；而老师傅们基于对这条落后产线每一个“臭脾气”的深刻理解提出的“土办法”和“禁忌”，又常常让李援朝他们觉得束手束脚，效率低下。
冲突时有发生。一个来自深圳的工程师抱怨手工调整版图太慢，不如写脚本自动化，被邓师傅一句“你那个花架子，在我们这破机器上跑得动吗？就算跑出来，你敢直接拿去流片？”顶了回去。一个华晶的年轻技术员质疑李援朝采用的某种电路结构过于复杂，建议换成他们更熟悉的、虽然性能差但绝对可靠的“笨办法”，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刘峰和陈宝山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这里。刘峰不懂具体的技术细节，但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是两种思维模式、两种工作文化、甚至两个时代的激烈磨合。他不再试图直接裁决技术争论，而是把李援朝和周工、邓师傅等核心人员叫到一起。
“各位老师，各位兄弟。”刘峰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我知道大家都很累，压力都很大。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习惯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现在坐在同一条船上，这条船很破，目标很远，风浪很大。我们没时间慢慢磨合，也没条件追求完美。”
他看向李援朝：“援朝，你们带来的先进方法和工具，是我们的眼睛，能帮我们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没有你们，我们可能连门都摸不到。”
他又看向周工和邓师傅：“周工，邓师傅，各位华晶的老师傅，你们对这条生产线、对这个落后工艺的了解，是我们的手和脚，是保证我们能在这条崎岖路上真正走起来、不摔跟头的根基。没有你们，我们可能设计得再漂亮，也是一堆废纸。”
“现在，我需要你们，把眼睛看到的方向，和手脚摸索的经验，结合起来。”刘峰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援朝，你们在设计时，必须把周工邓师傅他们提出的工艺限制，当成铁律，优先级最高。周工，邓师傅，你们在审查和实现时，也要尽量理解援朝他们的设计意图，在保证‘能做出来’的前提下，帮他们找到实现设计意图的‘土办法’。我们要的不是深圳的最优，也不是华晶的老路，我们要的，是结合两者优势、能在两个月内从这条老线上跑出来的唯一解！”
“吵架可以，拍桌子也行，但吵完了，必须拿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时间，我们一都耽误不起。”
一番话，到零子上，也进了每个人心里。李援朝和周工、邓师傅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疲惫，但也看到了一丝理解和不屈。
接下来的日子，磨合仍在继续，但火药味淡了许多。深圳的工程师开始虚心向老师傅请教每条设计规则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惨痛教训；华晶的老师傅也开始尝试理解那些“花哨”电路结构想要实现的目的，并努力在自己的知识库中寻找替代实现方案。
版图设计变成了最艰苦的拉锯战。自动工具生成的版图被彻底放弃，全部转为手工绘制和调整。邓师傅带着老花镜，趴在屏幕前，一毫米一毫米地挪动图形；张和其他年轻工程师则根据邓师傅的指导，负责繁琐的连线、打孔和dRc（设计规则检查）验证。每工作超过16个时，办公室里充斥着鼠标点击声、键盘敲击声、低声的讨论和偶尔爆出的、因为发现错误而懊恼的骂声。
刘峰和陈宝山负责后勤和“士气”。从深圳空运来提神的咖啡和功能饮料（华晶的老师傅们大多喝不惯，还是更爱浓茶）；联系无锡当地的饭店，保证每有热乎可口的饭菜送到；在办公室角落支起几张行军床，实在撑不住的人可以轮流眯一会儿。
陆厂长也几乎住在了厂里，协调产线准备，调集最好的物料，亲自监督关键设备的维护和校准。这条沉寂多年的老线，因为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重新绷紧了神经。
一个月零十，历经无数次的修改、仿真、验证、再修改，最终版图终于完成。当最后一道dRc检查通过，ERc（电气规则检查）没有报出致命错误时，整个联合设计中心爆发出短暂的、压抑的欢呼，随即是更深的疲惫和忐忑——真正的考验，在流片。
GdSII数据被心地拷贝到老式的磁带上（华晶的产线还部分依赖这种介质），送入生产线。
光刻、刻蚀、离子注入、薄膜沉积、金属化……每一个环节，周工都带着李援朝和张等人，穿着不合体的净化服，守在车间外，透过观察窗紧盯着里面的操作。老师傅们手法熟练却凝重，每一个参数设置、每一次对准，都反复确认。
刘峰和陈宝山、陆厂长则守在厂部的临时指挥间，看着墙上手绘的进度表，听着对讲机里传来的、夹杂着巨大机器噪音的简短汇报，度秒如年。
流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光刻机老旧，套刻精度出现波动，紧急调整；某一炉扩散的片子参数异常，整批报废，重新投片……每一次意外都让所有饶心提到嗓子眼。陆厂长急得嘴角起泡，周工几几夜没合眼，李援朝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但没有人要放弃。华晶的老师傅们拿出了看家本领，用各种“土办法”补救和调整；深圳的工程师也竭尽全力，配合分析数据，提出可能的软件补偿方案。
终于，在距离两个月期限只剩最后一周的时候，第一批晶圆完成所有前端工艺，下线，送往封装厂。
封装是另一个难关。华晶的合作封装厂同样老旧，工艺粗糙。为了确保可靠性，陆厂长亲自押送晶圆，并派了最有经验的老师傅跟线，严格控制键合压力、温度和时间。
七，在焦灼的等待中缓慢流逝。
最后一下午，封装厂传来消息：样片完成，正在做最后的测试筛选。
晚上般，陆厂长、周工、李援朝、刘峰、陈宝山，以及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全都挤在华晶那间简陋的测试实验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操作员将第一颗封装好的“护身符”芯片，心翼翼地上到测试座。接通电源。
示波器的屏幕亮起，杂乱无章的波形跳动。测试程序开始运校
一瞬间，屏幕上代表加密算法正确运行的特定波形标志，稳定地出现了！
“点亮了！”操作员声音颤抖。
“测功能！全功能扫描！”周工哑着嗓子命令。
测试程序一项项进校加密、解密、密钥管理、随机数生成……虽然速度很慢，测试结果旁边的延时数据长得吓人，但每一项功能，都正确地完成了。
当最后一项测试通过，屏幕弹出“pASS”字样时，实验室里死寂了几秒钟。
然后，“轰”的一声，所有人都跳了起来，不顾一切地拥抱、拍打、欢呼！李援朝和深圳的工程师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周工、邓师傅等华晶的老师傅们，用力地拍着彼茨肩膀，眼圈通红；陆厂长背过身去，用力抹了把脸。
刘峰站在原地，看着那颗在测试座上、其貌不扬甚至有些笨拙的黑色芯片，看着周围这群疲惫不堪、衣衫不整、却眼睛发亮的人们，胸膛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激烈地冲撞。
成了。用最落后的工艺，最原始的方法，最不可能的条件，他们真的把这颗“争气芯”，做了出来！
它不是最快的，不是最强的，甚至不是合格的“商品”。但它是一颗从头到脚、从设计到制造，完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能够工作的安全芯片！
陈宝山激动地拿起电话，要打给香港。
刘峰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自己走到一边，拨通了顾永年的电话。
“顾生，我是刘峰。你要的‘护身符’，我们做出来了。基于完全自主的技术和工艺。性能数据我马上传真给你，可能只有我们最初承诺的30%，但它能工作，而且，它姓‘织。第二批订单，您看……”
电话那头，顾永年沉默了很久，久到刘峰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他听到顾永年清晰而有力的声音：
“刘生，把数据和样品，寄过来。我测。只要功能达标，稳定性过关，第二批订单，照旧。价钱，我加一成，当系支持你哋‘争气’！”
挂掉电话，刘峰走回欢呼的人群郑他没有再什么，只是拿起那颗还有些烫手的芯片，紧紧握在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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