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南军队是楚阳一手缔造的“铁军，建国初期的战争、抗战时期的浴血奋战，让这支军队赢得了民众的绝对信任，“不怕牺牲、忠诚报国”的军魂深入人心。但二战后，长期的和平环境军队逐渐褪去战时锐气，腐化、松弛问题日益凸显，战斗意志大幅衰退，与“强军卫国”的初心背道而驰。
军队经商成风是最突出的问题：部分高级将领借鉴抗战时期“自给自足”的旧模式，利用资源与军队特权，大规模涉足商业领域，将军队权力异化为牟利工具，越安省军区将领李伟，利用军区控制的港口与运输线路，垄断当地石油运输贸易，强制石油企业支付高额运输费，每年从中获利超3000万兴南元，还将部分军用油料倒卖至周边国家，导致军区下辖的边防部队因油料短缺，每月只能开展1次巡逻任务，边境管控出现漏洞；中南半岛军区将领陈锋，联合本地商人开办橡胶厂、木材厂，将占领区的优质橡胶林、原始森林据为己有，通过过度开采获取巨额利润，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发本土族群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有基层军官将军用钢材、车辆、武器配件等物资倒卖牟利，某边防团的一名营长，将团里配备的10辆军用卡车倒卖至黑市，所得款项用于购置房产与奢侈品，导致该团在执行物资运输任务时只能租用民用车辆，效率大幅下降。经商带来的利益纠葛，让部队精力分散，训练投入严重不足，某边防部队的实战演练频率从每月3次降至每季度1次，士兵的射击、战术配合等基础技能明显下滑，在1955年的年度军事考核中，该部队有30%的士兵射击成绩不达标，战术演练中多次出现配合失误的情况。
纪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同样严重：基层官兵在占领区长期执行维稳任务，缺乏实战压力，纪律松弛现象普遍，部分官兵滥用职权，欺压当地民众，掠夺民间财物。1955年夏，中南半岛某县的几名驻军士兵，以“排查反兴南分子”为由，闯入当地泰族民众家中，抢走贵重财物与粮食，还殴打反抗的民众，导致3名民众受伤，事件引发当地泰族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严重损害了军队形象；高级将领中，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情况逐渐出现，部分将领凭借手中权力，在军队内部培养亲信，形成“山头势力”，不听从中央指挥，破坏军队内部的团结统一。苏门答腊军区的一名副司令，利用晋升提拔的权力，将亲信安插至军区各关键岗位，形成独立于中央指挥体系之外的团体，在军区物资调配、军事训练等工作中自行其是，甚至拒绝执行中央下达的裁军命令，影响指挥体系的高效运转。
更危险的是，二五计划期间国防力量的快速提升，让部分官兵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对潜在的外部威胁（如美苏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周边敌对国家的挑衅）缺乏警惕性，甚至出现“畏战”“避战”的消极思想。某海军舰队的官兵，因长期在近海执行巡逻任务，缺乏远洋实战经验，部分官兵认为“有航母与导弹坐镇，无人敢挑衅兴南”，训练时敷衍了事，甚至在值班期间酗酒、赌博，舰队的战备状态大幅下滑；陆军某装甲师的士兵，因配备了先进的主战坦克，便忽视战术训练，认为“武器先进就能打赢战争”，在模拟实战演练中，因战术失误导致多辆坦克“被摧毁”，军队的战略威慑力与实战能力大打折扣。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本土成长起来的军队干部，因立场不坚定，被外部势力秘密拉拢，成为危害军队安全的隐患。泰安省王室流亡海外后，一直未放弃复国谋划，他们利用曾经的人脉与财富，暗中联系泰安省境内的旧部与支持者，军队中的泰族本土干部成为其重点拉拢对象。陆军第三集团军第七师师长巴颂，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巴颂出身于泰安省中部的泰族普通家庭，兴南国占领泰安省前，他是泰安省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凭借出色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加上“本土化建军”政策的扶持，一路晋升至师长，成为本土干部的标杆。但在泰安省王室残余势力的游与利益诱惑下，巴颂逐渐动摇——泰安省王室承诺，若他配合复国行动，待泰安省独立后便任命他为泰国陆军总司令，给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与财富。此后，巴颂开始暗中与泰安省王室联络员勾结，利用职权在第七师内部培养亲信，拉拢对兴南政府不满的泰族军官，同时收集兴南国军队的部署信息、训练计划等机密资料，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泰安省王室流亡政府，甚至计划在泰安省王室发动叛乱时，率领第七师倒戈，配合叛乱行动。类似巴颂这样被外部势力拉拢的本土军队干部，虽数量不多，但分布在占领区各军区，一旦爆发冲突，极易引发军队内部混乱，威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美苏冷战全面展开后，兴南国的崛起与中南半岛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美国、苏联及周边敌对国家，均将兴南国视为重要的干预目标，通过秘密扶持代理人、隐蔽文化入侵、经济干预等方式，企图干扰兴南国的发展，动摇其统治根基。
代理人势力的滋生已对政权稳定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为遏制兴南国在东南亚的扩张，通过菲律宾等东南亚盟友，向中南半岛的反兴南势力提供资金与武器，扶持秘密武装组织“中南自由军”，该组织在泰安省、越兴省的偏远山区建立据点，多次在占领区制造骚乱、破坏基建项目——1955年秋，“中南自由军”成员炸毁了中南半岛某省的铁路桥，导致当地的粮食、矿产运输中断半月，造成经济损失超5000万兴南元，还造成12名铁路工人死亡；苏联则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扶持兴南国内的左翼不满群体，组建地下政治组织“兴南进步党”，该组织在高校、工厂中宣扬反政府言论，策划罢工事件，1955年冬，在仰城某汽车制造厂煽动工人罢工，导致工厂停产三，影响了国家的工业生产进度；周边敌对国家缅国，更是暗中支持兴南境内的反兴南分裂势力，向其提供武器与情报，企图分裂兴南国的领土，削弱其综合实力，1955年一年间，缅国边境地区便发生了8次分裂势力袭击兴南驻军的事件，造成20余名兴南士兵牺牲。
泰安省王室的秘密复国谋划，更是外部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1948年兴南国占领泰安省后，泰安省王室成员流亡至英国，虽失去了对泰安省的统治权，但一直试图复国。流亡期间，泰安省王室通过变卖资产、寻求西方势力支持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资金，同时在泰安省境内秘密发展支持者，形成了以泰族豪强、旧官员、本土军队干部为核心的复国势力网络。除拉拢巴颂等军队干部外，泰安省王室还在泰国境内发放资金、物资，拉拢当地泰族民众，宣扬“泰族独立”理念，煽动民族对立，甚至策划暗杀兴南政府官员与军队将领——1955年夏，泰安省王室复国势力策划暗杀曼谷市市长，虽因安全部门提前察觉未能得逞，但已对兴南政府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为提升复国势力的战斗力，泰安省王室还通过西方势力，从欧洲购买武器，秘密运入泰安省境内，储存在偏远山区的据点中，准备伺机发动大规模叛乱，颠覆兴南政权在泰安省的统治。
文化入侵的手段则更为隐蔽：外部势力将思想渗透包装为“先进文化”“文明理念”，通过学术交流、文化捐赠等合法渠道，向兴南国的高校、科研机构输出价值观，解构兴南本土文化与民族精神。美国通过资助兴南高校的学术研究项目，派遣学者赴兴南讲学，向青年学生宣扬美式“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理念，部分高校学生受其影响，开始质疑兴南国的制度与发展道路；苏联则通过捐赠书籍、举办文化展览等方式，向民众传播苏联意识形态，试图影响民众的思想认知。同时，外部势力通过走私影视片、书籍、唱片等方式，向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传播美式生活方式与苏联意识形态，走私的美式电影中充斥着奢靡享乐的场景，书籍中则扭曲兴南国的历史与文化，挑拨华人与本土族群的矛盾、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实现“思想殖民”的目的。1955年，安全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非法文化产品清查行动，共查获走私影视片12万部、书籍35万册、唱片8万张，这些非法文化产品大多来自美国、苏联及周边敌对国家，对民众的思想造成了严重误导。
此外，外部势力还通过经济制裁、贸易壁垒等方式，干扰兴南国的资源开发与国际贸易，暗中支持占领区的资源走私，掠夺战略矿产与能源资源，削弱兴南国的经济发展根基。美国对兴南国的钢铁、机械等工业产品实施贸易壁垒，提高进口关税，限制兴南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导致兴南部分工业企业的出口订单减少，产能过剩；苏联则在能源贸易中抬高价格，增加兴南国的能源进口成本；周边敌对国家还暗中支持占领区的资源走私活动，泰族走私团伙将泰国境内的橡胶、锡矿等战略资源走私至缅国、马来西亚，再由外部势力收购，每年走私金额达数亿美元，导致兴南国损失大量税收与战略资源，企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兴南国妥协让步。
四大领域的沉疴相互交织，内部问题与外部威胁叠加，已悄然侵蚀兴南国的根基。楚阳深知，若不及时破局，兴南国的辉煌成就可能转瞬即逝，甚至重蹈历史上华人政权兴衰的覆辙。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已势在必校
面对深层危机，楚阳并未选择激进的变革方式，而是吸取历史上大规模运动失控的教训，明确提出“可控、有序、精准、高效”的四大原则，核心思路是“猛药治疴，但不打乱国家运转；彻底清理，但不引发社会动荡”。1956年初，兴南国正式成立以楚阳为组长、陈嘉为副组长的“政治文化革新运动领导组”，统筹推进运动开展，分前期筹备、中期推进、后期收尾三个阶段，分领域精准施策，确保运动始终在划定的边界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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